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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这是可以看得懂的！
拿破仑手下一位懂希腊文的将军立刻着手翻译这段希腊文字，这是公元前196年埃及教士写的一道教令，内容是赞颂古希腊天文学家托勒密·埃庇范努斯的功绩的。
亚历山大港法军投降后，这块碑和法军从埃及弄走的许多文物一起运到大英博物馆去了。幸亏“委员会”早已命人把这块碑和其它文物做了石膏复制品。这些复制品运到巴黎之后，学者们就聚集在周围进行对比研究了。
之所以是对比研究，是因为三段文字的安排本身就说明它们的内容是相同的。《埃及信使报》已经说过，罗赛塔碑上可以找到通往这个过去的王国的钥匙，通过它有可能“用埃及人之口来说明埃及。”在正确地译出那段希腊文以后，再设法找到希腊文字和那些象形文字之间的关系，这应该是并不十分困难的。
参加这项工作的都是当时最有名的学者，翻译工作在英国（使用罗赛塔碑原物）、德国、意大利和法国同时进行，结果却毫无成绩。这些学者无例外地犯了同样的错误，他们错就错在想从这些象形文字里找到希罗多德的框框里的东西。这是人类头脑里一直存在的一种典型的错误观念。想要揭开埃及文字的奥秘须得像哥白尼那样彻底改变观点，要有打破传统束缚的气魄。
■意想不到的打击
商博良的哥哥商博良—菲济克原来有一位老师名叫德·萨西，住在巴黎。德·萨西貌不惊人，却是具有国际声望的学者。菲济克带弟弟去见德·萨西，那时商博良才17岁，但在德·萨西的面前却用平辈的态度谈话。这也不足为奇：6年前有人把他介绍给傅立时时，商博良在那名人的面前也是同样的态度。
德·萨西对于这位外地的神童是半信半疑的。他当时49岁，在知识界是数一数二的人物：关于商博良的《法老统治下的埃及》他只看到过导言，而书中提出的计划就连作者本人也承认在他有生之年是无法实现的。对于这样一个青年，德·萨西一时不知应该如何评价。然而很久以后他回忆初次见到商博良时，谈到这位青年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就在商博良见到他的当年年底，这本书就差不多写成了。又过了7年书才终于出版而引起轰动，但在书写成时，这位17岁的作者对于这些荣誉应该说已经是当之无愧了。
商博良投身于研究工作中去。巴黎的花花世界与他无缘，他埋头在图书馆里，奔走于科研机构之间，学习了梵语、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德·萨西曾把波斯语称为“东方的意大利语”。总之商博良沉浸在各种东方语言的学习中，他打下了基础知识，就可以了解这些语言在使用中的发展。这时他还写信给哥哥，请他给他弄一本中文语法，说是“为了消遣”。
他学阿拉伯语到达精通的程度，甚至连声音都变了样子。在一次社交场合，有一位阿拉伯人竟把他当作同乡，因而向他行了加额礼。他从书本上取得关于埃及的丰富的知识。著名的非洲旅行家索米尼·德·马涅古尔同这位青年谈话之后赞叹说：“我们谈到的一些国家，他了解它们简直像我了解我自己一样清楚！”
又过了一年，他就学会了科普特语，既能说又能写。他说：“我经常自己对自己讲科普特语。”他用科普特语写日记，这只是为了练习；谁知这种怪僻的结果竟在40年后酿成了一件有名的笑谈。一位法国科学家看到这些日记，竟把它们当成马库斯·奥列留斯·安托尼努斯时代的埃及古文，并且特地写文章加以论述。这很像德国的白林格教授把孩子们埋的兽骨当成古代化石的笑话，真是无独有偶了。
法国大革命时期商博良处境非常艰窘，如果不是哥哥的大力支援，他险些成为饿殍。他住在卢弗尔一间简陋的小屋里，月租18法郎。但就连这一点钱他都拿不出来；他经常写信向哥哥求援，说他自己已经毫无办法，日子过不下去了。哥哥回信要他削减开支，否则只好典当藏书了。但他的生活开支实在无法再减了，鞋子早已穿破，衬衫也破烂不堪，弄得简直无法在公共场合抛头露面。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病卧在潮湿、阴冷的屋子里，从此种下病根，后来终于夺走了他的生命。幸尔有两件小事还算顺利，否则真会精神崩溃了。
祸不单行，皇帝需要增兵，于1808年下令年满16岁的全国男青年一律听候征用，这一来吓坏了商博良。他生来就反对一切强制命令，为了做学问他可以最严格地要求自己，但一看到那些整队前进的士兵他就不寒而栗，因为他认为这些小卒受到的约束把人的个性破坏无余了。当年文克尔曼不是同样经受过参军的威胁吗！因此他给菲济克的信里曾这样诉苦：“有时我简直疯了。”
从来对他爱护备至的哥哥这时就挺身而出，设法保护商博良了。他一面求朋友帮忙，一面书面申诉，写的信更是不计其数了。结果使得商博良终于在那战乱的年代还能够继续研究他的古文字。
还有一件事给他精神的寄托，使他有时忘掉被征人伍的威胁，那就是对于罗赛塔碑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他很像谢里曼，因为当年谢里曼有意地推迟对于希腊语的学习，直到通过自学能讲能写欧洲各国语言之后才开始学希腊语。罗赛塔碑之于商博良就和希腊语之于谢里曼一样。这位青年的心一直向往着那篇神秘的碑文，但他却一直犹豫不决，因为他自问要对付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本身的条件还不成熟。
但在这时他看到了伦敦新做成的罗赛塔碑的复制品以后，再也控制不住，有些跃跃欲试了。然而他还没有径自着手破译碑文，只是把它和一篇纸草写的古文对比了一下。初步探讨这块黑色石碑以后，他已经能够“自己弄清楚整整一行字母的正确的价值。”他在1808年8月30日给哥哥的信中写道：“我把初步收获交你审查。”他非常谦逊地说明了自己使用的方法，但在语气之间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探索者的含蓄的自豪。
然而就在他做了初步工作，并且已经知道坚持下去可以功成名就的时刻，却遭受到意想不到的打击。对于吃苦或者逆境，他都不放在心上；然而现在传来的消息却像是使他的辛勤的准备和美好的愿望完全落空——那些象形文字已经有人翻译出来了。
■堂吉诃德之剑
一开始，消息传来确实把商博良搞得拾不起头，但这只是一场虚惊。那一天，商博良到法兰西学院去的路上遇到一位朋友告诉他这个消息，那个人并未觉察这对商博良是多么重大的打击。商博良听到以后面色苍白，摇晃了一下，抓住那位朋友才没有倒下去：自己长期以来生活工作、忍饥挨饿、孜孜以求的全部希望，一下子变成了泡影！
“译者是亚历山大·勒努瓦，”那位朋友说，“书刚刚出版，是一本小册子，他定名为《新译文》，书里把象形文字全部译出来了。你想想，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
确实，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啊！
“勒努瓦？”商博良问，接着摇摇头。他看到了一线希望。昨天他还见到勒努瓦。他认识勒努瓦已有半年，勒努瓦是一位有水平的学者，但决不是天才。“这不可能，”商博良说。“谁都没有对我讲过破译象形文字的事，就连勒努瓦本人也没有提。”
“这难道还奇怪吗？”那朋友问，“谁对这样重大的发现不会守口如瓶呢！”
商博良猛然放开那位朋友。他问：“书店在哪里？”接着狂奔而去。到了书店，他双手颤抖着点好书款放在那积满尘埃的柜台上。这时勒努瓦的这本小册子还很少有人问律。商博良跑回家里，坐在破沙发上就读起来了。
厨房里的梅克朗寡妇这时猛然听到隔壁房间里纵声大笑起来，吓得她把菜锅放在桌上，几乎惊呆了。她胆战心惊地又听了一会，然后跑到门房向里望去，只见商博良躺在沙发上，歇斯底里地笑得全身发抖。
他手里拿着勒努瓦写的那本书。这样的东西算得上破译象形文字的作品吗？这个评语下得过早了！勒努瓦的这本书从头至尾乱扯一通，是主观想象和错误的治学方法的堂吉诃德式的混合物。凭着商博良的学识完全可以识破这一切。
但这次打击是商博良永远不能忘记的。他从自己对这次事件的反应才觉察到，自己想要使这批僵死的符号起死回生的风愿是何等的强烈！当夜他筋疲力尽地入睡以后做了很多奇怪的梦，他梦见许多埃及人同他讲话，他自己的形象很清楚地显露出来，他不理会报界中其它方面的社会干扰，一心一意地、如醉如痴地研究象形文字。这个梦是预兆着胜利的，但实际上是在20多年以后，他才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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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艾尔曼》众神的宫殿》第五章 埃及古文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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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埃及古文之谜
商博良12岁时阅读原文《旧约》以后写了一篇文章，提出只有共和国才是合理的国家形式的论点。那时的社会思潮正在为一个开明的新世纪铺平道路，同时给法国革命准备了力量；在这样的思潮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商博良，对于新兴的专制制度是反感的。随着频繁的调令，专制统治在无形地发展，到拿破仑称帝就公开化了。商博良和哥哥不同，他没有拜伏在拿破仑的旗帜之下。
商博良成为埃及考古学家以后，怀着要求自由的强烈愿望，高举义旗参加了进攻格兰诺勃尔的战斗。他从城楼上扯下百合旗，竖上了三色旗。此后拿破仑的军队横扫欧洲，三色旗便在军前飘扬了15年。
商博良再次回到格兰诺勃尔，1809年7月10日受聘为大学历史教授。那一年他才19岁，听他讲课的青年们有不少在两年前还是他在公学里的同窗学友。可以理解，他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