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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勤工俭学的学生看来，蔡元培签署的“通告”无疑是彻底斩断了他们在法国的生路，而胡适则站在理解宽容的角度，认为蔡元培是不得已而为之。尽管他不认为这样决绝是个好办法，也不会有好结果，但他还是站在蔡元培的立场对他的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同情。胡适对蔡元培是信任的、尊敬的，哪怕在某些方面并不认同蔡元培的观点。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不满学潮风波（1） 胡适日记里集中出现“蔡元培”的名字以及北大，是在1921年和1922年这两年间，也是他在北大执教第一个周期中的最后两年。实际上，自1920年11月至1921年9月间，蔡元培并不在北大，而是在欧美访问。于是，离开蔡元培的庇护和支持，胡适在此期间在北大沉寂了很多。在不少事情上，特别是在学界罢教风潮中，他说话的分量也打了折扣，足见他之所以能在北大立稳站住，很大程度仰仗于蔡元培的提携。 蔡元培与胡适一样，力主在北大实行男女同校。因为如此，他招致守旧势力的打压和排挤，不得已之下，以出国考察的名义避走欧美。他走后不久，北京学界“为饭碗问题”（陈独秀语）而掀起的风潮一浪高过一浪，直至发生教员罢教“索薪”，甚至还造成流血。 胡适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学潮中的一次惨剧： 1921年6月3日 是日北京学潮忽演出一种惨剧，真是不幸的事。…… 当教职员到部（指教育部——引者注）时，原不曾料到学生几百人也会退到教育部来。夷初（指马叙伦——引者注）先生见这个示威的好机会，岂肯放过？他在大会场用传声筒演说，主张请马次长（指教育次长马邻翼——引者注）领我们同去总统府请愿。这时候，即有人大喊：“不要让次长跑了！”后来他们便簇拥马次长出门。到新华门时，夷初大概以为兵士不致行凶，又挟有马次长，故首先冲入。后来卫兵知教育次长亦在被打的人之中，就把他抢进去，夷初不肯放手，故受伤甚重。后夷初血流满面，犹直立大骂：“你们为什么不要脸，都跑了！既怕打，何必来！……” 对于为“索薪”而罢课罢教，胡适很不赞成，但像他这样的反对派占少数，少数服从多数，他只能服从。而他在失却了蔡元培的鼎力支持后更加势单力薄，只能眼见局势越变越糟，却也无力扭转，索性避开忙着去做学问并陪杜威四处讲学。于是在日记里，他似乎一直忍而未发。直到“惨剧”发生一个月、他在接到陈独秀的一篇“斥责”信后，才敞开胸怀，在日记里好好宣泄了一下： 1921年7月7日 仲甫来一长信，大骂我们——三孟、抚五、我，——为饭碗问题闹了一年的风潮，如何对得起我们自己的良心！我觉得他骂的句句都对。这一年半，北京学界闹的，确是饭碗风潮。此风潮起于八年十月十日——国庆日。那时我在山西，到我回来时，教职员的代表——马叙伦等——已在进行了。到十二月中，他们宣告罢课，我那时一个人出来反对罢课，质问代表虽有全权与政府交涉，但无全权替我们大家辞职罢课。那时夷初因为我对于代表的权限提出质问，便声明辞职不干了。那天的大会怕饭碗打破，以大多数的表决维持代表的全权；从此以后，代表就有全权替我们辞职了。后来我就不过问这件事。……四月三十日之阁议以后，我即主张立时上课，夷初与仲逵一班人坚持不可，仲逵因此问题几与铁如打架。后来就更不可收拾了。……“六三”以后，更糟极了。 总之，我这一年半以来，太“不好事”了。因为太不好事，故我们竟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跑向地狱里去！我记此一段，表示自己的忏悔。 其实并不是胡适甘心“让马夷初带着大家乱跑”，而是他阻挡不了。尽管他没明说，但也可知他此时急盼蔡元培回国重新坐镇北大的迫切心情。所以，当9月份蔡元培回京后，胡适立即前往探望。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不满学潮风波（2） 1921年9月18日 洗浴。自浴堂打电话到蔡孑民先生家中。问知蔡先生已于早十一时到京，就约定时间去看他。四时半，到他家。蔡先生精神甚健，虽新遭两件大不幸的事——死了夫人与令弟——而壮气不少减退，甚可喜。小停，孟馀也来，我们谈很久。 不仅如此，胡适更在随后的几日内，数登蔡门，与蔡元培高谈阔论北大教育问题： 1921年9月19日 七时，到蔡先生家……我谈大学进行事，决定“破釜沉舟”的干去。蔡先生尚不退缩，我们少年人更不当退缩。是夜商定：（1）图书募捐事；（2）主任改选事；（3）教务长改选事；（4）减政事；（5）组织教育维持会事。 散会时，已十点半了。 1921年9月25日 与蔡先生谈大学改良事，他要我写出来。我回家后，即写了一封详信给他。…… 1921年9月26日 三时，与蔡先生同到他家谈话。他很赞成我给他的信，他批了几句话，要我带去提出今天的教务会议。 看得出来，此时的胡适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大有要干一番事业的气势，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气势，不仅是受到蔡元培“壮气不少减退”的感染，也是因为身后又有了蔡元培的支持而重燃起了信心。 其实早在这年的5月间，胡适在北大校舍遭遇了一次火劫后提议：“为免除北大图书馆危险起见，将本校教职员本年四月份应得薪俸，凡每人每月在六十元以上者，全数捐作图书馆建筑费。其每月薪俸在六十元以下者，自由捐助。”但是自此以后，我们在他的日记里未见此项工作的进行状况。就在蔡元培回京前一个月，北大代理校长蒋梦麟函告胡适，说“教职员饭钱不知在哪里，还管什么图书馆”。或许在胡适看来，是否能募捐成功，并不在于教职员是否有饭钱，而在于领导人是否有此决心。正在这时，蔡元培回来了。于是，胡适又有了些信心，重提“图书募捐事”。 至于“教务长改选事”，胡适在随后的日记里有详细记载： 1921年9月23日 六时，大学选举教务长，孟馀当选。前夜蔡宅商议时，孟馀力辞连任，故他们要我干此事。我也知道有些人的推我未必出于诚意，但我也不曾力辞。我也要看看他们的把戏。今日举我的票数少于那夜的人数；这是我意料之中的。孟馀是熟手，自然最适宜。举出后，他推辞不肯连任，但他的理由不能成立，故我驳他，劝他不要辞了。 胡适所说的“他们”不知是指哪些人。显然，“他们”推举胡适任教务长并非心甘情愿，按照胡适的说法，可能隐含着某种“把戏”。但是，“他们”又为何要公开推举胡适，却又在投票时放弃？难道是做给蔡元培看？ 尽管胡适未能当选教务长，但他对改良北大教育仍然是全身心地投入。他在日记里所说的为此给蔡元培写的一封信，洋洋数千言，既总结了过去一年来北大存在的问题，也在“预科改良问题”、“非试验班的预科新生办法”等问题上提出了详尽的建议。蔡元培对此信的批语是：“胡先生提议各条，元培均甚赞同，惟进行程序须经教务会议议定，请提出为幸。” 蔡元培的批语显出他处事的严谨。在议定会议上，胡适的“延长一学期”的建议被否定，他们甚至觉得这个建议是可笑的。胡适的“预科改良计划”被几个人肯定，也被另外几个人否定，最后讨论出一个“办一个带试验性质的班，办法另定”的办法。实际上也就是搁置了胡适的建议。对于这一天的议定会，胡适在日记里这样记道： 1921年9月26日 这一天的会，把我气的难受！从前蔡先生在校时，向无此种怪现状。 这样的感叹也透出胡适无限的失望。蔡元培虽然回来了，整顿改革教育的思想也没有变，但是，他面临的已不再是原先的环境。矛盾、斗争日益尖锐，他的阻力也越来越大。不要说胡适的提议屡被否决，就是蔡元培自己，威信和能量也在递减。也正因为如此，胡、蔡二人似乎更紧密地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共同面对反对派的压力，也共同成为被攻击的对象。
《日记的胡适》 第一部分平息“讲义费风潮”（1） 1922年3月15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联席会议通过决议：次日停课一天，在美术学校开八校大会。同时，有人提议：提前放春假七天，若政府仍不发经费，则提前放暑假。对此，胡适大加反对。 但是，在4月9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上，仍然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胡适颇为恼火，不过，令他欣慰的是，蔡元培在会上态度坚决，演讲时义正辞严。为此，他在日记中这样记道： 1922年4月11日 前天（九日）联席会议主张延长春假，——实则罢课之别名——蔡先生亲自出席，为很激烈的演说，坚执不肯延长，并说：如果教职员坚执此议，他便要辞职，但此次辞职，不是对政府，是对教职员。联席会议的人虽然很不满意，——因为蔡先生还说了许多很爽直的话——但不能抵抗。于是昨日各校一律开课，而联席会议的各代表一齐辞职。 蔡先生此举极可使人佩服。我曾说，去年三月十二日的大会，我少说了几句话，不曾反对罢课，遂酿成三四个月的罢课。一年以来，良心上的负咎，这是最大的一件事了。此次蔡先生此举，使我更觉得我的懊悔是不错的。 一直对上一年的罢课罢教进而酿成“六三”惨案而自责的胡适，如今与蔡元培并肩努力，终于制止了又一次的罢课行动，多少消融了他一直以来积在心中的块垒。在外人看来，蔡元培之所以如此反应激烈，是受了胡适的“挑唆”。上海《申报》在一篇报道中就直接用了“蛊惑”这么一个词，说“蔡元培之孤行，系为胡适所蛊惑”。对此，胡适在日记里说： 1922年4月17日 …… 我看了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