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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以他的帝师地位和儒学声望，加上貌似有理且文采飞扬的两句话，立刻被那些守旧的士大夫们广为传诵，见人便吟哦一番，反弄得洋务派招架不住。
第四部分 19．搞洋务，需要的不仅仅是魄力（2）
不过，倭仁的奏折里也有漏洞，而且被恭亲王奕䜣给抓住了。倭仁在折中说：“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征，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奕䜣于是反唇相讥说，倭仁既然认为不必师事夷人，想必自己有这样的洋务人才推荐，于是他上奏慈禧太后，让倭仁保荐精于西学的中国教师，并请倭仁来主持同文馆。
倭仁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当时是站在洋务派的一边，她为了杀杀守旧派的威风，便有意同奕䜣一起捉弄下这个老学究。于是，慈禧便很快批准了奕䜣的建议，让倭仁来主持设立同文馆。
这下好，倭仁反被弄得狼狈不堪，十分被动。说实话，倭仁身为理学大师，他不过随口空话说惯了，哪里懂得什么洋务，又哪有什么人才可以推荐呢？
当时翁同龢在日记里记述了倭仁的窘迫尴尬境地，说倭仁被委任筹办京师同文馆后，第二天他就去辞职，但未获批准；过了两天，倭仁又去辞职，仍未被批准，于是他去找奕䜣，两人谈了几句，倭仁几至拂衣而起；由于屡次辞职不能，倭仁在给小皇帝同治上课的时候急得老泪横流，把同治弄得惊愕了半天；又过了几天，倭仁从马上摔了下来，回家后便痰迷心窍，几至不语；直到用了这个苦肉计，倭仁才算是摆脱了这个任命并“为之额手称庆”。
倭仁虽然被弄得狼狈不堪，但同文堂的风波却并没有结束。在守旧派士大夫的鼓噪下，很多有意投考同文馆的官员，最后都打了退堂鼓。结果同文馆在98个报名者中只录取了30人，而因被录取者的素质太低，很快又被淘汰了20人，剩下的10人，最后也只有5人毕业。洋务派本希望通过同文馆培养一批精通西学的中高层官员，这个计划几同夭折。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当时的另一个大学士、军机大臣文祥，同样是饱读诗书的儒学大家，却力主推行洋务“新政”。据野史上说，有一次广东同文馆的学生毕业后，后选送到京师同文馆学习，到馆门口正要下车卸行李，突然来了个长髯老翁，满脸欢喜地将他们迎入，慰劳备至，随后又带他们到馆舍各处一一参观。有趣的是，每到一处，老翁就告诉他们说，此斋舍也，此讲堂也，此饭厅也，把所有地方都指示了个遍，言语和蔼，态度热忱。这些广东学生当时不知道这人是谁，觉得好生奇怪。参观完后，老翁又问他们：“吃午餐了吗？”学生们答道：“还没有。”老翁随即喊来提调官，这时很快来了个红顶花翎者，恭恭敬敬地在旁听候命令，学生这才知道这老翁非同一般，后来打听才知道，此乃当朝宰相文祥文中堂也。
两年后，同文馆聘用美国人丁韪良为总教习，在之后的几年里，又邀请了一些外国专家来中国任教，并逐步开设了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课程。由此，同文馆也成为近代中国第一所综合性的近代教育机构，并培养了一大批翻译人才、外交人才和科技人才。
但可惜的是，慈禧毕竟是一个久居深宫且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她对西方文明的认识有限而且缺乏基本的战略眼光，她支持洋务事业的发展也大都局限于器物层面，一旦新事物影响到朝廷赖以生存的专制统治的时候，慈禧便不再是学习西方的支持者而是终结者了。
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便是典型的案例。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洋务派的倡议下，清廷派出首批幼童赴美留学，以作为向西方学习的捷径。首批幼童共30名，他们出去的时候都拖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由于年龄小，他们没有受到传统观念和文化的束缚而是很快适应了美国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首批和随后派来的幼童们表现出很强的自主性，他们后来换下长袍马褂而改穿美式服装，有的人甚至剪掉了脑后难看的辫子。
剪辫易服的事情发生后，负责留美学生事务的封建守旧官员大为惶恐，于是将情况汇报给了国内。慈禧得知后，对于这些学生公然抛弃传统的行为大为恼怒，于是在1881年决定全部召回那些留美幼童，结果导致这些人被迫中断学业并遣送回国，其中大多数人的学业尚未完成，只有两人真正完成了大学学业。尽管如此，这批人在各种洋务如铁路、电报、外交等领域还是出了一些优秀的人才，如设计建造京张铁路的詹天佑、担任民国时期总理的唐绍仪和曾任民国外长的梁敦彦等。
慈禧初掌权力的时候，正值西风东渐、洋务兴起的关键时期，尽管她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但一旦新事物的发展影响到她的统治的时候，她就不再具有真正宽容的气度和雄伟的魄力了。当然，造就这种遗憾的原因，既是深宫中的女人气质所致，也是时代的局限性所在。
第四部分 20．敲山震虎，慈禧大闹议政王（1）
慈禧垂帘听政的第三年（1864年），太平天国终于被剿灭了。消息传来，朝野上下一片欢腾。慈禧在兴奋与庆幸之余，也感到一丝隐忧，那就是在外主持朝政的恭亲王奕䜣声名鹊起，光芒四射，“只知有恭亲王，不知有大清朝”，各种流言也不时地传入慈禧的耳中。
在人们将更多的目光投射到奕䜣身上的时候，身处内宫而不甘寂寞的慈禧感到愤愤不平，她不但认为奕䜣抢走了自己的风头，而且还越来越自大，似乎已经不把她这个皇太后放在眼里了。作为一个好强争胜而又小鸡肚肠的女人，慈禧绝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发生。
半年后的一天，奕䜣像往常一样入值进见两宫太后，这时，慈禧突然拿出一份奏折，满脸严肃地对奕䜣说：“有人参劾你！”奕䜣冷不丁地被吓了一跳，下意识地问：“谁弹劾我？”慈禧哼了一声，说：“蔡寿祺！”奕䜣听后，很不以为然地说：“蔡寿祺不是好人！”
蔡寿祺是道光朝的进士，也是个官场上知名的投机分子。可惜的是，老蔡的时运总是差那么一点，在各地谋官奔波无果后，一大把年纪了才以翰林院编修的资格补了一个日讲起居注官的职位。日讲起居注官因为经常出入宫中，老蔡也由此通过慈禧宠信的太监安德海得知了慈禧和奕䜣不和的内幕，这才冒险上折弹劾当时位高权重的恭亲王奕䜣，目的是借此讨好慈禧，让自己一举成名。当然，他冒着这么大风险做这事，也不能排除有沽名钓誉、从中渔利的念头。
两个女人看到奕䜣毫无认错的意思，不免心头火起，于是便立刻将奕䜣斥退。随后两宫太后避开奕䜣掌握的军机处，而是召集了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刑部侍郎王发桂、内阁学士桑春荣、殷兆镛等人到内宫开会。
在会上，慈禧带着哭腔，第一句话便是：“议政王植党擅权，现在已经到了我没法忍受的地步，我要重治他的罪！”
各大臣听后觉得莫名其妙，也不知道他们叔嫂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实在是话不知从何说起。慈禧见大臣们没有反应，还以为他们怕奕䜣报复，于是又把自己死去的丈夫咸丰给抬了出来，并厉声说：“各位大臣，你们想想先帝的遗诏，你们有什么可怕的？议政王现在是罪无可逃，你们赶紧想个办法，治他的罪！”
众位大臣是第一次看到慈禧发那么大的脾气，一个个被吓得胆战心惊，更不敢随便说话了。
老成持重的周祖培见慈禧怒气冲冲，又觉得气氛老这么僵着也不行，只好敷衍了一句：“这事得两宫皇太后乾坤独断，我们这些做臣子的不敢妄言。”
慈禧听后大怒：“如果什么事情都让我们来做，那还要你们干什么？等到皇帝今后长大亲政了，我看你们到时怎么逃脱惩罚！”
慈禧半是怒斥半是威胁的话，顿时让气氛紧张了起来。周祖培身为众臣之首，毕竟是深得官场之道，他略一沉吟，便从容答道：“这事得要有真凭实据，还望太后容臣等退下调查清楚后再治罪不迟。”说完，周祖培还主动请缨，请求与大学士倭仁一起来抓这个案子。
周祖培的提议，既是缓兵之计，也让两宫太后有台阶可下，慈禧听到这里，也不好再逼迫他们立刻给奕䜣治罪，只得准奏让他们先去调查，再作处理。
周祖培与倭仁接令后不敢怠慢，他们随后就齐聚内阁开会并将蔡寿祺召来追供。在蔡寿祺的奏章中，主要弹劾了奕䜣“贪墨、骄盈、揽权、舞弊”四大罪状，于是询问就此展开。经过一一对证，蔡寿祺除了在“贪墨”（收受贿赂、任用私人）一项中提出“薛焕、刘蓉”二人外，其他三项均含混其词。而且，就连“薛焕、刘蓉”二证人，蔡寿祺也仅是风闻而已。
第四部分 20．敲山震虎，慈禧大闹议政王（2）
讯问下来，周祖培等人犯了难，不知道该怎么回禀是好。在经过一番商议后，周祖培等人认为慈禧可能只是不满于奕䜣在召对时出现“不恭”之态，因而要削夺奕䜣的部分权力；于是他们决定这样向两宫太后报告调查结果和处理建议：“原折弹劾恭亲王‘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查无实据，但未必事出无因。想必恭亲王在召对之时，偶尔会流露出‘骄盈、揽权、徇私’之状，自然是难逃圣明洞鉴。臣等建议是否将恭亲王的事权稍加裁减，也可保全懿亲之处。”
令周祖培等人没有想到的是，慈禧在再次召见他们的时候根本不看他们的奏议，而是直接拿出一份她自己写的东西，这就是以她儿子同治皇帝的名义拟定的朱谕：
“朕奉两宫皇太后懿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