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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说法解决说明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和稳定性的问题，即，它由大海支撑，如船由水支撑一样，那么批评家会问，难道我们未必会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说明大海的位置和稳定性的问题吗？但这会意味着为大海找出某种支撑物，然后为这个支撑物找出某种进一步的支撑物。显而易见，这导致无限后退。我们怎样才能避免它呢？
在寻找摆脱似乎任何替代性说明都不能避免的这个可怕僵局的途径时，我猜想，阿那克西曼德想起了赫西奥德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发展了来自《伊利亚特》的一种观念，在那段文字中我们被告知，地府「Tartarus」在地球下恰和天王星或天在它上面一样远。
这段文字写道：“黄铜砧从天上会掉落九天九夜，在第十天到达地上。黄铜砧从地上会掉落九天九夜，在第十天到达地府。”这段文字可能向阿那克西曼德表明，我们可以画一幅世界简图，地在中间，天穹像在它上面的一个半球。那么对称就表明我们把地府解释为穹窿的下半部分。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流传给我们的阿那克西曼德的构想；这个构想打破了无限后退的僵局。
我认为，需要对于使阿那克西曼德超过他的老师泰勒斯的巨大步骤进行这种猜想性的说明。在我看来，我的猜想使这一步骤更可理解，同时甚至给人更深刻的印象；因为人们现在把它看作对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地球的支撑和稳定性的问题的合理的解决。
然而，如果不继续研究下去，阿那克西曼德对泰勒斯的批评和他对一个新神话的批评性构想就会毫无结果。我们怎样才能说明它们确实被继续研究下去这个事实？为什么在泰勒斯之后每一代人都提出一个新的神话？关于这一点，我试图由下面这种进一步的猜想予以说明。即，泰勒斯和阿那克西曼德共同创立了一种新的学派传统——批评传统。
我用学派传统来说明希腊理性主义和希腊批评传统的现象这种尝试当然又完全是猜想的。实际上，它本身就是一种神话。然而它确实说明了一种独特的现象——爱奥尼亚学派。这个学派在至少四或五代的时间中，每个新的一代都对前代的教育提出一种有独创性的修正。最后，它确立了我们可称作科学传统的事物：一种批评传统，它至少存在了五百年，并在几次严重的攻击中幸存下来，后来直至消亡。
批评传统是由采用这样的方法构成的：批评那些已经被普遍接受的故事或说明，然后继续提出新的、改进了的、富于想象的故事，这个故事又被提交批评。我断言，这个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它在人类史中似乎只被发明过一次。当雅典诸学派被胜利的、不容异说的基督教镇压时，它便在西方消亡了，不过在东方它还继续存在。在中世纪人们为它哀痛。在文艺复兴时期，与其说它被再次发明，不如说被再次输入，连同对希腊哲学和希腊科学的再发现。
如果考虑一下学派尤其是宗教的和半宗教的派别由来已久的功能，就会认识到这第二个成分——批评性讨论的方法——的独特性。派别的功能是而且一直是维护学派创立者的学说的纯洁性。因此，学说的变化不常发生，如果发生也常常是由于错误和误解。在有意识地做出变化时，通常也是暗中进行的；因为否则变化就会导致分歧，导致分裂。
但是在爱奥尼亚学派这里，我们发现了小心翼翼地保留着其每一位大师的学说而在各新的一代又重新偏离它的一种学派的传统。
对这一独特现象，我的猜想性解释是，创立者泰勒斯鼓励他的亲属、学生和后来的继承人阿那克西曼德看看他能否对地球的支撑提出比他自己曾提出的更好的解释。
无论如何，没有文化碰撞的冲击力就几乎不会出现批评方法的发明。它具有最惊人的结果。在四五个世代中，希腊人发现地球、月亮和太阳是球体；月亮围绕地球运转，然而总是“渴望地”注视着太阳；这可由她借太阳的光这种猜想来解释。不久他们猜想，地球自转，而且地球围绕太阳运转。但是，由于柏拉图学派，尤其由于阿利斯塔克，这些后来的设想不久就被遗忘了。
这些宇宙论的或天文学的发现成了所有未来科学的基础。人类科学始于要批评地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的大胆的和有希望的尝试。这种古代的梦想在牛顿那里得到实现。我们可以说，只是自从牛顿以来，人类才有了充分的意识——意识到它在宇宙中的位置。
可以表明，这一切是把批评性讨论的方法应用于编造神话的结果——应用于我们要理解和解释我们的世界的尝试。
Ⅵ
如果回顾这一发展，那么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不可期待任何对一个严肃问题的批评性讨论、任何“对峙”会取得迅速的、最终的结果。真理是难以获得的。它既需要独出心裁地批评旧的理论，又需要独出心裁地、富于想象地发明新的理论。不仅在科学中如此，在一切领域中也如此。
严肃的批评性讨论总是困难的。总会夹杂进一些人类的非理性的成分。理性的即批评性的讨论的许多参加者都感到，要摆脱人们在辩论会中染上的习气特别困难，他们必须了解，在一场辩论中获胜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澄清人们的问题，只有促进人们对自己的观点或其对手的观点的进一步理解，哪怕是最轻微的澄清和最微小的促进，才是巨大的成功。如果你在一场讨论中获胜，但它未能帮助你至少稍微改变或澄清你的思想，那么你应把它视为纯粹的损失。正由于这个缘故，人们观点的改变不应暗中进行，而应总是予以强调，总应对其后果进行探索。
这种意义上的理性讨论是罕见的。但它是一个重要的理想，我们会学会喜欢它。它不是旨在改变主张，它的期待是有节制的：如果觉得我们能用新的眼光看待事物，或者我们甚至稍微接近了真理，那就够了，而且是有过之。
Ⅶ
但是现在让我把话题返回到框架的神话上来。有许多倾向导致这样一个事实，即人们常常以为这个神话是几乎不言而喻的真理。
其中一种倾向我已提到过。它起于关于一场讨论的结果的过分乐观的期待；期待每一场富有成效的讨论都应导致一方所代表的真理对于另一方所代表的谬误的决定性的、理所当然的理性上的胜利。当人们发现这并不是一场讨论通常所达到的东西时，失望就把过分乐观的期待变成关于讨论的价值的普遍的悲观主义。
值得认真考察的另一种倾向与历史的或文化的相对主义有关，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那里也许可以看到这种观点的端倪。
希罗多德似乎是由于旅行而心胸开阔的那些有点非凡的人物之一。最初他无疑对在东方见到的许多奇异的风俗习惯感到震惊。但是他学会了尊重它们，批评地看待其中的一些，把另一些看作历史事物的结果：他学会了宽容，甚至获得了通过他的野蛮的主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的能力。
这是一种健康的事态。但是它可能导致相对主义，即导致这样的观点，没有绝对的或客观的真理，而是对于希腊人有一种真理，对于埃及人有另一种真理，对于叙利亚人又有另一种真理，等等。
我认为希罗多德并未堕入这个馅阱。但是自那以来许多人却堕入了这个陷阱——也许是受到他们与十分可疑的逻辑相结合的可钦佩的宽容感的激励。
文化相对主义的观念有一种变体显然是正确的。在英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人们在道路左侧行车，而在美国和大部分其他国家，人们却在右侧行车。我们需要某种这样的道路规章，但是采用其中的哪一种——右侧或左侧——却显然是任意的、约定的。有许多更重要或更不重要的类似的规章纯粹是约定的或习惯的。其中包括美国和英国关于英语发音和拼写的不同规则。假如这两种语言的语法结构很相似，甚至两种颇不相同的词汇也可能以与两种不同的道路规章十分相似的约定的方式相联系。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词汇，或这样的规则，看作纯粹在约定上不同：实际上两者之间无可选择——没有重要的东西可选择。
只要我们只考虑诸如此类的约定的规则和习俗，就不可能认真看待框架的神话；因为美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关于道路规章的讨论很可能会取得一致。双方都很可能对他们的规则不一致感到遗憾。双方都会同意，在原则上，两种规则间无可选择，如果期待美国为与英国取得一致而采用左侧行车的规则，那是不合理的；对方都可能同意，英国目前不能做出改变，这种改变可能是合乎需要的，但要付极高的代价。在所有各点上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参与者双方分手时都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即他们从讨论中没有学到任何东西。
当我们考虑其他习惯、法律或风俗时——例如与执法相联系的习惯、法律或风俗，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在这个领域中的不同的法律与风俗可能对于生活于其制约下的人们大不相同。有些风俗可能很残酷，而别的一些风俗则规定互助和减轻痛苦。一些国家及其法律尊重自由，而别的国家则不那样尊重或完全不尊重。
依我之见，对这些重要事情的批评性讨论不仅可能，而且十分迫切地需要。宣传和对真实信息的忽视常常使这种讨论难以进行。但这些困难并非不能克服。因此使用信息来跟宣传作战是可能的，并且信息如果能获得，它就不总被人们忽视；尽管无可否认它常常被人们忽视。
尽管这一切，仍有些人赞同这样的神话，即对于法律和风俗的框架不能进行理性讨论。他们断言，道德与法律或风俗或习惯是同一的，因此，要判断或讨论一种风俗体系是否在道德上优于另一种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存的法律与风俗的体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