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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当时的权要之中，支持赵桓者较少，支持赵楷者居多，他们对赵桓事事横加挑剔。赵桓处处谨小慎微，心境长期抑郁。史称：赵桓“自以地逼而望崇，每怀兢畏，讲读之暇，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81＇从上述史实看，所谓“事一不关怀”，只不过是伪装而已。由于善于伪装，以致把柄较少，这是赵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每怀兢畏”则是迫于外界压力的结果，久而久之，势必养成懦弱的个性。赵桓即位后，“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82＇遇事优柔寡断，诏令朝令夕改，或许与此有关。
四、钦宗侥幸继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生于元丰五年（1082）、时年不到44岁的徽宗突然宣布退位，做了10年太子、现年26岁的赵桓总算继位，史称钦宗。徽宗退位出于被迫，原因在于发生了金军进逼开封这一突发事件。在退位过程中，积累已久的矛盾顿时激化。
徽宗得知金军大举南下，连忙决定南逃淮、浙。他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将赵桓任命为开封牧，无非是让他留守开封，至多不过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而已。徽宗如此行事，太常少卿李纲万分焦急。他认为：“巨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李纲即刻与好友吴敏商议。次日，由当时担任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的吴敏出面，直言极谏。同时，李纲又刺臂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份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其成功于万一哉？”于是，“内禅之议乃决”。＇83＇当月二十三日，徽宗在上诏罪己之后，宣布内禅。＇84＇
关于徽宗决定退位的经过，另有一说：徽宗已有内禅之意，太宰白时中“久执不可”，＇85＇蔡京的长子蔡攸探听到这一重大情报，李纲与吴敏敢于恳请徽宗退位，出自蔡攸的指使。有关记载称：“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蔡）攸先刺探，引（李）纲为援，使冒策立功”；＇86＇“徽宗欲逊位皇太子，（蔡）攸探知上意，密以告（吴）敏，（吴）敏以力赞其事。”＇87＇这类大同小异的记载，追究其根源，均出自李纲与吴敏的政敌之口，很难令人信以为真。太学生陈东当时就指出：“上皇传位陛下，……此数贼实尝挠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88＇“蔡攸”，一作“蔡※”。＇89＇从前面所前引蔡攸“结郓邸为兄弟”的记载来看，当以“蔡攸”为是。何况徽宗如果不退位，蔡攸后来决不会赐死，他怎么可能促使徽宗内禅？退一步说，蔡攸即便果真“探知上意，密以告敏”，吴敏也确有“力赞”之功。难怪御史中丞许翰上疏钦宗，盛赞吴敏“首建内禅之策，以坚外御之心”，“眇然冒雷霆之威，忘家族之祸而建明之。此天下之奇节。”＇90＇
鉴于吴敏首建内禅之策的说法流传极广，徽宗不得不一再辩解。他曾向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制置使宋焕解释：“内禅出自我意，虽皇后亦不与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与此耶？”＇91＇又对主管龙德宫谭世绩、李熙靖表白：“去年内禅之事，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诚，不由人言。建牧之事可见矣。我无此意，人言且灭族，谁敢哉？或谓吾传位与唐睿宗上畏天戒，乃为之。吾有此意者数年矣。”＇92＇于是，吴敏的政敌大肆宣扬：“道君太上去冬锐然以大位内禅于陛下，不谋闱阃，不问阉官，不询群臣”，＇93＇“（吴）敏未尝建言”。＇94＇吴敏是否建言，这里姑且不论。徽宗所说“吾有此意者数年矣”，肯定是假话。如果没有金军的南下，“方富于春秋”＇95＇的徽宗绝不会退位。很清楚，罪已、内禅、南逃乃至于稍前让赵楷出任开封牧，都是“平日性刚”、死不认错的徽宗在非常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当时，金军已经越过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预计十日即将兵临开封城下。从前不可一世的徽宗，这时“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忽气塞不省”，苏醒之后，右手不能握笔，只能左手写字，幷感叹：“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才可能下诏罪己，表示：“今日不吝改过。”＇96＇也才可能放弃最高权力，传位太子赵桓。
十分危急的时局使徽宗无法考虑更易储君的问题，何况不仅赵楷的最为坚定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罢相，而且老谋深算的蔡京已于这年四月再度致仕。然而由于矛盾由来已久，在内禅过程中，冲突仍然必不可免。当钦宗一再拒绝登基之际，＇97＇殿内殿外都发生了图谋拥立郓王赵楷的事件。
殿外，赵楷凭借着父皇平日的偏爱和长期积蓄的力量，由数十名宦官簇拥，企图闯入殿中，争夺皇位。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仗剑拒之”，赵楷说：“太尉岂不识楷耶？”何灌指着宝剑回答道：“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98＇幷质问赵楷：“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99＇赵楷无言可对，只得惶恐而退。此事不仅见于野史，而且见于正史，不可视为小说家言。何况陈东在上书中早已确认：“陛下谦逊之际，闻数贼密请郓王，皆来至殿上。”＇100＇
殿内，童贯“有易置语”；梁师成劝告徽宗：“皇帝之上，岂容更有他称，乃幷称嗣君。”岂止童、梁二人而已，神志不甚清醒的徽宗告诉群臣，宦官大多反对内禅：“内侍皆来言，此举错。浮议可畏！”吴敏立即询问：“言错者谁？”幷建议：“愿斩一人，以厉其众！”徽宗假装胡涂：“众杂至，不可记也。”徽宗还单独告诉少宰李邦彦：“人情颇摇，称嗣君者，可见。”情况如此复杂，外间人们忧心忡忡，直到听说钦宗“御崇政殿，宰执立廷中”，幷“闻卫士迎驾起居声，始相庆。”＇101＇
拥立郓王赵楷，“师成实为谋始”。＇102＇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逃，刚回到开封的童贯，而是始终盘据宫中的梁师成。徽宗“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103＇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计。”＇104＇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道，为钦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语”，不仅“李邦彦等皆闻之”，而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略有所闻，是很难掩盖的。因而钦宗后来惩处童贯，“策立之时有异语”＇105＇是其十大罪状之一。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立即摇身一变，“争言”：“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106＇何况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又仅转告李邦彦一人，以致钦宗竟误认为梁师成有“旧恩”。
徽宗退位时，或许出自钦宗授意，某些宰执向徽宗提出三项请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权力。徽宗急于南逃，无暇他顾，一一依奏照准幷亲降御笔。这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获得胜利，不致成为听凭太上皇帝任意摆布的傀儡皇帝。
其一，“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107＇赵楷原来的地位虽然得以保持，甚至在表面上还略有上升。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三月二十八日，将他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但实权完全丧失，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如果说后来钦宗的五弟肃王赵枢、六弟景王赵杞、七弟济王赵栩、九弟康王赵构还曾奉命出使金营，那么曾经与钦宗争夺皇位的三弟郓王赵楷则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已变为“性懦体弱”＇108＇之人，再无当年的勇气。
其二，以王宗氵楚管干殿前司公事。这一职务系“矧提禁旅之严，中护皇居之重”＇109＇的要职。王宗氵楚“素骄贵，不能任事”，＇110＇绝非将帅之才，但他是钦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以便钦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氵楚“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111＇
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仍然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112＇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不复以事物撄怀。”＇113＇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皇后郑氏被尊为道君太上皇后。
由上所述可知，钦宗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幷最终即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深入人心的储君理当立嫡立贵的传统，有力地支持着钦宗；他本人一贯低调，乃至善于伪装；竭力拥立赵楷的王黼罢相，暗中支持钦宗的李邦彦拜相；特别是金军大举南下，徽宗惊惶失措，急于南逃。一言以蔽之，钦宗继位实属侥幸。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而已，钦宗即位幷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如果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还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那么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下篇 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后，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太上皇之称始于汉高祖刘邦之父太公，他幷非“父有天下，传之于子”，而是“子有天下，归尊于父”，因而“不预治国”。＇114＇唐高祖、唐玄宗退位后，虽称太上皇帝，但亦不预治国，那是由于子逼其父，父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