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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什么是圣人之志？他自己也不知道；二、他表达得好不好？答案是：他好用古文奇字，
做气势奔放状，文言文在他手下，变成了抽象名词排列组合，用一大堆废话，来说三句话就
可说清楚的小意思，表达得实在不好。
虽然这样，韩愈却还算是进步分子呢？中国文章自魏晋以后，就有话不好好说，一定要
配成了对儿才说话，一作起文来，就是“四六体”。“四六体”是四句六句对偶而成的骄体
文，是纯粹的中国字一字一形一音一义的大排队。中国人这时候，一写文章就要对对子，写
满篇文章就是写满篇春联，满篇堆砌、矫揉造作，非常讨厌。到了唐朝，韩愈出来，主张秦
汉古文，“师其意而不师其词”、“唯陈言之务去”．虽然韩愈文章也一样讨厌，但比起以
前的八代的来，总是一种进步。
从古文到解放
这种进步，转变到北宋的“古文”。“古文”一方面说复古，一一方面也创新，虽然南
宋以后，有“语体”出现，把白话和文言合流，但以“文章”正宗论，还是“古文”的天下
。于是，从韩愈到曾国藩，中国的能文之士都是古文家，“古文”就是我们一般指的文言文。
文言文的大缺点是它不能做为好的表达工具，它跟白话分裂，写出来，是活人说死话，
说得再好也是“古文辞类纂”。到了十九、二十世纪，有人开始突破，最成功的是梁启超，
梁启超说他文章“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
……者辈则痛恨，诋为野狐。”
梁启超虽被者辈痛恨，诋为野狐，但他在中国文章史上。和司马迁、韩愈等一样，是十
足划时代的人物。梁启超风靡文坛一二十年，最后由白话文接替了文言文的位置，中国古书
的时代，就告一段落了。
我们现在谈古书，就是以这一段落做标准的。这一段落以前的书，就是古书。读它们，
无从读起，不读它们，又愧为中国人。我们遭遇了”两难式”。
分类的荒唐
对古书做选本，失败在“文章”挂帅以外，另外的失败，是“分类”笼统。
中国古书的分类，最流行的，是四部（经、史、子、集）分类。四部分类从东晋以后通
吃，变成了典型的图书分类规范。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这种分类是相当荒唐的。以四部中
第一部“经部”为例，“经部”的一部分，近于百科全书式的总集，应分入总类、文学类、
历史类，其他部分（像《论语》、《孟子》），应分人“集部”（个人集子）；以第二部分
“史部”为例，体裁上分正史、编年、别史、杂史、载记等，全无道理与必要，其他诏令应
人法律类，时令应分入天文类，目录应分人总类；以第三部分“子部”为例，老庄申韩等家
，其实与“论语”、“孟子”无别，都应分入“集部”，其他谱录中草木虫鱼应分入植物类
、动物类，类书应分入总类，小说应分入文学类；以第四部分“集部”为例，“经部”、“
子部”分过来的书，多可分入哲学类、法律类、文学类。……总之，四部分类，大体上说，
“经”“子”“集”多是一类，“史”是另一类，四部分类实在只是两部分类。分类、分类
，分了半天类，最后只分了两类。所谓分类，分了等于没分，这叫什么分类！（并且若按前
面所提“六经皆史”之说，甚至连两类都没有呢！）
虽然这样，四部分类却还算是进步的分类呢！其他像《永乐大典》以韵来分类；《文渊
阁书目》以《千字文》来分类；朱彝尊《竹垞行笈书目》以“心事数茎白发，生涯一片青山
，空林有雪相待，古道无人独还”六绝一首来分类，其荒唐程度，比四部分类就尤有过之了。
所谓书目指导
从分类的笼统中，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毛病发生在古书内容上面，发生在古书内容的笼
统。因为中国思想独尊儒家，思想失之一元化，所以常常古书一翻开，就犯了千篇一律的通
病。乍看起来，经常一部书中，什么都包括；但细看之下，所包括的，又极有限，在儒家框
框里的同类作品大多大多，而异类的有个性有创见的作品大少太少，在这种情形下，要去做
分类，尤其有现代眼光的分类，就非常困难了。
正因为古书众多而。又分类困难，所以有心人就开始想法子，使中国人能够知所选择。
这些有心人的做法是列举书目，例如：
一、龙启瑞《经籍举要》，列举书籍二百八十九种。
二、张之洞《书目答问》．列举书籍二千二百六十六种。
三、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八十五种。
四、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耍目》，列举书籍一百六十种。
五、李笠《国学用书撰要》，列举书籍三百七十八种。
六、陈钟凡《治国学书目》，列举书籍四百八十八种。
七、支伟成《国学用书类述》，列举书籍三千二百种。
八、章炳麟《中学国文书目》，列举书籍五十一种。
九、徐敬修《国学常识书目》，列举书籍二百六十二种。
十、傅屯艮《中学适用之文学研究法》，列举书籍七十九种。
十一、沈信卿《国文自修书辑要》，列举书籍五十种。
十二、汤济沧《中小学国学书目》．列举书籍一百零六种。
十二、吴虞《中国文学选读书目》，列举书籍一百四十二种。
但是，看了这些列举的书目，我仍旧不得不感到：它们没有太多的用处，它们的毛病在
不该有的有了，该有的却又没有。它们无法把古书予以现代分类、无法从现代分类里透视古
书的推陈出新的意义。同时，它们只提出书目，没有书本，虽然告诉人可以按图索骥，但是
骥在哪儿，也要大费周章啊！
新的版本观念
由于时代的转变、由于“知识的爆炸”、由于传播知识的方法等等，都有了不同，所以
今天的有心人，从事这一努力的时候，就要采取现代的观点，来处理古书；以版本（板本）
为例，现代印刷术的进步，尤其是影印技术的进步，使刊布图书的方法根本改变，同时也改
变了“珍本”、“秘本”、“孤本”等古董观念，使古书不复成为某一阶层人的独得之秘。
当然，对古书，非不可讲究版本，但为一二校勘之便或几个异文讹漏，就把一部书的功能和
流传性绞杀，则显然是旧式藏书楼主的行为；同样的，为了讲究版本之说，整天光刊些无甚
价值的僻书，或一刊再刊些“版本竞赛”的常见经史之类，也不能不说是旧式版本学家的流
毒，对鉴古知今的文化出版事业，为功究属狭窄。
当年黄尧圃的学生曾有过书无庸讲本子的议论；俞樾的学生（章炳麟）也提过读书何必
讲究版本的疑问。这些见解，都是从“取其大者”的角度，来从古书选材的，他们并不斤斤
于“舆薪之不见”的癖好，当然也反对先以偏为务、再以偏概全的专家孔见。
现代处理古书的标准，不该以古董式的版本为尚，也不该以鉴赏，校勘的用度为足，而
该以配合新知的研究，定其去取。例如商务印书馆的宋本《资治通鉴》，当然没有胡三省的
音注，在鉴赏和校勘上，虽然有它的价值，可是在普及和实用上，就远不如它的重排本《资
治通鉴》；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本无疏单注《五经》，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及艺
文印书馆的阮刻《十三经注疏》；同样的，《仁寿本二十五史》中的南宋印北宋监本《史
记》，在普及和实用上，也远不如黄善夫本或殿本或泷川会注本，这些例子，都说明了版本
的考究，并不就是弘扬了古书〔注一〕。
出土带来了新收获
除了现有的古书以外，从汲冢到敦煌，历代也们有古书的出土，值得我们特别重视。近
十年来，古书的出土，更达到“汉唐以来所未有也”的地步；新出土的古书，带给我们前所
未有的新发现，使我们在处理古书上，有了古人所没有的收获。例如一九七二年四月，在山
东临沂银雀山的一号、二号汉墓里，发现了一批竹简，由于竹简中有汉武帝元光元年（纪允
前一三四年）的历谱，可以断定这批竹简是两千一百年前就已流传的文献；又由于竹简中用
字不避汉朝皇帝的讳，又可以断定竹简的古书，都早于汉朝。再往上一椎，秦二世在位三年
，秦始皇在位三十七年，上距战国，不过四十多年，囚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统一思想，没人有
闲工夫造假书，所以竹简中的古书，都是战国以前的原装货，应无疑义。
例如这批竹简中，有古书《尉缭子》。《尉缭子》一直被许多大牌学者如钱穆等人怀疑
是后代假造的书、是伪书，并且说得头头是道。但是这批竹简一出土，证明了真金不怕众口
铄，大牌学者也者，不过大言欺人而已。
如今《尉缭子》出土了，我们当然要恢复它在古书中的应有地位。
帛书也出现了
又如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到一九七四年初，在湖南长沙马王堆第二、三号汉墓，出土了大
批珍贵文物，最难得的是，其中有十二万字以上的帛书（因为那时纸还没发明，只能写在帛
上，故叫帛书）。帛书中有一部分是失传了的古代医书。有一部包括了五十二种病名，和治
疗它们的二百八十个医方（每个都没有方名）。每个病的医方，从一个到二十七个不等，专
家们把这部书定名为《五十二病方》。
《五十二病方》是中国最古的医学文献，它显示出来的病名，在内科方面、有肌肉痉挛
、精神异常、往来寒热、小便不利、小便异常、阴囊肿大、肠道寄生虫和中蛊毒；在外科方
面，有外伤、化脓、体表溃疡、动物咬螫、肛门、皮肤、肿瘤；在妇科方面，有产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