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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的变化。吴起说：〃在德不在险。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义不修，禹灭之。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杀之。由此观之，在德不在险。若君不修德，舟中之人尽为敌国也。〃现存的《吴子》，即《吴起兵法》，相传为吴起所作。从其内容来看，大多数是魏武侯请教吴起有关战略战术问题，吴起的答复。从魏武侯的提问来看，他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君主，在军事方面，比较注重战术细节。可能因此而忽略了内政，又或者是太好战，以至赋敛过重。吴起虽然教导兵法不误，但是对他的德政不修颇有微词，因此奉劝他：〃在德不在险。〃两人的分歧已经跃然纸上。
对外方面，魏武侯一改父亲西出关中的战略，回头首先恢复晋国旧有的版图，而且特别重视攻击富裕的平原地区城市，把魏国引上了由盛而衰的道路。如果他不攻平原经济发达地区，而攻上党一带的晋东南山区，打通安邑至大梁之间的联系，分割赵韩两国，虽不如向河西发展理想，但如果能够首先灭掉赵韩，恢复晋国，则统一大业尚有可为。可是进攻富裕的平原地区，不但对对方重点防御的大城市的攻击不易凑效，而且目标太大，容易招来诸侯的妒忌和干涉。魏武侯在魏文侯破秦的基础上，贸然与赵、韩开战，从此根本改变了魏文侯时代吴起参与制订的东和三晋，西破秦国的战略。后来由于听信谗言，迫使当时最有才干的伟大的军事家、政治家吴起离魏入楚，正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看来吴起自己也不下去了。到魏惠王时代，东击赵国邯郸，被齐国干涉，又恰逢齐国起用大军事家孙膑，魏军战败于桂陵。当时如果庞涓在破赵之后回师大梁，在军队充分休整之后再寻求与齐决战或者议和，则破赵的成果有希望保存。庞涓可能因为与孙膑的个人恩怨，以及破赵之后的骄傲心理，以疲惫之师轻装冒进获致惨败。以后，不得不归还所占领的邯郸，与赵国和好。后来，因为与韩开战，再为孙膑所趁，马陵一战，主帅庞涓被擒（或阵亡），太子也当了俘虏。由于专注与东方的争夺，秦用从魏国投奔来的商鞅，从河西反攻，收复被魏文侯夺占的河西地区，进而占领了魏原有的河西地区，直逼魏国首都安邑。魏不得已向东迁都到四战之地大梁，以后不断遭受强邻欺侮。这时，由于秦国孝公去世，惠文王立，因曾经反对变法而受罚，此时欲报复商鞅，商鞅惧而投魏。魏再度拒绝商鞅，使自己复兴霸业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
当时，魏国由于魏文侯招贤纳士，加上魏国本来就是中华文化的中心地之一，天下豪杰尽产生于魏，集中于魏，如吴起、西门豹、乐羊等，这个实力强大的人才群体，是魏国正确的建国方针和战略策略的保证。魏文侯一死，尽管魏国运气仍然很好，在人才方面的优势因失伯乐而不复存在，武侯时，逼走吴起。魏惠王时，丞相公叔痤推荐商鞅，劝惠王〃举国听之〃，否则杀之，惠王不听，商鞅出奔秦。秦孝公举国以听商鞅，厉行变法，奠定秦国富强根基。商鞅在得知魏国遭受马陵之败后，对秦孝公说∶〃今以君之贤，国赖以盛。而魏往年大败于齐，诸侯叛之，可因此时伐魏。魏不支，必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在获准后还亲自统兵，尽夺魏河西之地，消除了秦国国防方面来自东北方向的威胁，使秦从此以后，进可攻，退可守，获得战略地理上的绝好形势。历史也许总是注定要给人们留下许多遗憾。战国时代可称为首屈一指的大政治家（从夺河西一战看，也是大军事家）商鞅，居然受到受自己恩惠不尽的王室和国家的迫害！更有甚者，商鞅之才已经获得实践证明之后，整个大活人自己跑回魏国来投魏惠王，居然不获接纳！！！真是太荒唐，太可惜了！魏国除了赶走吴起，两次拒绝商鞅之外，还放走了孙膑和乐羊的孙子乐毅。这四个人当中，除吴起到楚国后，忙于内政，同时不知是否因为效力魏国多年，不忍亲手破坏自己的心血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没有引导楚国大举伐魏，只是在南方〃挠挠痒痒〃，没动〃真格儿〃，以及乐毅因长期居住在赵国，与魏国没有重大恩怨外，另外两人，一东一西，两面夹攻，把魏国的霸业破坏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动摇了魏国立国的根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魏国的兴衰全系于人才之上，古今中外，象魏国这样典型，这样富于戏剧性的历史现象真是很不多见。也许涉及的战略问题过于深奥，不易为文艺家所理解，这方面的文学艺术作品没有传世之作，真是浪费了好题材！这是后人的遗憾。这些人的个人经历是戏剧性的，业绩是震撼性的，对于中国的历史影响是重大而且深远的。一直到今天，我们国家沿袭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权力体系和居民管理的户籍制度，根源仍在这几个人身上。吴起有〃杀妻求将〃的故事，有伏王尸报仇的故事，孙膑有与庞涓的个人恩怨，其复仇经历比较《哈姆雷特》和《基度山恩仇记》的气势和用心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商鞅的〃求职〃经历已经叙述过，在此不重复。这些题材如果在文学艺术上精心加工一番，一定可以形成传世之佳作。
除了上述内政军事方面的人才之外，魏国还产生了外交方面的天才人物，可惜也为敌国所用，致使国家蒙受惨重挫败。古今中外，舌头最管用的当数苏秦和张仪这一对师兄弟。这两个家伙，一文不名，两袖清风，只凭三寸不烂之舌在当时的战国七雄之中，所到之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个个国王对他们优礼有加，唯恐得罪，争先将本国最高的职位奉献给他们。而他们则是爱干不干，心情好就多留几天，心情不好，拍屁股走人，〃炒〃国王们的〃鱿鱼〃是家常便饭。其中张仪又是魏国人，苏秦离魏国比吴起要近，是周天子领土上的洛阳人，而吴起是卫国人，当时从卫国到魏国首都安邑比较从洛阳到魏国在苏秦时期的首都大梁要远，而且去安邑尽是山路，而洛阳到大梁却是一马平川。这两个人和商鞅一样，谁用谁富强，谁不用谁倒霉。秦惠文王杀害商鞅之后，对游说之士有偏见（说来也是商鞅变法的主张），把前来游说统一天下方略的苏秦轰跑了。苏秦受此大辱，遂倡导山东六国合纵抗秦，与秦为难，由此而起百余年，秦国东进最主要的外交阻力就是六国合纵。破坏合纵的，恰好是两个魏国人。一个是张仪，首倡连横亲秦，奠定破坏合纵的根本外交战略路线。但是在行动上最早破坏合纵的，是秦相公孙衍，又是魏国人。当苏秦正筹备合纵之时，公孙衍（又名犀首，不知是否花名，形容其〃头上长角〃，如犀牛般凶猛？）统帅秦军大破魏军４万余，擒大将龙贾，取雕阴（今陕西延安到洛川途中的地方）。苏秦此时恰逢张仪来投，遂用〃激将法〃助张仪入秦以为内应。张仪尚未见用，公孙衍又游说魏齐两国背叛合纵，夹攻赵国，使合纵瓦解。秦惠文王吃了不用苏秦的亏，不得不改变了对纵横家的偏见，起用张仪。张仪系统地提出远交近攻，连横亲秦的外交战略，并且付诸实践，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使公孙衍在历史书上消失了光彩。后来秦国还有一个魏国人任相，就是甘茂，但是他的业绩也没有前面那些人那么光辉和富于戏剧性。
所以，秦国统一天下，靠的是魏国的谋士，秦国的战士（如白起、王翦等人），对于魏国来说，是非常可惜的事情。以当时的历史，战士是谋士的变法创造的，没有商鞅变法，秦国人不会勇于公战，自然也不会产生杰出的战士。
当时除了晋国和秦国具备统一中国的物质条件之外，楚国也具备条件。当时的楚国是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东临大海，北界淮河－桐柏山－伏牛山－秦岭，西依大巴山－巫山，南至大海。在灭亡吴、越之后，东面基本不受威胁。在北方，最薄弱的地理障碍是淮河，北岸是一批弱小的小国构成的缓冲地带。东北与齐国为临，但是中间有宋、鲁等国缓冲。正北方是三晋当中的韩、魏两国，楚国沿伏牛山到桐柏山建筑了城墙防御体系〃方城〃。西边的地理形势本来对于楚国是很有利的，险峻的秦岭、大巴山、巫山当中只有几条险要的峡谷通道∶丹水河谷，汉水河谷和长江三峡。在秦灭巴、蜀之前，楚国所需要关心的只是丹水河谷和汉水河谷，尤其是方便秦军后勤支援的丹水河谷。因为楚国拥有如此优越的地理形势，楚国的先王们在春秋时期积极北进，争夺中原。〃问鼎中原〃这个成语就是楚国人创造出来的。如果不是晋国联合诸侯抵抗，楚国统一中国的机会是很大的。可惜到晋国的国力衰竭的时候，楚国也被孙子和伍子胥领导的吴军攻破，直到战国时期没有完全恢复元气。更有甚者，楚悼王见吴起在魏国的功绩，邀请他主持楚国改革，可惜不被楚国贵族集团接受。楚悼王一死，吴起遇害，屈原受贬，楚国开始了屈辱的篇章。
楚国在春秋时期还是一个和秦国类似的落后国家，被中原列国排斥在外。经过与中原各国的经济文化的长期交流，楚国到了战国时期已经基本上达到了中原各国的水平，并且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和文学家。李耳和屈原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很遗憾的是，在整个战国时期，各国都在轰轰烈烈地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秦国的商鞅变法，韩国启用申不害，魏文侯招贤纳士，开发河西，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齐威王用田忌、孙膑等富国强兵，燕昭王用乐毅称雄东方，但是楚国的改革是最短命，最没有成效的。国土面积最广大的国家，在整个战国时期日子过得最窝囊。尤其是楚怀王，更是给张仪象耍猴一般捉弄，最后被关在秦国，悲惨死去。
10。好事和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