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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康德的看法，个人尊严的原则意味着尊重每个人和他的信念的职责。康德把这个原则与在英语中十分有道理地称作黄金律［Golden Rule」的事物密切联系起来。他也认识到这个原则与自由的观念的密切联系：思想自由，如波沙侯爵［the Mar－quis Posa］向腓力二世＇Philp＇所要求的（在席勒的《唐·卡洛斯》＇Don Carlos＇中）；决定论者斯宾诺莎［Spinoza］认为是不可剥夺的自由的思想自由，暴君试图从我们身上剥夺然而不能剥夺的自由。
在这最后一点上，我相信我们不再能完全同意斯宾诺莎的见解。思想自由永远不能被完全压制，这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它至少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压制，因为没有自由的思想交流就不会有真正的思想自由。我们需要别人，以便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检验，弄清我们的哪些观念是正确的。批评性讨论是个人思想自由的基础。但是这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因此，政治自由成为每个人充分运用他的理智的条件。
然而，除去凭借传统，凭借传统所备之物去捍卫它，为它斗争和为它做出牺牲的意愿外，政治自由得不到保证。
人们常常强调，理性主义与一切传统相冲突。诚然，理性主义毫无拘束地、批评地讨论每种传统和任何传统，但是，最终理性主义是建立在传统之上的：批评性思考的传统、自由讨论的传统、简单清晰的语言的传统和政治自由的传统。
在此我已试图解释我说的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是指什么，由于我想把自己与施本格勒和其他黑格尔派哲学相区别，我必须宣称自己是理性主义者和启蒙运动的赞赏者，一场久已遭到摒弃和完全过时的哲学运动的最后落后者之一。
但是你们很可能会问，这难道不是一段有些冗长的导言吗？这一切与我们的论题有什么关系？你们来到这里是要听听关于西方和西方信仰什么的问题，可我却只是谈论我自己和我信仰什么。你们可能会问我还要用多长时间来滥用你们的耐心。
然而我实际上已谈到了我们的论题。如我刚才所说，我十分清楚，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的哲学是过时的观念，主张西方有意或无意地信仰这些观念，那会是荒谬的。但是，尽管现今大多数知识分子轻蔑地看待那些观念，然而理性主义至少是西方缺之甚至便不能存在的观念。因为我们的西方文明的最大特征莫过它与科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事实。它是产生了自然科学并且这种科学在其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唯一的文明。但是，自然科学是古典希腊哲学家，前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理性主义的直接产物。
请不要误解我的话：西方文明有意或无意地信仰理性主义决不是我的命题。我在后面将更多地谈论西方信仰。在这里我只想阐明，就像其他一些人在我之前所做的那样，西方文明从历史上说主要是我们从希腊人那里继承下来的那种理性主义思想方式的产物。每当我们谈到西方，无论是施本格勒的西方还是我们的西方，我们心中想到的主要是在我们西方传统中有一种理性主义的成分这个事实，在我看来，这是十分显而易见的。
在试图解释理性主义时，我的动机不仅是要把自己与某些时髦的反理性主义运动相区别，而且想尝试把屡遭漫骂的理性主义传统置于你们面前，这个传统如此决定性地影响了西方文明，以致人们很可以把西方文明描述为理性主义传统起着支配性作用的唯一文明。换言之，为着解释当我谈到西方时我是指什么，我必须谈到理性主义。同时，理性主义如此经常地遭到歪曲和错误表述，以致我不得不为它辩护。
这样，我也许阐明了我在谈到西方时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必须补充说，在谈到西方时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国。也许这仅仅是因为我生活在英国，但是我相信还有其他一些原因。英国是单独面对希特勒时没有投降的一个国家。如果我现在把话题转到“西方信仰什么？”的问题，我将主要倾向于想到我的朋友们和英国的其他人所信仰的那些事情。许多人无疑不信仰理性主义，无疑不信仰科学，尽管它是被希腊理性主义所创造的。相反：对他们来说，理性主义似乎已过时；至于科学，对许多西方人来说，它最初成为奇异的事物，后来，在出现原子弹之后，又成了可怕和野蛮的事物。这样一来，我们今天到底信仰什么？西方信仰什么？
如果我们认真地沉思这个问题，并试图诚实地予以回答，我们大多数人很可能不得不承认我们不十分清楚我们可能信仰什么。我们大多数人在这一或那一时间已认识到，我们信仰这个或那个假预言家，通过这些假预言家，也信仰某个假神。我们在信仰问题上都经历过剧变。甚至在这些剧变中其信仰保持稳定的为数不多的人也会不得不承认，现今很难知道西方人可能信仰什么。这些话也许听上去很消极。我认识许多善良的人，他们认为，西方没有统一的支撑性观念，没有我们可骄傲地将其与东方宗教相对的统一的信仰，这是西方的弱点。这种流行的观点很可理解，但是我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应当感到骄傲，我们不是有一种观念，而是有许多种观念，好的观念和坏的观念；我们不是有单一的信仰，不是有一种宗教而是许多种宗教：好的宗教和坏的宗教。我们能够承受这样的情况，这是西方强大力量的标志。如果西方一致同意单一的观念，一种宗教，那会是西方的终结，我们的投降，我们对极权主义观念的无条件屈服。
不久前，现在的英国首相，当时仍是外交大臣的麦克米伦［Macmillan］先生，被赫鲁晓夫［Khrushchev］先生提问我们西方人究竟信仰什么。他回答说：“信仰基督教。”从历史观点看，人们不能不同意他的话：除希腊理性主义之外，没有任何事物像基督教和基督教界内的长期冲突和斗争那样对西方思想史产生过那样巨大的影响。
然而，我认为麦克米伦的回答是错误的。的确在我们当中有虔诚的基督教徒；但是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政府，有一种政策可以被诚实地、认真地称作基督教的吗？会有这样一种政策吗？难道基督教会和世俗的力量间的长期斗争和基督教会要求拥有世俗权力的失败不是最深刻地影响了西方传统的那些历史事实之一吗？基督教是唯一的明确的观念吗？对于这个观念难道没有许多不相容的解释吗？
但是，也许比这些问题更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的回答。“你们根本不是基督教徒，你们只是自称为基督教徒；真正的基督教徒是我们，我们这些不是自称为基督教徒而是自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人。因为你们崇拜财神「Mammon］，而我们为受压迫者，为那些劳动负担沉重的人而斗争。”
这种回答一直给真正的基督教徒留下印象，在西方，过去和现在总是存在基督教共产主义者，这不是偶然的。1942年，布雷德福主教「the Bishop of Bradford］把西方社会描述为魔鬼撒旦「Satan］的创造，号召基督教所有忠实的信徒为破坏我们的社会和共产主义的胜利而工作，我不怀疑他的诚实信念。自那时以来，他们自己承认了斯大林及其虐待者们的行为，而且走得更远，有一段时间，关于斯大林行为的命题成为他们的党的总路线的组成部分。然而，有一些真诚的基督教徒仍然和以前的布雷德福主教持同样的想法。我认为，我们不能像麦克米伦那样，按基督教来描述我们的情况。我们的社会不是基督教社会，和它不是理性主义社会一样。
这是十分可以理解的。基督教要求我们达到只有圣徒才能达到的行为和思想的纯洁性。建立富于基督教精神的社会的大量尝试归于失败，其原因即在于此。它们总是，而且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容异说，导致狂热。不仅罗马和西班牙可以讲述这样的故事，而且日内瓦、苏黎世和许多美国基督教的实验也如此。这些实验教导我们，敢于实现人间天堂的那些人多么容易地会到达地狱。
不待说，不是基督教的观念导致了恐怖和残忍，而是关于唯一的统一观念的观念，对一种统一的和唯一的信仰的信仰，导致了恐怖和残忍。由于我自称为理性主义者，我认为，指出理性主义的、罗伯斯庇尔的理性宗教的恐怖主义，如有可能，甚至比基督教或伊斯兰教或犹太人的狂热的恐怖主义更糟，这是我的责任。真正理性主义的社会秩序正和真正基督教的社会秩序一样是不可能的；在这里，实现不可能之事的尝试一定导致至少同样可恶的暴行。关于罗伯斯庇尔的恐怖，人们能说的最好的话是，幸亏它持续的时间不长。
希望并感到需要把西方统一在一种鼓舞人心的观念的领导之下的那些本章良好的热心者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他们在玩火——是极权主义观念吸引了他们。
不，西方可以感到骄傲的不是一种观念的统一，而是我们的许多观念的多样性：它的观念的多元论。对于我们的问题，“西方信仰什么？”我们现在可以找到首先和初步的回答。因为我们可以骄傲地说，西方人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信仰许多真实的和许多虚假的事物；信仰好的事物和坏的事物。
因此，我的首先和初步的回答指出了一个几乎不重要的事实：我们信仰许多不同的事物。但是这个不重要的事实却非常有意义。
当然，有许多人否认西方对见解的宽容。例如，萧伯纳［Bernard Shaw」一再断言，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文明正和任何其他时代和文明一样不容异说。他试图证明只有我们的迷信和我们的教条的内容改变了：取代宗教教条，我们现在有科学的教条；凡是敢于反对科学教条的人都会像昔日的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