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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争论。这一观点的提出和论争，实际上是建立在版本研究基础上，所以问题的焦点是金圣叹是否真的如张国光所说搞了一个‘保护色’，而这是很难说清楚的，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原来这种“双两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只是张国光个人主观臆断的说法，本来就是一件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正如文中所说“恐怕只有问金圣叹自己了”。按照法律上“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张国光说金圣叹如何如何，应该由他举证。他如果举不出，则这种说法就是无根据的，荒唐的，根本无法成立。
为了把“双两说”的内容介绍得更清楚一点，不妨再举两篇文章作证。
一是傅隆基《评“两种，两个宋江”说》一文，首发于1982年第1期《华中工学院学报》哲社版，后被收入中华书局1994年版《水浒研究论文集》。文中说：“根据张先生（指张国光）的‘两种《水浒》，两个宁江’说，就是金圣叹批改的七十回本《水浒》之前的一切《水浒》版本，无论是百回本，还是百二十回本，无论是繁本还是简本，都是‘鼓吹投降主义’的‘主题思想反动的艺术作品’，它们对人民的斗争只能起‘腐蚀作用’。而经过金圣叹的批改，《水浒》的主题思想、故事情节、人物形象就起了‘根本’的变化，《水浒》就由‘反面教材’变成了‘由武装反抗到底的红线占主导地位’的‘革命教科书’了。在原来的《水浒》中，宋江是一个‘投降派’、‘叛徒’、‘内奸’、‘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只是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宋江就由‘原来的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奇丑’，一变而为‘人中俊杰’，成了‘坚定的革命派’、‘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一个彻底反抗者的形象’。如果上面的引述没有违背张先生的原意，那么，对这样的观点，实在不敢苟同。一部书，一个人物，只要这么一批、一改、一删，就完全变了样，由‘腐蚀剂’变成‘革命教本’，由‘叛徒’变成了‘英雄’，天底下岂有这样的神话？金圣叹又哪来的这种魔术师般的法力？鉴于张先生的‘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能不为之一辩。”
二是欧阳健、萧相恺《何止多走了一小步——评“两种，两个宋江’论》一文，载于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水浒新议》一书。文中说：“‘两种《水浒》，两个宋江’说，是贯串于《研究》（指张国光著《水浒》与金圣叹研究》一书）的核心论题，是张先生为‘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重新评价金圣叹批改《水浒》的功过’而提出来的基本观点。按照张先生的意见，《水浒》的‘金本与旧本在思想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旧本《水浒》以忠义标题，它塑造的主人公宋江乃是叛徒、特务、战犯三合一的典型。因此，这部小说是贯串着投降主义黑线的书；只有经过金圣叹的批改，它才变成鼓吹武装反抗到底的革命课本’。而宋江这个人物也就成了‘既无投降丑史，也无投降思想’，‘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按照《水浒》的故事情节，把写了招安的所有本子归为一类，称为‘旧本’，而把金圣叹的批改本单辟为一类，称作‘金本’，这本无可非议。问题是张先生为了拉大‘旧本’和‘金本’的距离，一方面用现代人的眼光去苛求‘旧本’，另一方面又以评价现代无产阶级文学作品的词句给‘金本’戴上一顶顶桂冠。这就使得对于‘旧本’和‘金本’的评价均违背了客观实际，使人难以苛同。”
这篇文章中还提出了两点值得特别注意的看法。
其一是指张国光在批“旧本”《水浒》的主要论点和论据，“莫不与‘评《水浒》运动’时的论调如出一辙。它给宋江加上除‘叛徒’而外的‘特务’与‘战犯’这样两项现代型的大帽子，恐怕连梁效、罗思鼎之流也会望而兴叹，而《研究》（张国光本人著作）居然称赞自己的观点等于对‘四人帮’评《水浒》去火抽薪，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不如直率地把事情点明：这是张国光在“贼喊捉贼”，他自己本来就追随了“四人帮”批《水浒》运动的队伍，写了不少文章（比梁效、罗思鼎还要卖力）。在“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居然说自己的观点是拆了“四人帮”的台，进行丑表功。这样的说法当然“难以令人信服”。
其二是点明了“双两说”的实质，“乃在于把《水浒》这样一部伟大的充满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推到了封建反对动文学一边。这是完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也是对于三十年来《水浒》研究的一种倒退。”
这里的话就说得够直率了：张国光提出了“双两说”，其目的是在全盘否定《水浒》这部伟大作品，对于水浒研究来说，这是“一种倒退”。
问：您自己对张国光“双两说”的看法如何，可否提一个明确的意见？
答：可以。根据“揭穿假象，去伪存真，实事求是，据实立论”的原则，我认为“双两说”不能成立。具体意见如下：
一、说“两种水浒”是错误的，水浒只有一部，如果说“两种水浒”是指两种版本，那也是错误的，因为水浒有多种版本，不止两种。要问究竟有多少种？要在认真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定论。
二、张国光把各种版本的水浒分为两类，一曰旧本，二曰金本，这种分类也是错误的，因为世界上并无“金本水浒”。他之所谓“金本”，事实上只是水浒的一种版本而已。如果金圣叹另起炉灶，重新写了一部水浒，那才可以说是金本。既然没有所谓“金本”，也就不应该有“旧本”之说。水浒只有一部，不论各种版本的篇幅长短，情节增删有何不同，那只是一部水浒的发展变化而已，都不会变成两部水浒。
三、宋江也只有一个，说“两个宋江”是错误的。水浒中的宋江，不管他接受招安没有，都只是作品主角一个人的发展变化，不会变成两个人。而所谓“金本”中的宋江，被说成是“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纯属虚构，事实上并不存在。
四、对于金圣叹，应该作出正确的评价，让他恢复本来面目。他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人，颇有才气而不得志。他批水浒，有不少地方是批得好的，也有批得不好的，总之是有一定的贡献，需要认真研究，作出实事求是的评论。张国光把他描绘成一位革命之神，法力无边的魔术师，只要他一批、一改，水浒就从“腐蚀剂”变成“革命课本”，宋江就从“叛徒”、“内奸”、“战犯”三合一的奇丑变成“打着红旗的造反英雄”。而且，金圣叹心里怎么想的，张国光居然全都知道，这显然是荒唐无稽的。
以上所说，就是对我“双两说”的简单扼要的评论。希望通过媒体，公之于世。如果得到大家认可，或者基本上认可，那么，所谓的“双两说”也就应该从此画上句号，不可能再传之后世了。如果大家认为我的评论有错误与不足之处，也请不吝赐教，以便继续研究改正。
在本节的开头，我提到了罗尔纲先生的两项科研成果。一是破解了百年疑案，把洪大全从历史记载中清除出去；二是判定《江南春梦庵笔记》是一部大伪书，不再让它以假乱真。以这两件事与张国光的“学说”相比，就可以看出真假学者之大不相同。罗尔纲先生是通过自己的艰苦研究，把假人、假事、伪书一一揭穿，清除混乱现象，推动学术研究。张国光则是在有意添乱，把十年浩劫中的一些乱象（如乱批《水浒》，恶骂宋江）用学术成果的形式（即所谓“双两说”）保存下来，让《水浒》研究工作长期不能正常发展。对于国家、社会，谁起了积极作用，建设作用；谁起了消极作用，破坏作用，这不是一目了然的吗！
我根本不认识张国光其人，因为学科领域的不同，也没有在任何会议上见过面。2000年2月他在《零陵师专学报》上发表文章诬蔑已经去世多年的罗尔纲先生抄袭盗窃他的“双两说”文章，引起公愤，我才于2001年9月在《广西师大学报》发表了一篇文章加以严厉批评，他也未作回答。我们个人之间，毫无瓜葛；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但是为了扫除在水浒研究工作中间的思想障碍，不得不指出“双两说”中的一些严重错误，以正视听。
一、不论是治学、办事，我们都希望解决问题，而不是无事生非，制造问题。在学术上，如果发生了争论，出现两种或者多种意见。有学力的学者，就会通过认真的探讨，发现与排除一些假象，找出真象，大家的意见最后就会归于一致。冒牌学者根本没有解决问题的学力，根本不敢去触动问题本身，却在玩弄文学游戏，把本来应该加以理顺的混乱状况变得更加混乱，这就阻挠了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张国光去研究《红楼梦》，就说有两部《红楼梦》；去研究《西厢记》，就说有两部《西厢记》。对于古书，他的研究方法就是“一分为二”或“一分为X”。对于古人，亦复如此。人的一生要有许多发展变化，如果一旦发生变化（例如宋江接受了招安），就说他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这能说得过去吗！所谓“恍如隔世”，其实并未隔世；“判若两人”，也并非真的成了两个人。“如”与“若”都有“好像”之意，绝不是真的一变为二。孙悟空先是大闹天宫，后来皈依佛法，我们难道可以据此而提出另一个“双两说”——两部《西游记》，两个孙悟空。或者根据孙悟空能够七十二变就提出“七十二个孙悟空”之说。如果这样信口胡吹就能著书立“说”，这个学者也就太好当了。
二、“双两说”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金圣叹。因为有了金圣叹“点铁成金”，水浒才从“腐蚀剂”变成“革命课本”，宋江才从“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