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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庆、乐和等人，全是司法系统的工作人员。武松与杨雄杀嫂、杀妻，朱仝、雷横私放晁盖、宋江，乐和替解珍、解宝通风，施恩黄赌毒一体化产业经营，蔡福、蔡庆黑白两道通宰，戴宗、李逵把监狱办成招待所，都属于典型的个人践踏律法行为。藐视律法的最终结局，就是不可避免地沦落为黑道分子，这些人无一例外地走上了体制外博命生存的道路。
戴宗、李逵纵容黑老大的程度，远比雷横严重。宋江在案发前，就与江湖人物过往密切，不太干净，说白了是脚踩黑白两只船。除掉阎婆惜的事件，是宋江由政府官吏向江湖老大过渡的分水岭，原来由他一手经营的黑道网络一下子便浮出水面。宋江案发后，先有朱仝、雷横私放于前，又有监狱长戴宗和狱卒李逵庇护于后，整个大宋帝国的司法系统，在宋江金钱搭建起来的人脉网络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
戴宗本来要向宋江索要人情，这是司法系统灰色收入的主要来源，当这位监狱长得知眼前的“贼配军”，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宋江时，便赶紧鞠躬请安，还为自己不能下跪做解释：“兄长，此处不是说话处，未敢下拜。”然后戴宗立即安排到江州最好的饭店给宋江接风，在没人看见的豪华包厢里，“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在江州服刑期间，戴宗、李逵天天陪着他吃喝玩乐，过着简直是星级的生活。为了能让宋江吃上一口鲜鱼汤，李逵甚至不惜在浔阳江口和张顺大打出手，差点被淹死。在宋江喝酒品茗的时候，不时还有女子唱小曲儿前来助兴。
人类的野蛮只要有了适合的土壤，掌握了足够的权力，便会突破任何文明的尺度和规则。野蛮不会随着文明脚步的前进而退去。文明越进步，野蛮越可怕。造成人类野蛮的深层动力千年未改，现实和历史中的野蛮，几乎都可以找到相互的印证。大连的“黑老大”邹显卫在服刑期间，也过着和宋江一般的幸福生活，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也难怪，社会都前进了快一千年了，物质生活总该大大地丰富吧。
邹显卫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为害大连乃至辽宁多年，甚至惊动了中央。被捕后，按规定应该和宋江一样去异地服刑，但邹显卫比宋江的能力还大，他通过关系和监狱长谢红军接上了头，如愿以偿地转到了大连监狱。进入大连监狱的第二天，邹显卫就在大连一家酒店摆下答谢宴，在美酒和金钱的驱使下，监狱长谢红军与阶下囚邹显卫兄弟相称。作为报答，邹显卫送给谢红军一套住房。为改善财源紧张的状况，大连监狱成立了一个公司，谢红军任命邹显卫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主管公司的业务，远比宋江抄抄写写滋润得多。
在谢红军的授意下，大连监狱腾出一套两室套房，专供邹显卫一个人居住。在邹显卫的个人卧室内，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等应有尽有。不仅如此，邹显卫的卧室内还安着一个电钮，专供他差遣两个犯人时使用。不少狱警还主动承担起了替他买粮买菜的任务，他们的腰包显然要比李逵鼓。邹显卫经常开着谢红军的奔驰车随意进出监狱，社会上的卖淫女，也经常搭车出入监狱，供邹显卫嫖宿。大连监狱内一位女狱警甚至不顾自己是有夫之妇，成了邹显卫招之即来的铁杆情妇，忠贞系数比阎婆惜还高。邹显卫犯的是故意杀人罪，通过运作，死刑后改死缓，在大连监狱又买通了主要负责人，将死缓又改为有期徒刑，最后竟在谢红军等人的策划下，神奇地“保外就医”。要不是在“就医”期间再次酿成血案，致使一死一伤，邹显卫也许还将继续过着阳光灿烂的日子。
如果说梁山中那些涉黑的官差，在江湖义气的照耀下，多少还残存着些许人性的余光，那么官差可以被雇用来杀人，就完全是权力异化为凶器的表现。董超、薛霸和差拨是水浒世界里微不足道的差役。他们之所以被提及，是因为在银子的作用下，这些人拿起了执法的刀，做起了替人消灾的勾当。董超、薛霸和差拨共同的雇主都是高俅，中间人是陆虞侯，而他们的伤害对象是林冲。高衙内看上了林冲的老婆，调戏不成竟然得了相思病，高俅为满足干儿子的淫欲，设下圈套把林冲拿进了大狱，并派陆虞侯买通董超、薛霸和差拨，意图彻底把林冲做掉。高俅是当朝的太尉，徽宗皇帝驾前的红人，凭他的能力弄死林冲，如同捏死一只蚂蚁。他之所以选择雇用差役杀人，显然是觉得黑道方式要比白道方式安全省事。
差拨很不幸，没有完成任务不说，还搭上了性命。董超、薛霸也没有杀掉林冲，这并非说明他们有恻隐之心，实在是害怕鲁智深的暴力阻挠。高俅不可能理解他们的苦衷，见两个废物拿了银子，又不能消灾，便找了个借口把他们从首都刺配到边境地区的大名府。大名府留守梁中书觉得董超、薛霸比较能干，又把他们从囚犯提拔到官差这个老本行上来。官差、囚犯身份的互换，是司法腐败下的黑暗游戏。律法体系的崩坏，已经抹杀了黑白间的界限。董超、薛霸黑性不改，又被李固雇用了去杀卢俊义，这次他们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最后以身“殉职”。
官差的权力是法律赋予的，它的使用只能限定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同时官差的权力是公权，行使的最终目的是保护老百姓的正当权益不受侵害。而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如果处理问题时不是借助律法手段，而是采取与涉黑分子一样的暴力方式，对暴力的使用由职业习惯延伸为个人习惯，将会使百姓陷入到黑色律法的恐怖中去。
执法者所具有的强制性公权力量，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在个人利益的驱使下，具有转换为私人暴力资源的趋势。这就是官差涉黑定律。在司法黑暗的灰社会状态下，这种倾向会直接变成现实。在雷横、戴宗、李逵、施恩、谢红军等人眼里，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制度、法律，他们心里只有私情和利益。在银子光影的作用下，官差和囚犯身份出现了倒置甚至互换。
当官差的身份仅仅成为个人谋取私利的工具，他们处世的标准，就不再遵循国家的律法，而是奉行黑道的规则。这种两栖物种的出现，无疑是对社会秩序和百姓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的危害。
第三部分
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尽管这种宰割没有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
官员做匪的水平
草匪和官匪本质上都是一类人，只不过草匪拿的是“血酬”，官匪拿的是“权酬”。官匪的可怕可恨之处在于：他们利用自己掌握的公权利器，编织了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生活在网中的百姓只有任宰任割的份儿。尽管这种宰割没有刀光剑影，但却比草匪的做法更血腥、更残暴，而且更“智慧”。
尽管我们知道在封建专制体制下，老百姓都是冤大头，但当我看到了下面这则材料后，还是很感叹。老百姓痛恨官吏们剥削迫害自己，苦于无法应对，只能恨恨地骂一句“官兵如匪”。学者则文绉绉地总结说，贪官是体制内的匪，匪是体制外的贪官。其实，满肚子花花肠子的官吏们一旦做起匪来，岂是那些只知道打打杀杀的草寇所能比的？
清朝时，浙江山阴人蒋渊如看到做官有利可图，一心想弄个知县干干。急于牟利的蒋渊如显然不会走读书致仕的道路，他选择了投资回报周期短的买官。蒋渊如家境并不富裕，他缺少启动资金，因此就与唐文卿、陈柏生、王平斋、吕少川等朋友商议，集资买了个最先得缺的候选知县。五个人在神灵前歃血为盟，对今后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大股东蒋渊如任县令，二股东唐文卿、陈柏生分任刑名师爷和钱粮师爷，小股东王平斋、吕少川分任钱漕吏员和公务吏员，严防肥水外流。几个月后，蒋渊如如愿以偿得了个肥差。上任之后，五个人只有分工不同，并没贵贱之分，各无怨言，上下其手，精诚团结，通力合作，年收入高达二十余万两白银。这等眼光和水平显然是一般草寇所无法比肩的。曾经有人作诗戏之曰：“捐官结得五人义，获利平分十万金。”
相对于这五个人，梁中书显然要幸运多了。作为当朝太师蔡京的女婿，梁中书一分钱没花，就坐到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留守的位子上。北京是北宋时东京汴梁的三大陪都之一，政治地位极高，经济比较发达，所以大名府留守是个标准的肥缺。梁中书在这个位置上，到底榨取了多少钱财，已无从考证，但他的吸血能力无疑非一般小官吏可比。梁中书对蔡京的“提携之力”一直是“感激不尽”，每年农历六月十五蔡京过生日，梁中书都有所表示。他给岳父大人兼当朝太师送礼，肯定不能买个蛋糕或弄束鲜花就了事。梁中书出手很阔绰，第一年，他花十万贯买了一大堆珠宝，准备送给蔡京，半道上被人抢了。第二年，他又轻松地掏出十万贯，买了一大堆珠宝准备再次进贡，谁知被“送”到了梁山。尽管生辰纲丢了，但惊人的数目，足以说明这位大名府留守的确生财有道。梁中书的十万贯被晁盖等人抢了后，成了梁山众兄弟的发展基金。一个官养活了那么多匪，本事的确不小。
对梁中书的搜刮之道，我们现在知之甚少。但通过他的下属蔡福敲诈李固的手段，可以以一斑而窥全豹。蔡福后来虽然位列七十二地煞，但却是个地道的贪徒酷吏。卢俊义被告发后，他的管家李固欲置其于死地。李固拿着五十两蒜条金找到了牢头蔡福。不料，蔡福摆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