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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不完全的，失真的信息使竞争对手犯错误之後，接下来就是利用这种错误来挫败对手，赢得竞争。很简单的例子，运动员在足球，篮球，排球，拳击，击剑等项目的比赛中，经常利用假动作来欺骗对方，使对方对自己下一步的行动判断错误，因而举措失当，使自己有机可趁。有一位足球守门员曾说过，由两翼进攻然後突然传中的射门非常难对付。因为对方从两翼发动的攻势吸引了门前的主要防卫力量，也吸引了门卫的注意力，并把自己的位置站在比较偏向受到进攻的一侧。可是对方突然把球传到一个中路偷袭到球门附近的队员。这时，去阻截侧翼进攻的几个球员一时间回防不及，置于无用，而预防偷袭的一两个队员也来不及站在最恰当的位置，而对方偷袭队员很可能就利用这一刹那飞起一脚，或跃起头球破门。在这决定性的一瞬间，守门员很可能正在从侧翼回防的途中，还没有来得及摆好接球的架式，来不及判断球路，大门已经失守。从狩猎中借用的术语：陷阱，圈套都有类似的意思。例如，从陷阱中引申出来的陷害就很形象，猎人首先在捕猎对象的必经之路上挖好陷阱，又小心加以伪装，使野兽看不出来，如果至此为止，我们可以称之为消极的诡诈行为。但有的猎手还不满足，在上面放上野兽爱吃的食物，向它输出错误的信息。使得野兽在美食诱惑下忘记保持应有的警惕，从而误入陷阱，这就变成积极的诡诈行为了。如果光有欺骗，而没在竞争中对欺骗的後果进行有计划的利用，以利于挫败对手，赢得胜利，这也不能算诡诈。例如朋友之间的恶作剧，夫妻，亲人之间在生日期间给对方造成的惊喜，为避免过分刺激自己心爱的人而隐瞒某些不幸的消息，小孩子做错事後为逃避责罚而隐瞒真向的行为…这些 〃欺骗〃，都不发生在竞争场合，输出不完全，失真信息的人，并没有计划利用这种行为的结果去使对手在竞争中失利，因此，这些都不能算诡诈行为。
诡诈在竞争当中的作用是影响对手、第三者、同盟者的谋略和实力变化过程，以形成对自己有利的竞争形势。情报分自己的情报和对手及环境的情报两个方面。了解形势先自自己开始，从自己的指挥控制系统开始，然后伸展到自己的各个实力要素。人们往往忽视了解自己的重要性，因而古人说：〃人贵有自知之明。〃
情报分为两类，一类是决策情报，是用来自己决策的，要求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不能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歪曲；另一类是控制情报，是用来影响别人决策用的。控制情报又分为两类，一类是控制盟友用的；另一类是控制对手用的。这两类情报的目的是影响对象的行动，手段是创造竞争形势的形象，使盟友或对手认为形势如情报所言，因而应该采取某种行动，而这种行动正是情报输出者所期望的，有利于己方获胜的。
诡诈行为本身和其它竞争行为一样，不一定有违人们为竞争设立的道德标准，却常常特别被人们所一般否定，即使在道义上接受战争这样残酷的竞争行为的人，也不能容忍诡诈。其中一个原因是，人们关于诡诈的经验更为普遍，更经常。一个人可能平淡无奇地度过一生，没有受到战争，抢劫等暴力行为的损害，可是他很少有机会逃过社会竞争当中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诡诈行为的损害或挫败。而且，一切违背道德标准的竞争行为当中，诡诈行为都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这种现象，常常使在道德上难以判断竞争性质的人们轻易地找到一个标志：凡是采用诡诈手段的竞争都是不正当的。而且，人类社会的生活经验教导人们要崇尚实力，而诡诈却反对光明正大地以实力正面对抗实力，主张借机弄巧，使对手的实力无用武之机，或只能低效率地使用，因此常被弱者所喜用。人们在崇尚实力的风气下，自然崇尚强者，鄙视弱者，连带地，也鄙视弱者对抗强者的利器：诡诈。而肯定强者对付弱者的手段：以实力来进行光明正大的较量。
尽管人们一般地在道德上将诡诈判处死刑，但在很多类型的竞争中，却又分别开恩加以特赦。千古一句〃兵不厌诈〃，就把诡诈在武装斗争中的地位给肯定了。人类的所有竞争行为之中，最具有破坏性的莫过于暴力冲突，莫过于战争了。可是自古以来，人们在讨论某一次暴力冲突或战争的道德方面时，从来不将诡诈作为评价的标准。例如：抗美援朝的第一，二次战役，我志愿军大兵团隐蔽入朝，秘密展开，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分兵冒进的伪美军以沉重打击。可称为〃兵以诈立〃的一次光辉范例。其中东线的第九兵团三个军的展开完全在敌机不断侦察之下进行。结果敌军毫无察觉。精锐凶悍的美陆战一师，曾在太平洋战争的瓜达卡纳尔岛战役中迭挫日军精锐师团，这次却在长津湖附近陷入重围，损兵折将达半数以上，丢弃了大部分重装备夺路而逃，只是靠了严寒和空中优势，才幸免全军覆没。对于九兵团的推进和展开，西方新闻界惊呼为〃战争史上的奇迹。我《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史》骄傲地引用了这一段话。这表明，该书的作者和西方新闻界对在军事行动中诡诈行为持肯定态度。是不是只有在对敌斗争中，诡诈行为才能在道德上获得生存权呢？也不尽然，请看在商场中，很多诡诈行为被判有罪，被法令所禁止。例如，买假药，克扣斤量等。但有一些诡诈行为却被人们所接受，例如，用明星来进行广告宣传，本身就具备了诡诈行为的条件。一个人之所以成为明星，几乎与使用某个品牌的商品毫无关系，这是一般的常识，但广告却旨在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某位电影明星之所以艳光四射，是因为使用了某个牌子的化妆品；某个球星之所以成功破门，是得利于某种饮料或某种体育用品。而每一个人使用了这个牌子的商品，就有机会象明星们一样健美，成功。这种失真的信息旨在把顾客从其它商品的卖主那里争取过来，心甘情愿地把钱交给做广告的厂商，甚至交得比他在没接受广告信息前愿意付出的要多。这类广告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不仅法律不加以禁止，而且那些明星也乐此不疲，为什么？因为很少人在道德上谴责这种行为，明知其中有诈，但并不在意，明星们不用担心参与此类活动会有损自己的公众形象和声誉。文革期间，女性的化妆，打扮被视为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表现，革命意志衰退的症兆，因此服装男性化，和男同志们一并被世人讥为〃兰蚂蚁〃，〃灰蚂蚁〃。改革开放以来，化妆，打扮不仅在女性世界里被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在男人的世界中，西装革履和各种化妆品也大举入侵。可是细想一下，人们为什么要化妆，打扮呢，不是为了使自己给人以超过自然美的人为美吗？其中的一些手段，给人以假的信息：例如高跟鞋，使女性显得比她实际的身高要高，涂脂抹粉，不仅掩盖了脸部的一些天然缺憾，而且使之有更加可人的颜色，质感。所有这些失真（如果我们把天然美视为真的话）的信息传送出去，为了什么呢？不就是为了赢得别人的欢心吗？从情敌那里争取意中人的爱情，从社会人海中赢得尊敬，赢得机会。在这个问题上真实反而会引致道德谴责，现代文明国家，无一不立法禁止在公众场合暴露身体的某些部分。其它国家即使没有明文规定，但社会公德也是谴责的。而这种情况决不是个别的，现代文明社会，普遍都尊重，保护个人的隐私权。一个人向社会隐瞒自己的私生活，自己的财产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而暴露，侵犯这种隐私权被认为是有违公德甚至是有违法律的。而一个人隐瞒自己的私生活和财产，除了在社会生活中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外，还可以达到进取性的目的。一个人在求职竞争时，如果能隐瞒自己从前的酒後开车记录，很可能可以获得一个较好的职位，假如暴露了这个隐私，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录取，连较差的职位也轮不到。
因此，道德标准是由竞争的目的和代价决定的，而不是由手段决定的。如果竞争的目的不正确，则整个竞争行动都是在道义上应被谴责的，例如，哥伦比亚毒犯对政府扫毒行动的反抗，日本侵华战争等。如果目的可以被社会公德接受，而要求社会为此付出的代价太大，以致这个目的的实现不足以弥补这样的代价，或者本可以减轻的代价而没有努力去减轻，这样的竞争也不可取。这方面的例子比较典型的有白起坑杀赵卒４０万，孟姜女哭长城，隋炀帝开大运河等。如果竞争的手段是配合错误的目的，或是使社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则这些手段也应受谴责，人类社会为了限制竞争的消极目的和过分的破坏，曾经以法律，公德，风俗，舆论等手段来使各种竞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控制，就连最残酷的竞争形式…战争，如今也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公法。滥杀平民，战俘受到法律制裁和舆论谴责。其它形式的竞争，就更不必说了。体育是最典型的受控竞争。人们为每一项竞赛项目规定了明确，严格的比赛内容，踢足球的，除守门员外，任何队员不得用手触球；拳击运动员，不得用脚打击对手；摔跤运动员，不得出拳伤人。这明确的规定，都是使某项竞赛明确地服务于促进人体某方面才能和技能的开发，而把其它的才能和技能排除在外，但是，有的人因为没有希望在公平的竞争中战胜对手，就乞怜于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而这些手段几乎都包含了诡诈的因素。因为人们无法正面攻击社会对竞争的控制和管理，只好借助于虚假的信息，以便绕过或躲过这些控制和管理，这样，使用诡诈的手段是必不可免了。但是，我们细细分析每一项竞争都会发现：有两种诡诈，一种为社会所接受，因为它服从积极的竞争目的，没有对社会造成过度损害，没有破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