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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项建议：我们确认《水浒传》是一部文学作品，每一位读者、爱好者，都能和专家学者平等讨论，大家都有发言权。读者的感受，每每是评价作品的重要依据。
第三项建议：在学术研究的范围内，我们不设禁区，没有禁忌，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绝不说某某问题不能讨论，某某人作的结论不能推翻之类的话。对于学者，不应该有什么定论。只有不断地修改或者推翻前人的结论，才能不断前进。
第四项建议：我们已经批评梁山好汉有帮派意识，只对自己“哥们”讲义气，这实际上是一种很落后的封建思想。既然如此，我们研究“水浒传”的学者就更不能拉帮结派，学术讨论，胜无所得，败无所失，只论是非，绝对谈不上有什么利害关系。“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句话，我们应该永远铭记心中。
五、关于《水浒传》的描写对象
问：《水浒传》是文学作品，是一部小说，不是一部历史书，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是，它写的是什么题材，是写农民起义的，还是写城市里的小市民的？您对此有何看法？
答：把《水浒传》看成一部记载农民起义的书，这我不赞成。如果《水浒传》真是记载一次农民起义，或者基本上是记载一次农民起义的书，那它就是一本历史书，至少是野史，而不是一本白话小说了。事实真相是：“淮南盗宋江”确实造了反，与官军敌对，但是人数不多，活动时间不久，就被扑灭了。说他投降后去打了方腊，只是传闻，并不可靠。他并未到过梁山泊，也从未竖过写有“替天行道”四个大字的杏黄旗。梁山泊上轰轰烈烈的英雄故事，是那些说书的、演杂剧的艺人们逐渐编造出来的，绝非真实。我们如果相信了，那就是弄假成真。当然，艺人们编造的故事，并非全是他们所杜撰，常常是他们从真实的生活中所提炼出来，虽非真人真事，却很有典型性，不乏艺术上的真实，更能引人入胜。文学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但它毕竟不是历史。把民间故事视为历史，就会搅得真假难分，影响了历史的真实，让人得出错误的结论。
在某一段历史时期，我们过分拔高了农民起义在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认为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果真如此，则中国的历史很长，大规模的军民起义次数也最多，每次都起推动作用，这样七推八推，我们早就被推进了大同社会了，怎么今天还是个发展中的国家？这是看问题不全面，只看到农民起义的“推动”作用，没有看到农民起义的破坏作用。我们毫无责怪起义的农民之意，他们是在走投无路之时才奋起反抗的，责怪他们是不近人情；但是，造成了破坏作用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热烈歌颂农民起义，认为农民起义越多，越能推动社会前进，那是不明事理。
有一段时期，史学家对农民起义很感兴趣，对农民起义的认定标题也就放得很宽。只要在史料上查到某时某地发生群众对抗官府的事件，也不问参加的人数多少，冲突的原因何在，事情的性质如何，每每一律称为农民起义。其实，当时的主角不一定是农民，有时候是市民暴动，有时候是游民闹事，有时候是兵变，有时候甚至是流氓团伙打架，岂可一律称为农民！而且也不能把一切冲突都称为“起义”。“起义”是褒义词，是指一种正义的行动。如果农民一有行动就是起义，那么，在历史上，我们将如何把农民起义与盗匪区别开来？滥用“农民起义”这块招牌，对于真正的农民起义倒是一种亵渎。
水浒故事之中，几乎找不出堪称农民起义的事件来。第十五回的“智取生辰纲”，算是梁山人物的一次集体行动，有八个人参加。因为描绘生动，选在中学课本中，倒是很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但是分析事件的本质，却很难令人同情。蔡京的女婿梁中书送给老丈人的生辰礼物被劫，自然大快人心，因为这有反贪官的意味在内。如果用这劫来的十万贯金珠宝贝去救济贫苦群众，那当然是正义行动，令人喝彩。即使不是全部，拿出一部分来救济穷人，也是好事。即使不敢明拿，暗地里进行施舍也未尝不可。可惜晁盖等人在策划这件事情的时候，虽然理直气壮地说：“此不义之财，取之何碍！”但是并未想到劫富济贫之事，只想到自己能过一辈子好日子。生辰纲到手之后，他们也没有拿出一个子儿做点善事。这件事并非劫富济贫，而是劫富济富，因为晁盖是个地头蛇，常与私商往来做些不法生意的小财主，发了这笔横财之后，自然更富。其他几个人虽然不富，也并非穷得吃不上饭，这和吃尽树皮草根才起来造反的农民完全不能相比，这算什么“农民起义”！他们8个人中一个农民也没有，三阮是渔民，算是劳动人民，也只是生活清苦，还不是民不聊生。梁山泊大聚义时，“有篇言语单道梁山泊的好处”，其中说“其人则有帝子神孙、富豪将吏，并三教九流，乃至猎户渔人，屠儿刽子，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说明梁山人物是两头小，中间大。两头的“帝子神孙、富豪将吏”与“猎户渔人、屠儿刽子”人数都不多，人数最多的是中间的“三教九流”，也就是市民与游民。说来说去，就是没有说到农民。如果我们一定要说梁山伯里水浒寨中是农民在起义，他们自己的宣言中却完全不提农民，这就使得我们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那他们必然会提出对土地的诉求。但是一部《水浒传》从头到尾都没有提到过土地。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在各头领分配工作（各有管领）之时，总应该有人出来分管种地（专制王朝的皇帝还要亲耕，皇后还要亲蚕。虽然只是个仪式，总还说明他们的重视）。即使梁山上土地不多，种不了粮，种点新鲜菜总是必要的。可就是没有人分管种粮种菜。菜园子张青派去做梁山泊四店打听声息邀接来宾的工作去了。如果梁山英雄是农民起义，则他们只要开辟了一片根据地，则自耕自食，自己养活自己就全无问题，不致于隔一段时间就要下山（向各州县）去借粮（实为抢粮）。农民有了土地还不能养活自己，那叫什么农民？
正因为这个原因，欧阳健、萧相恺的《水浒新议》一书中所提出的“市民说”就值得考虑。也无论这个说法是否完善，至少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思路，走出困境；可以打破长期以来“农民起义”说的一统天下。把《水浒传》通读几遍，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以下这些问题：
一、水浒故事的作者（是一群人而不是施、罗两个人）主要是市民，他们熟知宋、元（主要是元代）的市民生活，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大多数故事都写得十分传神，写作的技巧并不在《金瓶梅》的作者之下，从“五婆贪贿说风情”这一段文字就能看出问题。
二、水浒故事也写农民，但是写得不深不透，只作为跑龙套的配角来写，表达不出农民的思想感情，因为作者们对农民并不熟悉。
三、《水浒传》写得最为激动人心的故事都是“逼上梁山”的故事，被“逼上梁山”者有不少人，其中的主要人物不是农民，而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水浒传》中说他“每日六市三街，游玩吃酒”，显然是个市民。
一部作品，主题与题材不是一回事，举例说，两个人写游记，写的是同一块地方的自然景色，风土人情，这是题材相同；但是其中一人赞颂此地人情之纯朴与耿直，而另一人则批评其人之愚昧与野蛮，主题就不一样了。一部作品，作者与所描绘的对象也不是一回事，市民作者可以写农民，农民作者也可以写市民，只不过是市民写市民，农民写农民，能够写得更有深度而已。《水浒新议》一书中的“市民说”让我们打开思路，能够认真考虑以下一些问题：
一、《水浒传》的作者是谁——一大群基本作者是市民，最后加工的是流落江湖的文人。由于基本作者对许多故事已经写定，加工者也就难以作太大的修改。
二、书中所描写的对象既有市民，也有农民。对市民对象描写得有声有色，对农民对象描写得模糊不清。
三、本书40回以前的部分，对几个重要角色写得如生龙活虎，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终生难忘，因为这是作者们所熟悉的生活；40回以后的部分，许多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写得比较沉闷，让读者印象模糊，因为这些事情是作者们所不熟悉的。
如果从这个基础上起步，完全排除头脑中的先入之见，纯粹从作品本身来分析问题，探讨问题，我相信是会逐渐接近历史真相，而能一步步解决许多难题的。
六、关于水浒的主题与林冲的入书
问：那么《水浒传》一书的主题究竟是什么？
答：其说不一。这也正是我们今后需要探讨的重点所在。有人提出“多主题说”，认为主题不止一个，我也赞成，反正要经过认真探讨，才能得出相对正确的结论。
问：您自己有具体的意见吗？
答：有。我认为出自《水浒传》的一句成语“逼上梁山”，就是此书的主题。前面我已说过，许多水浒故事都是水浒的基本作者（说书的与编杂剧的）编写出来的，我认为，唯有林冲故事是加工者（流落江湖的文人）的杰作。下面，我将说出自己所持的理由。
在专制王朝的苛政之下，民不聊生，许多老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奋起反抗。书中的大部分篇幅都是写的这一类故事，其中最有光彩的人物是林冲。作者（也无论此人姓施姓罗，或者是个无名作者）选中林冲作为逼上梁山的主角是选对了的。此人不是一般老百姓，而是北宋中央军高级教官，虽然手中无权，从他的身份来说，也是统治集团内部人物。连他都遭受到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