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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4日，史蒂夫去了苏联，但他觉得应该准备回库比提诺了。他还想着与斯卡利重修一下感情、调和一下观点，以便于能在苹果公司从事新的工作，当然不论什么样的工作都行。然而，当他在7月中旬回到苹果公司的时候，他发现公司已经不再需要他了。
“他们叫我搬出我的办公室，他们在苹果公司大楼的街对面给我租了一幢小楼。我给它起了个绰号，叫‘西伯利亚’。
“我就这样搬到了苹果公司的对面，我要让苹果公司的每一位管理人员都有我家的电话号码。我知道斯卡利肯定有，所以我就给剩下的那些人挨个儿打电话，让他们都知道我的电话号码。我还告诉他们，如果有用到我的地方，尽管给我打电话好了。
“他们说话都显得很亲密，但没有一个人给我打电话。这一着儿不灵，我只好像往常一样去公司工作。我到了那里后，只能接一两个电话，打开几封电子邮件看看。大部分公司管理方面的文件都不会再放到我的办公桌上了。一些人可能是因为看到我的车停在停车场里，就过来安慰我，向我表示同情。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感到很沮丧，就得跑回家里待上三四个小时，真的很沮丧。
“我这样做了几次，但我感觉这简直就是对我精神的折磨，我就不再去了。要知道，在那里没有人是真的想念我。”
但有一个人还会想着史蒂夫，他就是仍然对史蒂夫忠诚的前麦金托什机市场部的主管迈克？默里。默里已经搬到和史蒂夫相邻的办公室了。有一天，默里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然后就到了史蒂夫空荡荡的办公室。在这一个星期里，没有人想到史蒂夫。在重组后的管理层里，一些以前忠于史蒂夫的管理人员在几个星期前曾经答应过史蒂夫，如果有事就找史蒂夫，可现在他们好像突然从公司里“蒸发”了。斯卡利新的“忠臣”们认为，默里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人，因为他和史蒂夫走得太近。虽说如此，默里还是提出了“一个苹果”的口号，为了对苹果公司新管理层施加影响，他只有这么做了。在1985年的夏季和秋季，斯卡利为了赢得苹果Ⅱ电脑研发组成员和麦金托什机研发组这群“海盗队员”的忠诚，就把“一个苹果”这个口号当做苹果公司的“战斗口号”。默里每次听斯卡利说“一个苹果”的口号，他都要暗地里嘲笑斯卡利。（默里最终也离开了苹果公司，去了苹果公司的竞争对手微软公司。）
虽然史蒂夫仍旧是苹果公司董事会的主席，但他已经不参加公司的日常工作了，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监督工人装修自己的房子上。后来他又想去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做事，因为国家航空航天局正在进行宇宙探索方面的研究，史蒂夫希望有一天能够驾驶航天飞机。但他又发现，自己并不符合政府规定的条件，他那“探索宇宙”的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苹果公司的股价还是一直下跌，最后跌至每股15美元。6月28日，也就是在这一季度末的时候，苹果公司宣布，自公司成立以来第一次亏损1 720万美元，而且电脑销量也比去年的同一季度下降了11％。苹果公司亏损这么严重让史蒂夫很吃惊，他也开始责怪自己给公司带来的麻烦。然而几天后，史蒂夫遇到了更让他吃惊的事情，那就是斯卡利在公司的季度会议上对证券分析师们作了一番演说。他这番演说主要是针对苹果公司最近的不良局面和未来计划的。“在公司里，已经没有史蒂夫？乔布斯发挥作用的部门了，”斯卡利在会议结束时告诉他们，“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斯卡利的演说很快就传到了新闻媒体那里。几天以后，斯卡利又对一群打算采访他的记者重申了他的话，说完后，就开着他的豪华轿车走了。史蒂夫对这样的话感到非常震惊。
“你似乎觉得有人在你肚子里用拳头打你，”史蒂夫在描述自己当时的感觉时这样说，“它简直要把你打得不省人事了，你无法呼吸。这就是我当时的感觉。现在我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好好休息，但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我曾经在森林里走过很长的一段路，在那时，我真的不想同任何人讲话。”
几天以后，史蒂夫决定出售苹果公司的85万股股票，这只占他所有股份的10％多一点，这个数额也是证券交易委员会所规定的在一个季度里出售的最高股票数额。售出这些股票使史蒂夫净赚1 100万美元。史蒂夫的这次股票出售也平息了一些人的谣言，因为在5月底，史蒂夫曾经打电话给摩根士丹利公司，所以有些人就接连不断地散布谣言，说史蒂夫将会通过杠杆收购①的方式重新夺回苹果公司。史蒂夫没有那么想，他只是想尽快地走出苹果公司的阴影。但按照规定，史蒂夫要想出售苹果公司的个人原始股，就必须卖掉他那些零零散散的公司股票，而这些股票加起来就有600万股，即使是按照苹果公司股价下跌时的行情，其总价值大约也有9 000万美元。对于史蒂夫出售苹果公司股票的举动，外界有着各种各样的传言。没有人相信这个30岁的年轻人会接受被赶出自己公司的命运。外界对史蒂夫的推测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他手中的巨额资金成立一个投资基金组织，然后当一个风险投资专家；二是重新创建一家计算机公司。人们这样推测是有理由的，因为在斯卡利最后一次对苹果公司进行重组前的几个月里，史蒂夫一直打算去乔治？卢卡斯电影公司的电脑图形设计部。现在史蒂夫手中掌握着这么多的资金，他要用它做什么呢？
上面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快就有了。由于史蒂夫没有多少事情，所以他的时间很充足，于是，他就找了一家咨询公司，想让这家公司给他找一条从政的路。这家公司曾经和史蒂夫的行为榜样—佛教信徒、前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杰里？布朗一起合作过。但史蒂夫从来没有投过票，也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派别。这家咨询公司明确地告诉史蒂夫，要想获得选民的支持是很困难的。此路不通，史蒂夫只好去寻找别的出路。
“我认为最能发挥我特长的就是设计新型电脑产品，这也是我喜欢的工作。”史蒂夫后来这样说。也是在那个夏天，他才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他周围的同事都是这样描述他的。“因为我喜欢做，所以我能够做得最好。我召集了一小组计算机‘天才’，成功地研发出了苹果Ⅱ电脑和麦金托什机。
“有一天，我拿出了一张纸，想写一下我最关心的事情。当然，这10多年以来我自己最关心的就是苹果公司和苹果电脑，因为我创造了苹果Ⅱ电脑和麦金托什机。但除了这些，我最关心的就是促成苹果教育基金（Apple Education Foundation）的创立。我提出了这个看似有点疯狂的想法，紧接着根据这个想法创建了一个名叫‘孩子不能等’（The Kids Can’t Wait）的项目。按照这个项目，我们想办法给美国的每一所学校都赠送一台电脑，后来项目的实施情况是，加利福尼亚州的每一所学校都得到了一台我们赠送的电脑，总共大约是1万台。
“我把研发电脑和培养人才两个项目结合了起来，带领着为数不多的电脑‘天才’一方面创造电脑奇迹，另一方面关注教育事业。
第25节：
史蒂夫还去了斯坦福大学的图书馆，在那里细细查看生物化学和DNA重组方面的研究成果，他想了解在湾区除了电脑产业以外的其他迅速发展的产业。他以前曾经会见过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生物化学家，他就是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保罗？伯格（Paul Berg），那次见面还是一年前在为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举行的宴会上。这次史蒂夫打电话给伯格，邀请他一起吃午饭，并顺便询问他几个问题。就这样，史蒂夫和伯格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家咖啡厅见了面，并谈了很长时间。
“他向我介绍他们正在研究人类基因修复项目，”史蒂夫说，“实际上，基因修复项目的研究规则性很强，要求精确无误，有点像计算机科学中的一些思想概念。”
“他对我说他们如何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实验室里工作，而且一两个星期才能作一次实验。我问他：‘为什么不用计算机作模拟实验呢？用计算机作实验不仅可以使实验效率更高，而且以后学习微生物学的学生可以应用保罗？伯格开发的基因重组软件进行科学研究。’他听了我的话，眼前一亮。”
但伯格回想起那次谈话时，说的和史蒂夫有点不一样。伯格说，是史蒂夫听完他的话眼前一亮的。这位科学家向这位年轻的创业家解释道，现在能够模拟实验项目的计算机的价格还是太高，相关应用软件也很少。“突然，史蒂夫很是兴奋，因为他打算要成立一家研发这种电脑的公司，”伯格回忆说，“他跟我谈话前，头脑里就想到要创建一家新公司了。他很年轻，也很富有，因此他要在以后的日子里找一些事情做。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史蒂夫从参与设计“蓝匣子”到设计苹果Ⅰ和苹果Ⅱ电脑，然后是设计“丽莎”电脑，最后是麦金托什机，可以说他这一路走来自己的创造能量都有释放的渠道，可现在他已离开苹果公司很长时间了。在与伯格谈话后，史蒂夫看到了希望，他的创造激情又重新被点燃了。他要研发一种新产品，一种新机器。他要全身心地投入，努力地去开拓一条新的路。
8月底，正当史蒂夫打算以大学为市场设计一种新型电脑的时候，苹果公司又有了新的动向，公司决定设计开发一种新型电脑，这种电脑与史蒂夫头脑中所想的电脑不谋而合。开始时，是加塞取消了刚刚启动的麦金托什大型机的研发计划，转而支持技术要求不高的小号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