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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从这种观点来看东方，也许我们可以以一种和解的思想结束：
诚然，斯大林再次引入了奴隶制和折磨，对此我们不可宽恕，不能原有。然而我们不可忘记，发生了这一切是因为东方信仰允诺自由——全人类的自由——的理论。在这场猛烈的冲突中，我们不可忘记，甚至共产主义也是产生自帮助别人，为别人做出牺牲的愿望。
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我批评（剽窃自贝多芬的笔记本）
首先，我要感谢主持人热情地邀请我在本届“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致开幕词。我认为这是一件十分荣幸的事情。在刚收到邀请书时，我感到很意外，甚至有些困惑不解。因为自从1950年以来，我和妻子就一直在切尔吞山［Chiltern Hills」里的家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我们不看电视，不读报纸，只是全身心地从事一项研究。这项研究主要是从理论上阐述人类知识，尤其是人类科学知识的问题。我认为，我在这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使我有资格在“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致开幕词。
因而，我对自己为什么会受到邀请感到纳闷。起先，我猜想大概是弄错人了，或者是因为我儿童时代热爱萨尔茨堡这个城市的缘故。但那是七十年前我五六岁时的事，没人知道。此外，也没有人知晓，五十年前一个寒冷的冬夜，我在这里的一次奇异的经历。那是午夜时分，我滑完雪回家，月光皎洁，银辉满地，我却不小心失足堕入萨尔茨堡一个著名的洗马池里。……当然，选我当致词人一定是出于其他原因。后来，我想起来了，我在某个方面确实很特殊：你们知道，我是位乐观主义者，一位身处悲观的知识分子之中的乐观主义者。我确信，我们的时代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糟。实际上，它的真正形象远比他们所描绘的要好得多，美得多。二十五年前，我作过一次题为“我们时代的历史——一个乐观主义者的看法”［TheHistory of our Time：An Optimist’s View〕的讲座。在今天这个话题似乎比在当时更容易引起争议。如果说有什么能使我获得资格在这里致开幕词的话，那也许就是我是一位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的名声。
请允许我谈谈我的乐观主义，因为它和“萨尔茨堡音乐节”有联系。许多年来——至少是从阿道夫·卢斯＇AdolfLoos＇和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这俩人我都熟悉）的时代开始——我们的知识分子都严守文化悲观主义＇Culturalpessimism＇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我们的所谓文化，是一种只能产生庸俗拙劣作品的行业。特别是，在这个行业以文化形式向大众提供的东西之中，悲观主义者看到的只是堕落和粗俗；而乐观主义者却能看到另一个方面：根据最伟大的音乐家巴赫［Bach］、莫扎特「Mozart］、贝多芬［Beethoven］和舒伯特［Schubert」最优美作品灌制的唱片和磁带的销售量总是以千百万计。另外，喜爱这些音乐家和他们奇妙音乐的人们更是不计其数。
当然，我必须同意悲观主义者对我们的指责：我们几乎是故意让孩子看残忍的电影和电视来使他们习惯于野蛮和暴力。不幸的是，现代文学也几乎有这种倾向。然而，作为一位乐观主义者，我要说，尽管有人在竭力宣扬暴力，但世界上还是有很多好人，很多乐于助人的善良人。尽管文化悲观主义者把我们的时代说得那么可恶（有时他们也说得挺令人信服），但是，仍然有许多人为能活着而庆幸，为能活着而感激。
悲观主义者指责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衰退，他们还指责漠视人权的现象，他们这样做是对的，但他们把这一切都归咎于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应用，这难道说也是对的吗？当然不对。乐观主义者会指出：科学技术已为欧洲人和美洲人带来了实惠，并已使上个世纪那可怕的贫困和苦难现象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消失。
说来也巧，我是不相信进步或者进步原则的。我认为，人类历史是盛衰兼容的历史，财富的增加会和道德的沦丧并存，艺术的繁荣会与诚意的减少同时发生。四十多年前，我写过一些文章，反对相信进步的观念，反对流行时尚和时代崇拜对艺术和科学的影响。不久以前，有人劝我们接受现代观念和进步观念，现在又有人向我们灌输文化悲观主义思想。我要对悲观主义者说的是：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不仅看到了倒退现象，也看到了明显的进步迹象。而那些不愿承认我们时代和社会存在着优点的悲观主义者对此是视而不见的，他们还使其他人如此。我认为，我们的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的做法是有害的，他们总喜欢告诉人们说，他们实际上是生活在地狱里，结果，他们不仅使人们感到不满（这倒不是什么坏事），而且使人们感到不幸，从而夺走了人们生活中的欢乐。然而，个人遭遇非常不幸的贝多芬是怎样结束他的交响乐创作生涯的呢？他以席勒［Schiller］的《欢乐颂》［Ode to Joy］来作为尾声。
贝多芬生活在一个自由和希望遭破灭的时代。法国革命以恐怖统治及拿破仑＇Napoleon＇称帝而告终。梅特涅复辟［Metternich’s Restoration］压制了民主思想，激化了阶级矛盾，民众的苦难极为深重。贝多芬的《欢乐圣歌》＇Hymn to Joy＇是对席勒所说的“明显划分的”［Streng geteilt］阶级对立的强烈抗议。贝多芬在合唱中将这几个字改成了“蛮横划分的”［frechgeteilt〕，并让合唱队以爆发般的齐声唱出。他不知道有阶级的恨，他只知道有人类的爱。他几乎所有的作品都要么以欣慰的情绪结尾，如《第六交响曲》＇Soxth Symphony＇和《庄严弥撒曲》「Missa Solemnis］，要么以喜悦的情绪结尾，如他的大多数交响曲和《菲代里奥》「Fidelio」。
当代大量的多产艺术家已成为悲观主义文化宣传的受害者，他们相信他们有责任以可怕的方式来表现他们认为是可怕的世界或历史时期。确实，过去的一些大艺术家就是这样做的，如戈雅［Goya」或凯特·柯勒惠支［Kaethe Kollwitz」。这种社会批评是必要的，它应该引起人们深切的不安。但是，批评的意义并不在于引起人们的哀伤，而在于唤起人们来战胜苦难。我记得《费加罗的婚礼》〔The Marriage of Figaro」就对时弊提出了许多批评，这部伟大的作品除了充满机智幽默和辛辣嘲讽外，还包含着更深刻的意义。它不仅有许多严肃甚至哀伤的内容，而且还洋溢着欢乐和活力。
现在该是讨论“科学和艺术中的创造性自我批评”这一正题的时候了。这个题目和我前面所说的内容是紧密相关的。在这里，我打算谈谈伟大的自然科学家的创造性作品和伟大的艺术家的创造性作品之间的一些异同之处，我这样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批驳文化悲观主义者反对自然科学的宣传，有关这方面的问题近来已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问题。
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有一个兴趣中心，这就是他的作品，说得更确切些，是他正在创作的作品。这便是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这句话的含意，因为“为艺术而艺术”可以解释成：“为艺术作品而艺术”「art for the sake of thework of art］。伟大的科学家也有类似情况。谁如果以为科学家研究自然科学是为了应用，那就错了。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Einstein］、卢瑟福［Rutherford］和玻尔［Bohr］都没有考虑过原子理论的实际应用，直到1939年，他们都还认为原子理论的应用是不可能的事，他们把应用原子理论的想法当作科学幻想。这些人仅仅是在为研究而研究，为追求真理而追求，与其说他们是物理学家，还不如说他们是宇宙论者，是受到歌德的诗剧《浮士德》里的主人公所表达的伟大愿望而激发的宇宙论者。浮士德曾说过：
Dass ich erkenne，was die Welt
Im Innersten zusammenhalt．
去了解有哪些力量
使这个世界变为一个整体
去了解这一切是人类的古老梦想，是诗人、思想家的梦想。在所有的古代文明中都可以找到这种宇宙论的思想，在阿那克西曼德的论述、荷马的《伊利亚特》（8，13－16）和赫西奥德的《神谱》［Theogony］（720…725）中就可以找到。
现在仍然有一些科学家，当然还有众多的业余科学爱好者认为，自然科学只不过是收集事实——或许为了要在工业中应用它们。我不赞同这种看法。我认为，科学的源头可以在诗歌、宗教神话以及那些试图对人类自身和世界作出说明的绮思遐想中寻到。在理性批评，即一种由真理的观念、由对真理的探索、由对获得真理的希望所激励的一种批评形式的推动下，科学从神话中脱颖而出。这种批评探讨一些基本的问题：这可能是真实的吗，它是真实的吗……。谈到这里，我可以提出我的第一个论点，即诗歌和科学有相同的起源——两者都滥觞于神话。
我的第二个论点是，批评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美学、文学兴趣激发的批评；第二类是由理性兴趣激发的批评。第一类批评促使神话发展成为诗歌，第二类批评促使神话发展成科学——说得更确切些——发展成自然科学。前者专门对语言、节奏、形象、说服力和戏剧效果等进行评价，这种评价不仅促使诗歌，尤其是史诗和诗剧的产生，而且还促使了歌曲，甚至古典音乐的产生。
相对而言，理性批评探讨的是另外一些问题：神话是真的吗，世界果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演化吗，世界是像赫西奥德或《创世纪）［Genesis］告诉我们的那样被创造出来的吗。在这些问题的促动下，神话变成了宇宙学［cosmology」——关于我们的世界和环境的学问，以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