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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走西安，西去成都皆甚方便。况因该市在襄河东岸，故也兼有水路运输之便。虽云山高水陡，道路崎岖，然抗战八年，军事物质的运输实利赖之，以故就形势说，长官部设于老河口，实较适中。
迁老河口以后，使我最感诧异的，是人民生活极苦，教育水准极低，唯天主教势力却极为雄厚。教堂建筑巍峨，拥有大量的耕地，据说从未纳粮完税，官吏也莫奈伊何。佃农多为天主教徒。狡黠之徒恃有教会包庇为非作歹，而官厅则唯恐引起外交纠纷，只得隐忍不问。以故意大利的神父俨然一方的土皇帝。不过当地基督教会的作风则比较开明。
我迁老河口后的第一项设施，便是在市外约五里地的杨林铺成立第五战区干部训练班，由我担任主任，调本战区校官以上各级军官前来受训。旨在提高战斗精神，检讨作战经验，增进战斗技术，并联络感情，收效极宏。另于襄河西岸距老河口约九十里地的草店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校址设于武当山下诸宫殿式建筑的驿站中。相传这些驿站建于明代，那时武当山寺庙香火鼎盛；各方士大夫多来朝山，每年且有朝中大臣奉敕前来进香，这些驿站即于是时奉圣旨所修建。规模宏大，虽经数百年犹未改旧观。加以山林幽静，古柏参天，真是最理想的军校校址。该校除招收知识青年外，并调各军下级干部前来受训，故有学生队与学员队之分。因抗战已过三年，全国军队久经战斗；下级军官伤亡甚巨，亟待补充之故。
第八分校校长名义上为蒋委员长兼任，实际上，设一教育长负其全责。第一期，我呈请中央调桂林绥靖公署中将参谋长张任民为教育长。第二期，调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贻中将担任。徐的遗缺则由副参谋长王鸿韶接替。徐、王二人都是我国军界难得的人才，各有所长。然二人在长官部工作，意见时时相左，此亦中外所恒有的人事问题，足使身为主管长官的，有难为左右袒之苦，适祖贻有意担任斯职，我乃特为举荐，以作一事两全的安排。
此时在敌我对峙的休战状态中，我乃用全副精神主持干部训练班事宜。本战区所辖部队，大半都是中央所认为的“杂牌军”。各军历史不同，习性各异，装备参差，作战能力也不免有强弱之分。对于这些部队的驾驭指挥，必须一视同仁，恩威并用，因势利导，掩其所短而用其所长。例如川军和旧西北军的将领，积习甚深，断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又如在抗战前，川军将领因争夺地盘，各霸一方，视同敌国。今一旦并肩作战，自难期其泯除前嫌，融和无间。对付这些将领，我只有以身作则，并导之以为国家、为人民的大义。人非木石，经过长期潜移默化之后，行为习俗都能逐渐改善。如王缵绪集团军守大洪山数载，1941年正值鄂北、豫西一带发生大饥荒，赤地千里，人民真至易子而食的地步。而一向讲求高度生活享受的王总司令，那时竟能与士卒共甘苦，食树皮草根而无怨。后来王部调至后方整训，官兵见襄樊市上尚有白米出售，王部向以不守纪律闻名，那时虽垂涎欲滴，也绝未闻有抢劫米店的事发生。且抗战数年，出生入死，王缵绪所部之功亦不让友军。可见人心向善，领导者苟能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其次，如张自忠的第三十三集团军积习亦深，军中烟赌，习以为常。甚至张总司令本人及其部下师长刘振三等均有烟癖。他们沾染于旧社会的传统恶习，受毒已深，戒除不易，我也雅不愿当面训斥，使其难堪。一次，我亲赴襄河西岸荆门张部防地检阅，集合部队训话。略谓：我们军人在此国难期间，为国家、民族图生存，个人的生命均随时准备牺牲，难道我们还没有勇气与决心来维持军纪吗？但是烟赌两项，实是军中的大忌。这两项如不能戒绝，我们还说什么杀敌报国呢？训话检阅之后，我便离开张军他去，只望其闻言内疚，逐渐改正。
孰知张自忠是个血性汉子，他听了我谆谆开导，自觉惭愧万分。我离去的翌日，自忠便集合他的部队训话，以革除恶习，誓死报国的大义勖全军将士。最后，自忠大声问：“昨天李司令长官对我们的训话，你们听到了没有？”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欧战爆发后（2）
全军将士大声同答：“听到了！”
自忠又问：“戒除烟赌嗜好，你们做得到，做不到？”
将士又大声同答：“我们做得到！”
自忠说：“我们要做，应先自我总司令和军长、师长做起。”便命副官将他的烟具拿出来；当众捣毁。并宣布，此后军中官兵有烟癖的，若不自动戒除，即依军法惩治。因而第三十三集团军中原已发展至无可救药的烟赌两项恶习，数日之内，竟根绝无遗。而戒烟后的张自忠，未几竟身先士卒，战死沙场。凡此均可见中国军人坦率、忠诚的可敬可爱，以及“师克在和”一语意义的重大。
二
1939年9月初，希特勒忽出兵侵略波兰，英、法因与波兰缔有军事同盟条约，遂被迫对德宣战，欧战爆发了。为应付这个突如其来的新局面，蒋委员长特地在重庆召集军事会议，加以商讨。我便应召赴渝。其实在会上所讨论的仍然只是一些国内战事的问题罢了。
此次赴渝，最使我高兴的便是我又见到美国大使馆武官史迪威上校。他听说我到了重庆，特地专柬请我吃饭。一见面，史迪威便跷起大拇指向我说：“李将军，给你说对了，欧战真的打起来了！哈哈！”
我说：“上校，事不只此啊！万一不幸，英法联军为德国所败，以我预测，它的侵略箭头大有指向苏联的可能呢！”
史迪威大笑说：“将军，你又要作新推测了。德、苏已签了十年互不侵犯协议，你知道吗？况且英法联军有马其诺防线为屏障，德军要突破此一坚固无比的要塞地带，谈何容易，所以欧战一定成为持久消耗战之局。谁胜谁负，将军言之未免过早。”
我说：“史上校，你知道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一书上，不是以消灭共产主义为己任吗？难道你相信希特勒和你一样诚实，真的在十年之内不侵犯苏联吗？照我看来，希特勒的话不算话！至于马其诺防线，虽然坚固，也须有战斗意志坚强的部队防守，与激昂的民气作后盾，才可予希特勒以严重的打击。英法当局以往一味以姑息政策对付侵略者，自无从提高军心与民气。今日仓促应战，试一分析双方运用政略和战略的优劣，英法初期军事的挫败恐难避免。再者；今英法既有事于欧洲，自无力保护其在东亚的殖民地，所以近来日本特别强调‘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其欲称霸太平洋，已甚明显。说不定将有不利于贵国的行动呢！”至此，史上校似仍半信半疑，但也不再置辩，只说这种变化太大了，只有上帝才晓得。乃相与大笑。
过了两天，苏联大使也请我喝茶，在座只有首席顾问朱可夫中将和一中国译员。苏大使约我晤面的动机，可能是由于塔斯社远东副社长罗可夫曾在徐州战地听我分析未来国际形势，事隔一年又半，一部分竟已不幸而言中，故朱可夫等也想亲自听听我的言论。
苏大使中等身材，文质彬彬，有东方人面孔。朱可夫则身材魁梧，面孔巨大而眼睛细小，不愧为北极熊的典型。两君性情沉默，很少言笑，一见而知为深思沉毅的人物。与史迪威上校的豪放活泼、谈笑风生恰成一对照。稍事寒暄，苏大使即开始问我，对欧战今后发展的观察如何。我乃用极客观的态度作分析，略谓：英法因与波兰订有军事同盟条约，此次被迫对德宣战，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在战略上已居下风。闻英法军民战斗意志并不旺盛，唯马其诺防线是赖，须知在战争史上，未有攻不破的要塞。若英法联军不幸失败，巴黎沦陷，法国屈服，则希特勒动员了数百万劲旅，一旦失去攻击的目标便很可能乘战胜的余威，东向进攻苏联，实现其《我的奋斗》一书上的预言，故苏联应早为之计。说至此，朱可夫忽然离座，在客厅中踯躅思索，似颇有同感。
我继续说，届时日本的动向甚可注意，因日本素有南进派与北进派之分，此后南进乎；抑北进乎？颇可寻味。日本虽负有德、日、意三国轴心反共同盟的义务，似应向西伯利亚进军，夹击苏联。可是它的侵略大陆政策已陷在中国泥沼之中，自不愿再向西伯利亚酷寒荒漠地区进军，以免一误再误，不能自拔。今日英法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已成真空地带，日本只要一举手之劳，此资源丰富的地区即为其所有。此举抑且不负希特勒以日本分散西方国家力量的期望。从这点看，一俟时机成熟，日本实行南进政策，为形势所必然。世界大战范围愈益扩大，亦为必然的结果。只要受轴心侵略的国家能同心协力，奋斗到底，必获最后的胜利。谈话至此，遂告一结束。他们并未多加评论，乃尽欢而散。
在重庆会毕，我乘机向蒋委员长告假半月，回桂林省亲。因家母年高多病，很想看看我。军事委员会乃特地为我预备一架小飞机，直飞桂林。这是“七七事变”后我第一次返乡。桂林各界欢迎的热烈，与母子相见的欢愉，自不待言。
《李宗仁回忆录》第三部分欧战爆发后（3）
桂林是抗战中期西南的文化中心。由于地方当局比较开明，大批自由主义者及左翼文化人，都以桂林为乐土，群聚于这一座以“山水甲天下”闻名的省城。我到了桂林，这批文化界人士在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领导之下，为我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欢迎会和时事座谈会。会中，大家对欧战爆发后的国际新形势作了极为热烈的讨论。
一般左派人士对苏联在欧战前夕签订《德苏协议》的批评，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