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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因信称义的神学命题，与正统神学对于称义的解释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因为按照正统神学的说法，称义就是人性的一种真正改变，是由于分享了神的义，因而“从罪人变为义人”是一个行善功的过程。然而，路德认为即使在人因信称义之后，也不可能有所谓的功德，唯一的功德是属于基督的，这就是基督已经为人赎罪。
正当路德热心地宣讲自己提出的这一因信称义的神学命题的时候，教皇借口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需要经费，派人到德意志各地兜售赎罪券。于是，在1517年10月31日，路德公开在教堂大门上贴出《九十五条论纲》，以“欢迎辩论”的姿态指出：只有基督的功德才能有助于赦罪。结果使得赎罪券的销路大减，有些地方甚至无人购买。这样，一场制裁异端的闹剧又将重新上演，似乎历史的悲剧会再度重现。
Ⅸ．44 走进上帝的居所
然而，中世纪已经结束，对威克里夫与胡斯的异端裁判早已是一个世纪以前的事情。不幸的是，罗马教皇与教廷没有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仍然以为可以故计重演：“无论任何人，如果认为罗马教会在赦罪问题上无权如它实际所行的那样作，这样的人就是宣传异端”。于是，在1518年8月它命令路德到罗马受审，而此时的路德，在德意志诸侯的有力支持下，对此不加理会。随后，路德在有关辩论之中明确地论证《圣经》的权威至上，否认教皇权威，赞扬威克里夫与胡斯的神学思想，走上与罗马教皇对抗的道路。
1520年，路德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提出教皇无权干预世俗政权，强调教会如果不能够自己进行改革，将由国家来进行挽救；与此同时，路德还指出罗马教会是“打着神圣教会与圣彼得的旗帜的、人间最大的巨贼和强盗”。最为关键的是，路德宣布教皇不是《圣经》的最后解释者，信徒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相通，而无需神甫来作为《圣经》教义阐释的中介。同年10月，教皇派代表前往德意志，宣读开除路德教籍的通谕，而路德在诸侯与市民的支持下，决定进行公开对抗，毫不退让，写出了《反对敌基督者的通谕》，并当众烧毁了教皇的通谕。
路德这个反对敌基督者大声疾呼：“如果他们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暴行之外，没有更好的方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中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由此可见，路德坚持进行宗教改革，不怕与天主教彻底决裂的决心。
尽管在教皇的压力之下，不得不演出一场诸侯绑架路德的双簧戏，使所谓的异端裁判成为没有被告到场的缺席审判，以便敷衍教皇，而路德则借此机会隐居起来。在隐居期间，路德用民族语言将《圣经·新约》翻译成德语译本，使《圣经》能够真正成为每一个德意志人的信仰之源。也就在路德隐居的几个月的时间内，路德主张的拥护者开始行动起来，震撼天主教的宗教改革运动终于掀起，预示了新教即将崛起的基督教发展的前景。
如果说宗教改革运动的异端挑战，是针对天主教企图实行基督教神学思想垄断与教会权威专制的，那么，这也不过是对于所谓的中世纪的黑暗进行的一次现实证明。然而，中世纪并非是漆黑一团，而是光明与黑暗并存，特别是对于西欧文化的发展来说，应该是以光明为主的。虽然这一光明与上帝之道之间保持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是，在基督教的世界之中，正是在上帝之光的照临之下，不仅文化的思想传统得到了延续，而且文化的艺术表达也同样进行了拓展。正如基督教的神学思想是整个西方文化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一样，基督教的艺术创造已经成为整个西方文化艺术发展不可分离的构成。
也许，由于基督教的艺术，特别是中世纪基督教的艺术，在神学思想的直接影响之下，更加注重的不是人的艺术创造的个人自由，而是如何艺术地表达出人对于上帝的信仰，因而也就使其具有形象性的启示与体验性的接受的双重特征，促使基督教的艺术在进行宗教预言的艺术表达之中唤起宗教热情，在宗教热情的艺术表达之中坚守宗教信仰，从而在理性与感性趋于和谐的宗教虔诚之中进行对于天国的理想性追求。
这就直接影响到艺术表达的对象与范围将主要以《圣经》文本为基础，而艺术表达的手段与方式则主要以教义传播为前提，因而艺术表达的现实形态以群体性与动态性相结合的综合艺术为主要选择；这也就是说，基督教的艺术表达，无论是时间艺术之最的音乐，还是空间艺术之最的建筑，都是在围绕着布道活动而逐渐综合起来的：在真挚的赞美与心灵的吟唱，如同天籁般的流淌所弥漫而成的庄严肃穆的气氛之中，在崇高的向往与精神的飞升，如同天穹般的扩展所延伸而成的神秘圣洁的感受之中，人与上帝在进行着无言而直接的对话。
如果没有庄严肃穆的颂歌，也就很难想象虔诚情感的真挚，如果没有神秘圣洁的教堂，也就很难想象虔诚信仰的崇高，只有进行了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动态性综合，人才有可能达到真挚的情感与崇高的信仰相一致的虔诚高度。因此，在庄严肃穆的颂歌中，在神秘圣洁的教堂里，举行弥撒这一纪念基督耶稣殉难的宗教仪式，可以说达到了基督教艺术表达的高峰。因为根据基督教教义，正是基督耶稣的牺牲，象征着救赎世人行动的结束，神与人重新和解并立约，所以神学家认为通过弥撒来重现基督耶稣殉难之前的情景，无疑是坚定教徒信仰的最重要的宗教仪式，因而弥撒成为教会活动的中心。
弥撒做为一项重大的基督教献祭礼仪，直接来源于《圣经·新约》：基督耶稣预感到自己即将殉难，因而与十二个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在将无酵饼分给门徒们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而牺牲的”，在把葡萄酒倒给门徒们的时候，说：“这是我的血，要为你们和众人而倾流”，以此来暗示自己行将永远离开他们。所以，在基督教各大教派中，都要举行以领圣餐为主要仪式的献祭礼仪：天主教的圣餐用无酵饼，神甫领圣体与圣血，也就是无酵饼与葡萄酒，而信徒只领圣体，也就是无酵饼；东正教的圣餐用有酵饼，信徒可以同时领圣体与圣血，也就是有酵饼与葡萄酒；新教虽然一般不再举行弥撒，但是仍然举行领圣餐礼，只不过将葡萄酒换成了葡萄汁。如此显赫隆重的纪念活动，当然需要在庄严肃穆的颂歌与神秘圣洁的教堂之中进行。
基督教的音乐主要以声乐为主，这是因为最初的基督教教徒认为乐器是世俗的器具，而不是神圣的象征，人应该用心灵的吟唱来对上帝直接进行赞美，因而致使乐器与器乐长期成为宗教音乐的禁区，一直到公元6世纪天主教教堂才开始使用风琴，而正式使用风琴则是公元12世纪的事了。当时天主教的各大教堂都有大型管风琴，公元14世纪出现可移动的小型风琴，供唱诗班使用，因而被称作唱诗班风琴，从此，风琴成为典型的基督教乐器。此外，器乐在公元16世纪后期才开始有所发展，主要用在非礼仪性的宗教集会场合，如婚礼音乐等等。
尽管对于乐器与器乐的排斥造成了基督教对于音乐发展的一个方面的极大限制，但是，也在客观上留下了器乐发展的天地。更为重要的是，基督教对于声乐的重视，无疑又从另一方面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基督教的声乐主要取材于《圣经·旧约》的《诗篇》，而从《圣经·新约》的《路加福音》取材的福音颂歌，沿用至今的有《尊主颂》、《以色列颂》、《荣归主颂》、《西面颂》等4首。这是因为使徒保罗曾经说过：“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地赞美主！”应该承认，在这一口唱心和的心灵吟唱过程之中，本来出现了众多的礼仪颂调，随着天主教在基督教中地位的上升，由教皇主持编定的颂调逐渐成为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被称作平调的吟唱模式颁调。
这一颂调为吟诵式颂歌，音调简单无伴奏，节奏自由，歌词选自《圣经·旧约·诗篇》。由于天主教对颂歌的吟唱具有严格的规定，不仅要求吟唱内容与宗教仪式必须相符，而且更要求吟唱者只能是由教士或指定人员组成的男声唱诗班，并且进行齐声合唱，故而教徒唱诗受到限制。东正教有关颂歌的吟唱规定在这一点上与天主教相同。虽然看起来似乎剥夺了一般信徒的吟唱权利，但是从音乐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具有专业性的吟唱活动，无疑为声乐的迅速发展提供了动力，因而在公元10世纪就出现了多声，重唱与合唱，奠定了复调音乐发展的现实基础。
中世纪最著名的声乐是天主教教会唯一的亦是最理想化的大型礼仪颂歌，有着5个乐章的弥撒曲，由《求主怜悯羔羊》、《荣耀颂》、《信经》、《三圣文》、《上帝羔羊颂》这5个乐章组成，追求庄严肃穆的宗教气氛，表现出极大的艺术感染力，不仅对于天主教的艺术表达有着直接的影响，促使整套弥撒曲吟唱在公元15世纪以后成为常规；而且也间接影响着后世音乐家的创作，其中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在庄严的合唱与重唱之中加入个人抒情性极强的独唱咏叹调，与贝多芬结构宏大而激情充沛的《庄严弥撒曲》同为杰作，从而使弥撒曲式的吟唱超出了基督教的艺术限制，成为声乐发展中的一个有机构成。
同时，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新教提倡教徒使用民族语言唱赞美诗，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