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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扬，我乃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四月十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施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入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九月九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中央社纽约八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五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气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问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九月五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谷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八月六日要跑支票，就在八月七日清早三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
“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木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的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好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好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