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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的地方也会发生，——就已经表明，用农业的自然生产率高于其他产业部门的生产率来解释为什么这个价格超过普通生产价格而产生一个余额，为什么农产品相对地说比较贵，是件多么荒唐的事情；因为，恰好相反，劳动的生产效率越高，它的产品的每一部分就越便宜，因为体现同量劳动从而体现同一价值的使用价值的量就越大。
因此，地租分析上的全部困难在于，说明农业利润为什么会超过平均利润，不是说明剩余价值，而是说明这个生产部门所特有的超额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不是说明“纯产品”，而是说明这个纯产品超过其他产业部门的纯产品而形成的余额。平均利润本身是在十分确定的历史生产关系下的社会生活过程所形成的一个产物，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产物要以极为复杂的中介过程为前提。要能够谈论超过平均利润的余额，这个平均利润本身必须已成为标准，并且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一样，已成为生产的调节器。在资本尚未执行强行榨取一切剩余劳动，并直接占有一切剩余价值这一职能，从而资本也还没有或只是偶尔使社会劳动受它支配的社会形态内，根本谈不上现代意义上的地租，谈不上地租是超过平均利润即超过每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所生产的剩余价值中所占的比例部分而形成的余额。可是，例如帕西先生就很幼稚（见下面），他认为在原始状态下，地租就已经是超过利润即超过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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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一个历史规定的社会形式而形成的余额，所以在帕西先生看来，在没有任何社会的情况下，这种社会形式也几乎一样能够存在。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只是刚开始分析当时还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他们来说，地租的分析或者毫无困难，或者困难的性质完全不同。配第、康替龙，总之，那些离封建时期比较近的著作家们，都把地租看成是一般剩余价值的正常形式，而对他们来说，利润还模糊地和工资混在一起，充其量也不过表现为这个剩余价值中由资本家从土地所有者那里强取的部分。可见，他们是从下述状态出发的：第一，农业人口还占国民的绝大部分；第二，土地所有者还是这样的人，他凭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能够把直接生产者的剩余劳动直接占为已有，土地所有权因此也还表现为生产的主要条件。因此对这些经济学家来说，还不可能这样提出问题，即反过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去研究，土地所有权怎么能把资本所生产的（也就是从直接生产者手里夺取的）、并且已经由资本直接占有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再从资本手里夺走。
在重农学派那里，困难的性质已经不同。他们作为资本的实际上最早的系统解释者，试图分析一般剩余价值的性质。对他们来说，这个分析和地租的分析是一致的，因为在他们看来，地租就是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唯一形式。因此，在他们看来，提供地租的资本或农业资本，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它所推动的农业劳动，也是唯一的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所以从资本主义的观点出发，完全正确地把这种农业劳动看作是唯一的生产劳动。他们完全正确地把剩余价值的生产看作是决定性的事情。他们的巨大贡献，首先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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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商主义相反，他们从只是在流通领域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回到了生产资本。重商主义以它那种粗浅的现实主义，形成了当时真正的庸俗经济学，它在实际利益面前，把配第及其后继者们作出的科学分析的开端，完全抛诸脑后。在这里，我们在批判重商主义时，只是附带谈到它关于资本和剩余价值的见解。以前已经指出，货币主义把为世界市场进行的生产，和产品到商品从而到货币的转化，正确地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和条件。当它进一步发展为重商主义时，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是商品价值到货币的转化，而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了，但它是从流通领域的没有概念的观点出发的，并且同时认为这个剩余价值表现为剩余货币，表现为商业来往中的余额。但是，下列事实正确地表现了当时有利害关系的商人和工厂主的特征，并且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是相适应的。这就是：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与此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适时地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这同时还会在自然国民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产业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因此，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这个主义的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他们借口只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且宣告资产阶级社会替代了旧时的天国。同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资本和资本家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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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利益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已成了现代社会中国家实力和国家优势的基础。
其次，重农学派正确地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一切资本的发展，按自然基础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的。如果人在一个工作日内，不能生产出比每个劳动者再生产自身所需的生活资料更多的生活资料，在最狭窄的意义上说，也就是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如果他全部劳动力每日的耗费只够再生产他满足个人需要所不可缺少的生活资料，那就根本谈不上剩余产品，也谈不上剩余价值。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并且首先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资本主义生产，使社会中一个日益增大的部分，脱离直接生活资料的生产，并且象斯图亚特所说的那样，转化为自由人手，使他们可以在别的部门任人剥削。
但是，那些较近的经济学家，例如德尔、帕西等等，他们在整个古典经济学趋于没落，甚至即将终结的时候，又重拣起了关于剩余劳动和一般剩余价值的自然条件的最原始的观点，并且在地租早已被人阐明为剩余价值的一个特殊形式和特殊部分之后，还自以为对地租提出了某种新的和独到的见解，对于这些人，我们该说些什么呢？庸俗经济学的特征恰恰在于，当那种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是新颖的、创造性的、深刻的和正确的见解，已经变成平凡、陈旧和错误的东西的时候，又把它们重新拣起来。这样，它也就供认，它对于古典经济学已经研究过的问题毫无所知。它把这些问题，和那些只能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个较低发展水平上提出的问题混为一谈。至于他们无休止地、自以为是地反复咀嚼重农学派关于自由贸易的论点，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这些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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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实际方面还使某些国家发生兴趣，却早已失去任何理论意义了。
在真正的自然经济中，农产品根本不进入或只有极小部分进入流通过程，甚至代表土地所有者收入的那部分产品也只有一个比较小的部分进入流通过程，例如古代罗马许多大领地和查理大帝时的领地都是这样，整个中世纪的情形也或多或少是这样（见万萨德《法国劳动和劳动者的历史》）。在这种经济中，大领地的产品和剩余产品，决不单纯是农业劳动的产品，其中也包括工业劳动的产品。家庭手工业劳动和工场手工业劳动，作为农业（它是基础）的副业，在古代和中世纪的欧洲，以及在传统组织至今还没有遭到破坏的印度公社，就是这种自然经济赖以建立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完全消灭了这种联系；对于这个过程，人们特别可以根据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的英国进行广泛的研究。那些在或多或少还是半封建社会内成长的思想家，例如赫伦施万德，甚至在十八世纪末，还把农业和工业的这种分离，看作是一种有勇无谋的社会冒险，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危险的存在方式。甚至在那种表现出同资本主义农业有最大相似点的迦太基和罗马的农业中，同种植园经济相似的地方，也超过同那种与真正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相适应的形式相似的地方。这个形式上的相似点，——而且，这种相似点在一个已经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象蒙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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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那样在每个货币经济中都发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人看来，在一切重要之点上都完全是错觉，——在古代意大利大陆上是根本找不到的，也许只有在西西里可以找到，因为这个岛是作为对罗马的农业进贡地而存在的，因此，农业基本上是以出口为目标。在那里，可以找到现代意义上的租地农场主。
关于地租性质的一种不正确的见解，是以下述事实为基础的：实物形式的地租，已经从中世纪的自然经济，在完全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相矛盾的情况下，一部分作为教会什一税，一部分作为由旧的契约保存下来的古董，一直沿袭到现代。由此就造成一种印象，好象地租不是由农产品的价格产生的，而是由它的总量产生的，因而不是由社会关系产生的，而是由土地产生的。我们以前已经指出，虽然剩余价值体现在剩余产品上，但是，反过来，在产品总量单纯增加的意义上所说的剩余产品并不表现剩余价值。它可以代表价值的减少；不然的话，1860年的棉纺工业，和1840年相比，必然代表一个巨额的剩余价值；其实恰好相反，棉纱的价格已经下降。地租也可以由于农作物的连年歉收而大大增加，因为谷物的价格将会上涨，尽管这个剩余价值将会体现在一个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