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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译本悼念波普尔教授；1994年9月17日下午我在他的终生挚友贡布里希教授家作客时惊悉这位皓哲于当日上午溘逝。
并以此译本悼念我的母亲；1994年11月22日1点遽闻噩耗，其时我正译完了本书最后一篇文章中那段关于生命价值的结语。
范景中稽颡敬识于1994年11月26日
在现代教育中，专业教育日益暴露出一个严重的缺陷，即心灵狭隘的缺陷。这个问题在艺术教育中也未能避免。我们所谓的艺术学院，通常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理论上，即通过艺术教育将学生引入精神生活。然而，它却往往忽略了为知识而奋斗或通过知识而解放的历史，忽略了科学观念的历史，甚至忽略了教育学生在理智上的诚实。结果，它导致了心灵的贫困和心胸的狭窄，甚至它导致了漠视价值的可怕倾向。
摆脱这种困境的途径之一，也许是恢复学院的一个古老传统——重新唤起对知识的惊奇感，唤起对书籍的依恋感；否则，知识就有停顿的危险。这就是编辑学院丛书的基本想法。因此，我们将下述引语作为丛书的书首箴言：
我们的文明是书籍的文明：它的传统和它的本源，它的严格性和它的理智责任感，它的空前想象力和它的创造力，它对自由的理解和对自由的关注——这一切以我们对书籍的热爱为基础，愿时尚、传媒和电脑永远不会破坏或者松驰个人对书籍的这种亲切的依恋！
学院丛书种类不限，随排随印。第一辑五种，书目如下：一、波普尔，《通过知识获得解放》；二、赫伊津哈，《中世纪的衰落》；三、赫伊津哈，《游戏的人》；四、燕卜荪，《朦胧的七种类型》；五、巴克桑德尔，《意图的模式：关于图画的历史说明》。
范景中1996年9月
悼念波普尔教授
我们正沉痛地告别一个非常特殊的人，卡尔·雷蒙德·波普尔爵士，荣誉的伴随者，他在上周六（1994年9月17日）经过了一段短暂的病痛后去世，享年93岁。他不愿意我们称他是“伟人”，因为他深深地知道人类的弱点。
作为一个哲学家，他终生强调发现真理没有捷径，寻求个人和他人的幸福没有灵丹妙药；面对我们总是遇到的问题，解决它们的方式只能是试错法，自然本身是这样，科学也是这样。因此，寻求真理一定要从寻找错误开始，寻找我们自己的错误，也寻找别人的错误，正是这些错误可能妨碍了人类的进步。因为他是一个乐观的人，所以他相信人类在知识和福利两方面都会取得进步——只要我们倾听理性的声音，不要落入骗人的预言家的圈套。那些预言家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而实际上只在人间创造了地狱。我们不应该自认为有办法使人幸福，但是我们应该尽力地减少一切不必要的痛苦。我们不能宣称我们独占了真理，而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我们一定会犯错误。每次与批评家争辩，只要它是公正的、真诚的，它就可以使我们更接近真理。
这些话可能听起来谦虚，而且它们的确是谦虚地说出来的。但是波普尔的兴趣，不论是它的广度还是深度，都肯定使那些有幸和他接触的人感到震惊。他能够而且愿意讨论现代科学的方法论、概率论、量子力学和遗传学，他能轻松自如地谈论这些学科，他同样能轻松自如地谈论观念史，特别是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和从开普勒到爱因斯坦的各种宇宙论先驱的思想。
许多杰出的政治家都曾向他寻求政治智慧和洞见，他赢得了世界的尊敬，获得了无数的荣誉和奖励。但他从不希望人们把他看作一个权威。他完全是一个不愿出风头的人，他把无限的精力投入工作，也同样以无限的精力关注我们的文化遗产，特别是英国小说大师和伟大的古典作曲家的遗产。
他对道德和知识的热情，加上他的耳聋，使那些外人觉得他难以接近，但是，凡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我们大家失去的是一位具有无限的同情心、关心别人和热爱别人的人。
贡布里希
附记：杨思梁先生和我于1994年9月17日在贡布里希教授家作客，看到这篇悼词，杨思梁看过两三遍后当即背出并记下。这篇悼词于9月22日在波普尔追悼会上宣读。中文系我所译，并经杨思梁校改。范景中识
作为序言的概述
一切活的事物都在寻求更加美好的世界。
人、动物、植物，甚至单细胞机体永远是积极主动的。它们在试图改善自己的处境，或者至少避免它的恶化。即便在睡眠时，有机体也在积极维持睡眠的状态：睡眠的深度（否则是浅度）是有机体积极创造的状况，它维持睡眠（否则使有机体保持警觉）。每个有机体都永恒地一心想着解决问题的任务。这些问题产生于它自己对它的状况和环境的评价；产生于有机体试图去改善的状况。
一种尝试性的解决办法常常误入歧途，因为它把事情弄得更糟。继之而来的便是进一步的对解决办法的尝试——进一步的试错活动。
我们可以看到，生命（甚至在单细胞有机体的层次上）为世界带来了某种全新的事物，前所未有的事物：问题和解决的积极尝试；评价、价值［values］；试错。
可以认为，在达尔文［Darwin］的自然选择的影响下，是最积极的解决问题者，是寻求者和发现者，是新的世界和新的生活形式的发现者，得到了最大的发展。
每个有机体也力争稳定它的内部生活状况，保持它的个性——生物学家称其结果为“体内平衡”［homoeostasis］的活动，然而这也是一种内在兴奋，一种内在活动：一种试图限制内在兴奋的活动，一种反馈机制，对错误的一种纠正。体内平衡必须是不完全的。它必须限制自己。假如它完全成功，那就意味着有机体的死亡，或者至少它的所有生命机能的暂停。活动、兴奋、寻求，对于生活，对于永不安宁、永不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对于永久的寻求、希望、评价、发觉、发现、改善，对于学习，对于价值的创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于永久的错误，对反面价值的创造，也是必不可少的。
达尔文主义教导说，有机体通过自然选择适应环境。它教导说，它们在这整个过程中都是被动的。但是在我看来，强调有机体在寻求更美好的世界的过程中发现、发明、改造新的环境，这要重要得多。它们筑巢、建坝、造起小山和高山。但是它们最重要的创造可能是改变了地球周围的大气层，增加了它的氧气含量，这种改变又是对日光可食的发现的结果。对这种取之不尽的食品供应和无数捕捉光线的方式的发现创造了植物王国；对植物可食的发现创造了动物王国。
我们自己是被独特的人类语言的发明所创造的。如达尔文所说（《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第一部，第Ⅲ章），人类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对心灵本身产生影响”。我们语言的陈述可以描述一种事态，它们可能是客观上正确或错误的。于是对客观真理的寻求才可以开始，即获得人类的知识。对真理的寻求，尤其在自然科学中，无疑被认为是生命在它对更美好世界的漫长寻求过程中所创造的最好、最伟大的事物。
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用我们的自然科学毁坏环境吗？回答是：没有！固然我们犯了一些重大的错误，但是，一切生物都犯错误。预见我们的行动的所有无意的后果确实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科学是我们最大的希望：它的方法是纠正错误。
我不想没有谈一谈在我生活的八十七年的岁月中对更美好的世界寻求的成功就结束这篇前言，在这段时间发生了两次毫无意义的世界大战，出现了罪恶的独裁。尽管这一切，尽管我们遭到这样多的失败，我们却生活在比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任何其他时期更好（因为它们更赞成改革）和更公正的社会秩序中。进一步的改进是当务之急（然而增长国家权力的那些改进却常常导致我们所寻求的事物的反面）。
我想简短地提一下我们已改进的两件事情。
最重要的一件是，在我的童年和青年时代仍存在的可怕的大贫困现在已经绝迹。（遗憾的是，在诸如加尔各答之类的地方情况并非如此。）有人会反对这个观点，说在我们的社会中有的人过于富有。但是，如果有充裕的资源——和善意——与贫困和其他可避免的苦难斗争，那又为何使我们烦恼呢？
第二件是我们对刑法的改革。最初我们也许希望，如果减少惩罚，那么犯罪也会减少。当结果并非如此时，我们仍然决定，我们自己，作为个人和集体，宁愿忍受犯罪、腐败、谋杀、间谍活动和恐怖主义造成的结果，也不采取试图凭借暴力根除这些事情的十分可疑的步骤，从而冒使无辜者成为受害者的风险。（遗憾的是，这是很难完全避免的。）
批评家指责我们的社会腐败，尽管他们也许承认腐败有时受到了惩罚（水门事件）。也许他们未意识到另一种情况。我们喜欢这样的秩序，它甚至对可恶的罪犯也保证充分的法律保护，若存在疑问，他们就不受惩罚。我们喜欢这种秩序，而不喜欢另一种秩序，在那种秩序中，甚至无罪的人也得不到法律保护，甚至当他们的无罪已无可争议时也受到惩罚（萨哈罗夫＇Sakharov＇）。
然而，在做出这些决定时，我们也许还选择了其他一些价值。也许我们很无意识地应用了苏格拉底＇Socrate＇的极好的教导：“最好忍受不公正的行为，而不做出不公正的行为。”
1989年春于肯利
K R．波普尔
知识与对现实的塑造 寻求更美好的世界
我的讲演题目的前半部分不是我选择的，而是阿尔普巴赫论坛「Alpbach Forum］的组织者选择的。他们的题目是：“知识与对现实的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