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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游在温馨的房间之内，从而使上帝父亲在弥漫着柔美圣洁的女性氛围之间，在人们的心中显得格外的庄严与肃穆，从而达到神圣的崇高境界。
佛教绘画与浮雕之中的飞天形象，也同样具有渲染佛法无边的人间色彩。人们可以试着想一想，在神圣的殿堂里面，彩带逶迤、体态妙曼、容貌端庄、表情生动的少女身影，将人间的温馨充溢于秩序森严的空间，使神明的威严转化为神性的祥霭，从而引发人们来自心底的崇敬。可惜的是，这样诱人心动的美好情景，这样促人信仰的美好情愫，却被封闭在中国敦煌的荒漠之中！这究竟是满天漫卷的黄沙所造成的灾难，导致人们不得不失去了亲眼目睹的多少次机会？还是倾城倾国的祸水会酿成恐惧，促使人们不得不在人为压制之中来故意地忘却？
这也许更多的是出于故意的忘却。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之中，男尊女卑的始终存在，注定了男人与女人之间，将永远处于敌视的状态，对于这一点，连上帝也不予否认。这就在于，男人需要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势地位，因而也就必须坚持对于女人的那种非人的歧视，将女人视为延续男人生命的具有生殖功能的器具，在根本上无视女人作为人的起码权利，对其任意进行处置，仅仅当做一件玩意儿玩弄于男人的掌股之上。
当男人贫贱的时候，女人可以被男人当做东西来换取钱财，于是出现了买卖妻子，甚至出租妻子的交易现象；当男人富贵的时候，女人可以被男人当做礼物来换取权势，于是出现了转送侍女，甚至献上妓女的行贿现象；当男人失败的时候，女人可以被当做祸害的根源，于是出现了淫妇毁家，甚至荡妇祸国的祸水现象；当男人成功的时候，女人可以被当做荣耀的勋章，于是出现了妻妾成群，甚至后宫三千的独夫现象。
然而，所有这些现象在父权社会之中，并不是孤立地发生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实际上，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也同样地出现在家庭中的父母与子女之间。在由家而国的扩展之中，在官员与平民之间，在君王与臣属之间，也照样会出现类似的现象。难道父母没有把子女当过钱财、礼物、祸害、勋章吗？难道官员没有把平民当过钱财、礼物、祸害、勋章吗？难道君王没有把臣属当过钱财、礼物、祸害、勋章吗？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所有那些从卖儿鬻女到望子成龙、从为民父母到为民请命、从奴才该死到齐呼圣明的现象，统统都在陈述着一个古老而尚未消失的文化命题：男人、父母、官员、君王都不过是父权的表象，而父亲则是父权这一绝对权威的总体象征。于是，既可以用皇权来对这种绝对权威加以社会性的命名，也可以用夫权来对这种绝对权威进行男女间的言说，从而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父权社会里所独具的绝对权威张力：人们在承受父母之命中来确认夫权，人们在跪拜父母青天之中来确认皇权。总而言之，从男人到父母，从官员到君王，一切的不平等关系，都通过历史的神化，来进入民族的神话，来渗入民族的宗教，来化入世界的宗教。
所以，在人的历史之中，只有男人的谱系。在中国的祠堂里，祖先的族谱是如此，没有儿子便无法承接香火；在各地的朝庭里，君主的王谱也是如此，没有嫡传便无法延续皇统。同样，在神的历史之中，也只有男神的谱系，在希腊神话里，宙斯的神谱是如此，老子之后是儿子登上宝座；在基督教里，上帝的圣谱还是如此，摩西过后是耶稣的再次出现。就这样，男人的世界幻化为男神的所在，因而也就难怪世界宗教的神们，总是给人们内心深处留下难以摆脱的父亲形象，同时又总是盼望父权的表象不要过于男人化，以免莫名的恐惧始终萦绕于心。
故意的忘却恰恰是不能忘却，除了紧锁在敦煌洞窟里的飞天被深埋在中国人的脑海之中，等待破门而出的那一天以外，人们在四处可见的庙宇之中，亦找到了忘却不了的具有女性化倾向的菩萨。而其中的集大成者，就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俗称的观音菩萨。中国人眼中所见的观音菩萨，不仅慈眉善目，体态丰润，宝像端庄妩媚，而且慈航普渡，施恩众生，德行泽被四海，俨然一光明正大与和蔼可亲之女神。难怪人们在遭遇厄难之时，只要诵念其名号，“菩萨即时观其音声”，便会来进行拯救解脱，因而菩萨被中国人称作观世音。
到了中国的唐代，因为要避讳当时的皇帝李世民之名，聪明的中国人去掉一个世字，干脆叫做观音菩萨，毕竟一字之差，并不妨碍菩萨的慈悲为怀与解救苦难。无独有偶，也是在唐代的中国，来自印度的观世音菩萨，虽本是男神却逐渐呈现女相，这也许是中国人为菩萨不如皇帝的遭遇而感到内疚，从而做出的情感反应和补偿吧！当然，在中国的庙宇中，观音菩萨被塑为女相，并不是开始于唐代，早在他们的南北朝时候就已经开始，只不过到了唐代，观音菩萨的塑像就大多为女相，偶尔也有一些嘴巴上长出胡须的观音菩萨。至于在唐代以后，观音菩萨则被完全塑为女相，而观音大士图也进入了寻常百姓家，因而中国人心中对于观音菩萨的崇敬与钟爱，一点也不亚于、甚至简直已超过基督徒眼中的美丽天使。
从那以后，中国人眼中的菩萨，方有男女之分，不过，口中常说的女菩萨，实际上并不是观音菩萨，因为这样的说法实在不够恭敬与虔诚。尽管有关女菩萨的说法，从女人的德行上看，应该是指遵守中国古代女人的基本道德标准——三从四德，并且一心向佛的贤妻良母型的女人，但是，中国人更多地是从女人的姿色上来进行评判的，因而往往用来称呼那些风华正茂，并且秀色可餐的窈窕淑女类型的女人。在中国的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的猪八戒，只要一看见年轻漂亮的女子，哪怕是妖怪摇身一变而成的，都会在口中连声不停地喊着女菩萨，并且心里跳个不停地想着女菩萨，因而被认为是凡心未尽。
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元明两代之时，女菩萨早已成为漂亮女人的代名词，在滥用之中，女菩萨的恭维之意也就难免被大打折扣了。不过，在《西游记》之中的猪八戒情难自禁而大喊女菩萨的时候，女菩萨还是流行的时髦用语，所以连唐僧也不时要叫几声女菩萨的。如果说，观世音菩萨由男神而被塑造成女相，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对菩萨礼拜的中国人在禅悟以后的生成物；那么，《西游记》中的唐僧与猪八戒，在喝了子母河里面的河水以后，也要怀孕生产，而且喝得越多，生产的速度也更快的故事，实际上则是对于男人的权威地位进行了一次戏谑性的挑战——将女人独具的生育功能赋予男人之后，结果男人却根本无法承受起创造生命的重任！
所以，无论是唐僧，还是猪八戒，都不得不尽快地打下胎气，也就是被迫放弃了本来就不属于男人的权利。从创造生命这样的前提上来看，男人并不具有超过女人的能力，因而从男人到男神的绝对权威地位，不得不面临着崩溃的前景。夏娃与亚当，应该是同为人类之祖，而分别为人类之母与人类之父；然而，在承认这一点以前，总是说亚当与夏娃如何如何，在有意与无意之中，将亚当置于夏娃之前。这倒不是以姓氏笔划来排名的政治排行榜问题，而是一个从上帝创造世界上万事万物的第六天，就开始发生的男尊女卑的父亲权威地位的文化命题，需要分别从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两个层面来进行把握。
上帝之所以享有父权这一绝对权威，关键就在于人被视为受造之物之一，而造物主就是上帝。从《圣经》的立场上来看，上帝对于人的绝对权威，也就是上帝意志的实现，因而受造之物的人，不过是体现上帝意志的结果：既然上帝可以用尘土造人，那就一定也可以使人恢复原样！而尘上是没有任何理由违背造物主的意志的，因为连尘土本身也是上帝的受造之物，这就强调了上帝意志无所不在的唯一性，进而展现为上帝权威至高无上的绝对性。因此，男尊女卑的社会存在，也就自然成为神尊人卑的宗教意识的现实对应物。
上帝造成了男人，又用男人的一部分再造成了女人，因而当上帝享有了对于所有男人与所有女人的父权之时，男人这个受造之物也将分享父权的一部分，因为只有女人是最终的受造之物。所以，除了顶礼膜拜上帝之外，女人必须恋慕男人，接受男人的管辖，这正是上帝父亲的权威体现方式之一。不过，如果人们不太怀疑上帝造男人是用尘土的话，至少还有许许多多的民族神话为之作证，因为实在有太多的神话都异口同声地述说人是用泥土造成的。然而，上帝造成女人的过程与方法，也就格外地特别，非常像一位外科大夫与一位雕塑家。
在《圣经》中是这样描述的：“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出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这就好像有一位名字也叫耶和华的外科大夫，先用麻醉药使亚当安睡，在毫无疼痛之中划开亚当的皮肤与肌肉，接着用手术器械取下他的一根肋骨，然后再进行缝合，于是亚当的伤口奇迹般地痊愈并消失，不然的话，至今每个男人身上都会留下永久性的纪念性标志。随后，外科大夫的耶和华又一下子成为雕塑家，不要任何模特儿，就凭空而神奇地塑造出了夏娃，拉着活泼可爱的夏娃的手，来到已经完全康复了的亚当的面前，让亚当欣赏这一艺术的杰作。
这样，自然地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耶和华如果是外科大夫，或者雕塑家的话，他就不可能无师自通地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技艺高度，即使耶和华是神，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