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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今之计，要走出低水平循环的困境，关键是要打破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观念，把眼光扩展到全世界。实际上，我国现在自己解决吃饭问题已经出现问题，自７０年代以来，我国大多数年份都是粮食净进口国，而且进口额长期有上升的趋势。如果按照自给自足的观念，这种趋势是不应该发展下去的。但是，前面已经分析过，扭转这种趋势的巨大代价，是我国目前的经济所难以负担的。中国人多地少，但世界上并不是处处人多地少，有很多的地方是地多人少，如果能利用世界上的耕地资源来为我国人民解决吃饭问题，中国的温饱问题才能根本解决。但是，要进口粮食，就必须解决外汇问题。
有一种很具有代表性的反对意见，即认为中国人口那么多，有哪一个国家能〃养得起〃？
因此，出路还是自己养自己。但这种意见有几个逻辑矛盾：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养得起中国人，则中国自己就能养得起吗？如果自己养自己觉得吃力，为什么不让所有的粮食出口国一起分担这个责任？进口粮食，是基于自给的代价太大，而且只是主张部分人口的粮食靠进口，并不是全国的耕地丢荒。中国有１２亿人口，到这个个世纪中叶可能增加到１５亿。如果要过上小康的日子，人均消费粮食至少要在５００公斤以上。而我国耕地约２０亿亩，其中种粮耕地，亩产不足３００公斤。如果我国的耕地下降能够受到控制，并被新开恳地抵销──目前做不到；又如果能把全部耕地种上粮食──目前只有１７亿亩左右，另外３亿亩中的一部分并不适宜种粮，如菜田、山坡地等；又如果能有足够的投资使得全部２０亿亩耕地的单产平均能达到３００公斤，也只能生产６，０００亿公斤粮食，亦即１５亿人人均４００公斤。每人离小康标准还差１００公斤，全国还需要进口１，５００亿公斤。如果现实一点，考虑到粮食之外，还要消费其它农产品，我国要增加进口３亿亩耕地的粮食产量９００亿公斤，这样，进口量达２，４００亿公斤。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过上小康水平的生活，可能有三分之一的人口要吃进口粮食。如果想不吃进口粮，唯一的办法是把粮食单产提高到４００公斤，并且保持粮食播种面积不再下降。且不说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对建设用地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吞噬城镇周围的良田，只是亩产４００公斤的目标在目前对中南诸省就已经不容易，更何况我们要使西北、西南、华北、东北都要达到这个水平？我国能不能负担得起这个投资呢？即使负担得起，这些投资如果用在别的方面，会不会效益更好呢？
我国经济地理的一个特点是人口密集的地方，经济也比较发达，尤其是沿海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村，创汇能力也比较高。尤其是在毗邻港澳的广东，与台湾一水之隔的福建、浙江农村的创汇能力能大幅度提高。而更北一些的上海、江苏、山东、天津、辽宁，甚至内地的边境省区，农村的产业都有很大的创汇潜力。在这些地区，我们应该帮助农村在增产粮食和发展创汇农业生产，解决进口粮食的外汇之间进行选择。如果投资到创汇生产，能够赚到的外汇，用来进口粮食，比把这一笔投资投入粮食生产更多，就应该把这笔投资投到创汇农业生产上去。如果一块耕地，用于非粮食生产，其创汇增加值能够进口超过这块耕地上预期能生产的粮食，则这块耕地就可以改为非农业生产用途。我国的沿海地区，除辽宁省外，都是人多地少。除个别地区外，农村人均收入都较内地高，经济发展也较快，生产粮食的成本很高，而发展农村创汇的条件又比内地好。如果沿海地区的创汇农业带形成了，不但可以解决这些人口稠密地区的吃饭问题，而且还可以筹集到现代化所急需的资金，使我国工业的农业能力有可能集中到内地。
考虑到粮食作物的增加值较低，如果大部分农村劳动到本世纪末仍然从事粮食生产，他们的增加值水平很难比现在有很大的提高，按计划，我国要达到人均收入８００美元的目标。考虑到工农差别，假设农村只需达到２００美元，一个农村劳动力负担３个人的人均收入，就需生产出６００美元的收入，折合５，０００元人民币左右，可购稻谷５吨多。这么多稻谷，如按单产３００公斤计，需稻田１５亩，按单产４００公斤认计，也需１０亩。这样大规模的生产，只有发展粮食专业户才能做到，但我国耕地有限，能发展多少粮食专业户呢？剩余的劳动力怎么办？这也迫使我们把思路转向创汇农业，因为只有跳出粮食生产的束缚，才有可能在一亩地上创造出相当于几十亩地，甚至几百亩地产的粮食一样多的价值，才有可能解决几十亩，甚至几百亩粮田才能解决的就立问题。
当然，工业的创汇能力要超过农业，但工业现代化所需要的外汇更多。不充分发挥农业的创汇潜力，仍然会回到工农业争资金的老路上去，工农业互相牵制，都得不到很好的发展。如果我国能认真把农村创汇农业抓起来，尤其是那种〃两头在外〃的产业，既可以解决农业本身现代化改造所需的资金，又可以借助国际市场保证我国的农产品供应，那样，我国在农村现代化的奋斗中，一定会处于更为主动的地位。
战略经典研究：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不同结局。
这里说的是如何控制形势，尤其是在自己战胜之后，掌握了主动权，如何用好。
经过１８６６年普奥战争，普鲁士击败了奥地利，使建立排除奥地利的德意志帝国的历史之门为之敞开。当时的普鲁士宰相俾斯麦老谋深算，给奥地利以宽大的条件，奠定了此后德奥五十年同盟的基础。因为当时民族情绪高涨，〃血浓于水〃的意识深入人心，因此俾斯麦的谋略得以实施。
１８７０年的普法战争之后，俾斯麦仍然企图故伎重施，给战败的法国以比较宽大的条件，但是，这时的民族主义已经发展成了沙文主义，割地赔款的呼声压倒了富有远见的和平战略。结果，法国被迫割让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巨额的赔款，种下了德法两国几代人的仇恨。
古代罗马的邻国萨莫尼安人击败了罗马军队，将五万人包围在峡谷之中，走投无路的罗马执政官派代表求和。萨莫尼安人的领袖蓬提阿斯向父亲请教处理的办法。他的父亲对他说：
〃我的儿啊，对于大仇只有一个对付的办法…不是极端的仁慈，就是极端的严厉。严厉使人害怕，仁慈使人和解。你要知道，在一切胜仗中最重要和最伟大的是准备最后的胜利。全部释放他们，不要惩罚他们，不要给他们以侮辱，不要使他们有任何损失，使他们因受你的大恩而感激你。我听说他们对于他们的荣誉是很敏感的。只有深受恩惠的感动，才会使他们努力想在这件仁慈的举动方面超过你。你有力量使这种仁慈作为持久和平的保证。如果这个办法不合你的意的话，那么，就把他们全体都杀掉，不要留下一个去传递消息。照我的意见，我劝你采取前一个办法，不然就采取后一个办法。如果你对于他们加以任何侮辱的话，罗马人一定会报复的。在那种情况下，你应当首先给他们以打击，而绝对没有一个打击比同时杀戮他们五万个青年更严重的了。〃
蓬提阿斯没有接受父亲的意见，而是让罗马人在接受〃轭门之辱〃后回到自己的国家。轭门是由三根长矛扎成的，当时的人们认为，战败的军人钻轭门是一种奇耻大辱，类似韩信蒙受的〃胯下之辱〃。
后来，萨莫尼安被罗马灭亡，蓬提阿斯身首异处。
这是欧洲文化当中对于战败国外交的指导性经典。俾斯麦的主张及其对奥地利的外交，可以说是实践了蓬提阿斯之父的主张，而对法国的处理，则是实行了蓬提阿斯本人的主张。如果德国当时实行了蓬提阿斯父亲的主张，可能会有这样的两种截然相反的作法，但是结果都会比历史上实际实现的方案好：
第一套，也是比较容易实现的方案是〃极端的仁慈〃案，原则如下：
让法国人得到意外的惊喜，产生感激之情，进而愿意与德国缔结较为长久的同盟。在历史上，战败国总是免不了要遭受割地赔款的损失以及其他耻辱，尤其是首先挑起战争的一方。这时，可以根据欧洲人的习俗和心理选择适当的方案。可以考虑的处置有：
免除法国对德国的赔款责任，但是法国政府必须对遭受战祸地区的两国人民做出充分的赔偿。
这个条款既使法国政府承担了首先发动战争的责任，又使法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了德国的宽大，因为蒙受战祸的地区绝大部分是法国领土。由于德国是战胜国，又是条款提出国，德法边界的人民会认为是德国的恩惠，尤其是战区的法国人民，将来一旦两国再度爆发战争，他们对德军的敌意应该会有所减轻。
法军所有重型进攻性装备（例如５０毫米以上口径的大炮及装备有这些大炮的兵器）在德国监督下立即封存一段时间，但是财产权仍旧属于法国政府。在封存武器的期间，如果法国受到第三国侵略，德国有责任保护法国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法国应立即平毁边境上一切针对德国的军事工程设施，但是保留必要的海关设施，如铁丝网等。裁减常备陆军规模。裁军的条款有进一步明确战争责任的含义，同时也可以保证德国的安全在一段时间内不受法国威胁。如果德国能在随后不久即能与法国缔结军事同盟，则取消或者修改这个条款都可以作为取悦法国军方的王牌。法国军方首脑不得不顾虑，如果拒绝与德国建立军事同盟，则恢复强大法军的军人职业理想就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实现，只有建立法德军事同盟他们才能获益。这样一来，在法国军队，法国军事工业界当中的亲德集团自然兴起，两国的军事同盟就有了社会基础。
同时，德国本身发动一场宣传两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