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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对更美好的世界充满希望，不再为之奋斗，为之工作。
我的第二个命题是，我们可以给予政治史一种意义，提出一个目标；一种意义和一个目标或者几种意义和目标，它们是慈善的、人道的。
给予历史一种意义可以用两种不同的方式去理解：更重要和更基本的方式是提出一种基于我们的伦理学观念的目标。在“给予一种意义”这个短语的另一种、不那样基本的意义上，一位康德学派哲学家西奥多·莱辛＇Theodor Lessing＇把撰写历史描述为Geschichte als Sinngebung des Sinnlosen ［给予无意义的事物以意义］。西奥多·莱辛的命题（尽管与我的命题不同，我却倾向于同意）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给撰写的、传统的史书强加一种意义，即使历史本身是无意义的。例如，通过提问我们的观念——比如说，自由的观念和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在整个历史的曲折进程中情况如何。如果我们当心不在“进步的法则”的意义上使用“进步”一词，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提问我们取得了什么“进步”，或者我们遭受了什么挫折，尤其是我们不得不为在某些方面取得进步付出什么代价，来给予传统历史一种意义。我们付出的代价的一部分被我们许多悲剧性错误——我们目标的错误和我们手段选择的错误的历史所揭示。
一种类似的观念由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H．A。L费希尔＇H．A。L．Fisher＇做了极好的表达，他摒弃了历史决定论及所有人们声称的历史发展规律，然而他毫不畏缩地以批评的观点评价历史事件，把伦理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进步的尺度应用于这些事件。费希尔写道：
比我聪明和博学的人们在历史上辨认出了一个情节、一个节奏、一个预定的模式……我只能看到一个突然事件紧跟着另一个突然事件，如一浪接一浪，只能看到一件伟大的事实，由于它独一无二，不能对它进行概括，只能看到对于历史学家的一个可靠的规则：他应当承认……偶然事件和意外事件的作用。
在这里费希尔说明没有内在的发展趋势。然而他继续写道：
这不是犬儒主义的和绝望的学说。进步的事实清清楚楚地载于史册；但是进步不是自然规律。一代人获得的进展可以被下一代人失去。
因此，尽管有无意义的、残酷的战争或权力——政治斗争的突发事件，某种进步——费希尔说的进步在这里是指在自由和公正领域中的社会改良，也指经济进步——也可能出现。但是，由于没有历史规律可以确保这种进步的延续，进步的未来命运——及我们自己的命运——将主要取决于我们自己。
我引用费希尔的话不仅是因为我相信他正确，而且是因为我想表明，历史部分地取决于我们的观念，比起历史具有其内在的、不可抗拒的规律——无论是机械的、辩证的或有机的——的观念，或者我们是历史木偶戏中的木偶，或者超人的历史力量的受害者，或者也许是无产者和资本家的集体力量的受害者的观念，远为“有意义”和“高尚”。
因此在撰写和阅读历史或史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给予它一种意义。但是现在我把话题转到“给予历史一种意义”的另一种和更重要的意义：我是指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可以向自己提出任务；不仅作为过个人生活的个人，而且作为公民，尤其是作为世界公民，认为无意义的历史悲剧是不可容忍的，把这一点看作是一种挑战，来尽我们的最大努力使未来的历史具有意义。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主要是因为善良的意图和善良的信念可以悲剧性地把我们引入歧途。因为我支持启蒙运动的观念、通过知识而自我解放的观念和批评的理性主义的观念，我觉得更加有必要强调这样一点，即，甚至启蒙运动和理性主义的观念也导致了最可怕的结果。
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的恐怖统治教导了曾欢迎法国革命的康德，可以以自由、平等和博爱为名犯下最凶恶的罪行：正如在十字军时期、以莫须有的罪名进行政治迫害的各个不同时期和三十年战争中以基督教名义犯下的罪行一样凶恶的罪行。和康德一起，我们可以从法国革命的恐怖中汲取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无论怎样重复也不过分：狂热总是邪恶的，与多元社会的目标水火不容，以任何形式反对它是我们的职责——甚至当它的目标尽管被人们狂热地追求但其本身在伦理上无可非议时也如此，当它的目标与我们自己的个人目标相巧合时更是如此。狂热的危险，和我们在一切情况下都要反对它的职责，这两点是我们可以从历史中汲取的两个最重要的教训。
但是可能避免狂热及其过分行为吗？难道历史没有教导我们，正是因为只有当人们狂热地信奉并拥护那些目标的时候它们才能起到历史的作用，因此得到伦理学目标的指导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的吗？一切宗教和一切革命的历史难道没有表明，狂热地信奉一种伦理学观念不仅会败坏它，而且一再把它转变为恰恰与之相反的东西吗？难道没有表明，它会使我们以自由的名义打开所有牢门，几乎立刻在我们新的自由的新的敌人身后关上它们吗？难道没有表明，它使我们宣告人人平等，也表明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吗？难道这种平等不是一个忌妒的神，他命令我们为一些不太平等的父辈的不公正使直至第三和第四代的儿孙受到惩罚吗？难道它没有使我们宣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宣告，我们是我们弟兄的看护人——仿佛提醒我们，我们统治他们的愿望是自相残杀的吗？难道历史没有教导我们，所有伦理学观念都是有害的，它们最好的常常是最有害的吗？难道我们不能从法国的，俄国的，最近还有一些非洲的革命中了解到，启蒙运动的观念和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梦想不仅仅是胡言，而且是罪恶的胡言吗？
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包含在我的第三个命题中：我们可以从西欧和美国的历史中了解到，我们给予我们的历史一种伦理学意义或目标的尝试未必总是徒劳的。那并不是说我们曾实现或将完全实现我们的伦理学目标。我的主张非常有节制。我所说的只是在伦理方面激发的社会批评在某些地方成功了，它曾能够至少暂时消除社会与公共生活中一些最严重的缺点。
那么这就是我的第三个命题。它是乐观主义的，因为它是对一切悲观主义历史观的否定。因为，如果我们自己有可能成功地强加给历史一种伦理学目标，一种伦理学的意义，那么所有循环进化的理论和没落的理论显然都遭到反驳。
但是，对于强加伦理学目标，对于成功地改良社会关系，有着某些很明确的先决条件。只有在人们学会尊重与自己不同的见解、其政治目标严肃而现实的地方：在他们了解到创造人间天国的尝试很容易成功地把我们的世界变成我们同胞的地狱的地方，社会理想与社会批评才会最后取得成功。
最先得到这个教训的国家是瑞士和英国，在那里，创造人间天国的一些乌托邦式的尝试很快使人们清醒过来。
第一场伟大的现代革命，英国革命，带来的不是天国，而是查理一世「Charles Ⅰ］被处死和克伦威尔「Cromwell」的独裁。彻底清醒之后，英国得到了它的教训：它转而相信需要法治。詹姆斯二世「James Ⅱ］强迫在英国重新引入罗马天主教的尝试就建立在那种态度的基础之上。由于厌烦了宗教斗争和内乱，英国乐于听从约翰·洛克［John Locke］和启蒙运动的其他先驱关于宗教宽容的观点，乐于接受强制的宗教不会有益的原则；可以引导人们加入教会，但不可试图违背他们的信念强迫他们加入（如英诺森十一世教皇［Pope Innocent XI」所表明的那样）。
美国革命设法避免了狂热和不容异说的陷阱。
瑞士、英国和美国都获得了一些清醒的政治经验，这些国家通过民主改革实现了凭借革命、狂热、独裁与使用武力所不能达到的伦理…政治目标，这几乎不会是偶然的。
无论如何，我们可以不仅从讲英语的民主国家的历史而且从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了解到，我们可以为自己提出目标，有时可以达到这些目标——只要这些目标既不过于宽泛，也不过于狭隘，而是以多元论的精神想到的——即，它们体现了对各种具有迥然不同的观念和信仰的人们的自由和信念的尊重。这表明给予我们的政治史以意义不是不可能的，这正是我的第三个命题。
在我看来，肤浅的正是浪漫主义学派及其对启蒙运动的批评，而不是启蒙运动，即使它的名称已成为肤浅的同义语。康德和启蒙运动由于认真对待自由的理想，由于相信民主的观念不仅是短暂的历史现象，而被讥笑为肤浅和天真。现今我们又能听到许多这些观念必然短暂的言论。但是，还是不要解释它们的必然短暂性和预言它们即将来临的衰落，最好为它们的生存而斗争。因为这些观念不仅表现了它们的生命力以及它们经受得住可怕攻击的能力：它们也如康德认为的那样，最终为多元的社会提供了必要的框架。反之亦然，多元的社会是确定政治意义和目标的必要框架；超越当前的任何政策的必要框架；为我们过去的历史强加一种意义，试图给予我们目前与未来的历史一种意义的任何政策的必要框架。
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它们都把人类的历史主要看作相竞争的观念和信仰的历史，看作观念形态斗争的历史。在这方面它们是一致的。但是，正是在它们对这些观念的态度上，启蒙运动与浪漫主义大相径庭。浪漫主义看重信仰本身的力量：它看重它的活力和深度，同它的真理无关。这似乎是浪漫派如此轻蔑启蒙运动的真正原因。因为启蒙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