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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师师对梁山的意图既不怀疑，也不反感，而是表示出了信任、理解和热情：“你这一班义士，久闻大名，只是奈缘中间无有好人，与汝们众位作战，因此上屈沉水泊。”李师师相助水泊梁山完成了由体制外向体制内的转轨，除了接受了礼金、喜欢燕青等原因外，其根本原因是她和梁山英雄一样生存在体制外的江湖，“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有着不同于主流社会的道德观、价值观和难与外人道的人生际遇。所以，尽管李师师受到徽宗宠幸，“风雷声价，播传寰宇”，但前两次宋江等人出现在她家里的时候，她不仅热情相待，还主动邀请：“来日驾幸上清宫，必然不来，却请诸位到此，少叙三杯。”同样，燕青虽然是草匪，却赢得了李师师的垂青。要不是燕青把持得住，差点成了徽宗的“情敌”。
同李师师的谈判工作，并没有大兵压境的紧张感，也没有讨价还价的扯皮感，一切都是滑着轻松的舞步向前推进。在宾主尽欢的会谈气氛中，李师师向皇帝引荐了燕青。燕青凭借几首小曲打动了宋徽宗，不仅为自己讨来了免于处罚的圣旨，还让徽宗全面地掌握了宋江对招安项目的渴望。路线确定以后，人才是关键因素。没有李师师的引荐，宋江就不可能实现招安的目标，同样没有燕青的努力，招安也将遥遥无期。对宋江招安的成功，李师师和燕青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李师师有着清醒的政治头脑。她的全部政治观点可以归纳如下：一、梁山好汉们是一班义士，只是屈沉水泊；二、朝廷被奸臣闭塞贤路，坏了国家大事；三、皇帝圣明，只是受了蒙蔽。她虽出身风尘，却能洞察玄机，明辨是非，“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以一袖清香，轻松消解了几十万金戈铁马。蔡京等国家重臣全然不顾国家利益，政治品质还不如一个风尘女子，真是令人感叹。
张端义在《贵耳集》中说李师师和宋徽宗“君臣遇合于倡优下贱之家，国之安危治乱，可想而知也”。把李师师当成了红颜祸水，显然有失公允。但凭李师师的能力，如果要做点坏事，肯定也能惊天。话又说回来，历来红颜祸国之说颇盛：夏亡于妹喜；商败于妲己；西周毁于褒姒；吴国灭于西施；唐破落于杨贵妃；有清一代三百年，败亡在慈禧太后手中。甚至有人评论说，辉煌的事业往往经不住卧榻边的几声娇笑。
其实，一切败亡都是私欲过分膨胀而没有加以遏制的必然结果。把失败归咎于卧榻之侧，显然是在推卸责任。
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
从白秀英、李瑞兰、潘巧云、刘夫人四个女人的非正常死亡可以看出，人的一生其实是充满了选择的过程，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选择。稍有不慎，相对于社会来说处于弱势地位的个体，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生活是一本大书，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页。如何书写，除了客观条件的限制，还有个人的创造性选择。亭长刘邦看见秦始皇的车队，羡慕地说：“大丈夫当如是焉。”他选择了争夺，最后成功了；农民陈胜受不了秦始皇的暴政，很有志气地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他选择了抗争，最后却失败了。如果对生活的选择没有智慧，有时候足迹里就会印满了毁灭。
李师师是天下第一“二奶”，做成了徽宗招安的大项目，还赚了宋江不少银子，可谓名利双收；阎婆惜是宋江的“二奶”，严重“渎职”不说，还妄想敲诈一笔，最后赔了贞节又折头。和李师师、阎婆惜一样，白秀英也是京城里的人，同样选择了做“二奶”。
“色艺双绝”的白秀英傍的是郓城的知县。这个女子很有经济头脑，她依仗知县的势力，在县城里开勾栏。对于白秀英的身份，刚刚出差回来的郓城都头雷横并不知情。白秀英表演完后就去收费，坐在包厢里的雷横却没钱付，冲突由此而起。估计负责全县治安工作的雷横，在自己的辖区内并没有带钱的习惯。但他如果知道白秀英是自己顶头上司的“二奶”，很可能表示一下歉意，写个欠条也就拉倒了。问题出在白秀英身上，她仗着和知县的关系，与父亲白玉乔一起，教训雷横这个小县城的土包子，“我儿，你自没眼。不看城里人村里人，只顾问他讨什么”，一副歧视农民的小市民嘴脸。当旁观者告诉她这是县里的都头时，白氏父女根本不把雷横放在眼里。白玉乔还取笑雷横“只怕是驴筋头”。雷横在本县地面上哪受过这种气？便把白玉乔打了一拳，踢了一脚。气急败坏的白秀英坐上轿子，就去知县那里吹枕边风。在知县眼里，雷横的地位根本不如自己的“二奶”。他依据律法程序让白秀英写了状子，立即把雷横当做扰乱社会治安的典型拿下，枷在勾栏门前示众，来个杀鸡给猴看，给自己的“二奶”在当地树立权威。
一旦靠上了权力的大树，心灵就会如同藤蔓一样扭曲。白秀英显然把自己的身份，切换成了“常务副知县”。她逼迫雷横的同事对雷横刑杖伺候，否则“少刻我对知县说了，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在权力的庇护下，娼妓成了执法者，连雷母对律法的异化，都看得清清楚楚：“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能把做步兵都头的儿子摆平，白秀英更不把手无缚鸡之力的雷母当根葱，当众把她一顿痛打。雷横是个大孝子，眼看老母受此凌辱，一枷打死了白秀英。如果说“二奶”阎婆惜死在了“傻”字上，“二奶”白秀英显然死在了“狂”字上。作为势利寄生虫的“二奶”，居然走到了行使权力与律法的前台。她有如此下场，无疑是“自作孽”的结果。
李瑞兰是东平府人氏，专职从事卖淫工作。宋江去东平府抢粮食时，史进考虑到自己曾和她有过鱼水之欢，就想躲到她家里，里应外合为梁山立点功劳。李瑞兰虽然身在妓院，但对时事却了如指掌。史进落草、宋江抢粮这些事情，她都一清二楚。吴用听说史进跑到李瑞兰那里做卧底，立即知道“此人今去，必然吃亏”。吴用的说法是，娼妓“得便熟闲，迎新送旧，陷了多少才人。更兼水性，无定准之意，纵有恩情，也难出虔婆之手”。难怪吴用埋怨，在对社会的了解上，宋江、史进都欠火候。果然不出所料，收了史进钱后的李瑞兰，企图来个名利双收，挣个“首告”的功劳。她和虔婆设局稳住了史进，然后报了官府，史进被逮捕归案。
应该说，李瑞兰收了史进的钱，又告史进的密，在道德上是有欠缺的。不过娼妓如果讲道德就不是娼妓了，就像虔婆说的：“这行院人家，坑了千千万万的人，岂止他一个。”在告发史进的问题上，李瑞兰并没有做错。在律法制度下，史进是造反的草寇，作为一个公民，她有权利和义务对草寇史进实施举报。即使从“他做了歹人，倘或事发，不是耍处”的自我保护角度出发，李瑞兰的告官也是天经地义。但李瑞兰在官府保护百姓能力问题上，做出了错误的估计和判断。她本人对“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宋江要来打城借粮”的严峻形势非常清楚，但却忽视了梁山的实力。妓院里的老伯看得很明白：“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无有不破。”
在宋徽宗治下的灰社会状态里，官府已经失去了向民众提供公共服务的基本能力。但李瑞兰并没有听从老伯的劝告，而是将史进弄进了大牢。结果当然很明显，城破之日也就是李瑞兰丧命之时。史进带人去李瑞兰家，报复性地将“一门大小，碎尸万段”。李瑞兰的非正常死亡，与其说是个人道德出现了问题，不如说是整个社会秩序出现了崩溃，她本人又对形势估计不足。所以，李瑞兰的死是个人选择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潘巧云和潘金莲、卢俊义夫人贾氏一样，是个著名的淫妇。如果说潘金莲偷情又杀人，贾氏偷情又出卖自己的老公，死亡虽然属于非正常之列，但多少还算合理的话，潘巧云的死就有点憋屈了。
潘巧云是牢头杨雄的老婆，前任老公王押司去世后，改嫁给了杨雄。杨雄和卢俊义、武大郎一样，由于各种原因，都不能中老婆的意，而他们的妻子又都是年轻貌美，把持不住，难免出现风流韵事。潘巧云是水性杨花之人，原来就和大和尚裴如海不明不白，嫁了杨雄之后还淫心不死。杨雄能允许潘巧云替前夫做超度法事，应该说胸襟比较开阔，但他并没有料到潘巧云法事、私事照单全做。潘巧云和裴如海趁着杨雄晚上加班，竟在一起鬼混，这一切都被石秀看在眼里。在向杨雄打小报告这件事上，石秀并没有错。任何人都无法容忍自己的兄弟朋友戴这么大一个绿帽子而毫不知情。面对杨雄的责问，潘巧云死不承认，还反咬一口说石秀调戏她，而耳根软的杨雄居然深信不疑。
其实，事发之后潘巧云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是和杨雄离婚，二是向杨雄认错。这两条路都不至于害命。关于离婚的问题，有必要交代几句，在程朱理学成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以前，尽管历朝历代都是男尊女卑，但男女关系还是比较开化，并没有程朱理学倡导的那么畸形，这点完全从潘巧云再婚上可以看得出来。但潘巧云选择了诬陷，并且低估了石秀的报复能力。受了杨雄责骂的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