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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上大书：“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秘密宗教和民族主义在晁盖、宋江的起事过程中毫无踪影。把《水浒传》的故事放进元末的时代环境中，明显的难以契合。《水浒传》表现的是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和广大民众的矛盾。它所展示的是皇帝昏庸、官吏不法、民不聊生、盗贼蜂起的社会图景。作者叙说北宋末年宋江三十六人的故事，不过是借他人之酒来浇自己胸中块垒而已。它不是元末社会的投影，更不是明初社会的投影。封建专制的历朝各代，即使是圣君贤相的太平盛世，官吏贪脏枉法、欺凌百姓的事情也是要发生的，但是情况和程度却有差异。朱元璋立足后，对官吏实行十分严厉的监控，他和他的儿子永乐皇帝朱棣对贪官惩办手段之残酷，史所罕见。明代前期的各级官僚，在总体上还是比较收敛的，不大敢肆无忌惮的恣意妄为。相对来说，社会也处在一种较为安定的状态。高俅和林冲的故事以及桃花山、二龙山、对影山、梁山等等山头林立的动乱局面，绝非明初现实的写照。
若把高俅和林冲放在明代中叶的正德年间，则会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存在融为一体。在正德时代产生高俅和林冲的故事，不止是合逻辑的，而且可以说是写真纪实。正德前期宦官刘瑾把持朝柄，结党营私，而朝中士大夫官僚居然依附宦官，盛乱朝纲。历史上宦官窃夺大权的事并不稀罕，但士大夫官僚与宦官结合成“阉党”，这是第一次。《明史》专为“阉党”立传也是史无前例的。刘瑾“阉党”中贪官很多，试举张一人。此人进士出身，位居阁僚，贪财而且渔色，对刘瑾阿谀奉承，甚至称刘瑾为“老者”。他强夺属僚的妻妄，因寡廉鲜耻而著于史册。
张綵，安定人。弘治三年进士……性尤渔色。抚州知府刘介，其乡人也，娶妾美。綵特擢介太常少卿，盛服往贺曰：“子何以报我？”介皇恐谢曰：“一身外，皆公物。” 綵曰：“命之矣。”即使人直入内，牵其妾，舆载而去。又闻平阳知府张恕妾美，索之不肯，令御史张禴按致其罪，拟戌。恕献妾，始得论减。14张綵的作为与高俅有何区别？碰到不肯献妻的张恕们，他就动用国家机器，“按致其罪”，与高俅对付林冲的办法简直如出一辙。张綵所以如此嚣张和毫无顾忌，原因就在他们完全把持了朝政，那政治的黑暗与《水浒传》的描写相合着契。
《水浒传》作者对高俅的描写有两点值得我们 玩味。其一是高俅的发迹。《水浒传》利用了《挥麈录》的记载，但并非完全照搬，而是有所取舍和有所强调的。把高俅写成是破落户出身和市井棍徒，是《水浒传》作者的创造。从一个市井棍徒发迹成朝廷重臣，在社会战乱年代有可能，像话本中津津乐道的朱温、石敬塘、刘知远、郭威等人，都是由一介游民而升腾为帝王将相，所谓时势造英雄，社会条件是绝对重要的；和平年代里一个游手好闲的无赖汉想凭藉一点蹴麈之类的技能一步登天，几乎没有可能。在社会正常情况下，官吏的选拔是有规定程序的，多半要经过科考，少量的也有恩荫和捐纳。既不肯埋头寒窗苦读，又没有贵胄家庭的背景和万贯的家产，入仕只是妄想。《水浒传》写的北宋徽宗时期，尽管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毕竟没有社会大动乱，在这样的背景下市井棍徒高俅能够如此发迹辉煌，不能说不是一个疑问。其二，《水浒传》写高俅没有亲儿，不得不过继一个子嗣，而且这个干儿子竟是高俅自己的叔伯兄弟。《挥麈录》记高俅是有子嗣的，这样写也是作者的创造。认自己的叔伯兄弟为干儿子，不符合封建宗法。
两个疑点如果放在明代中叶这个特定时空里就都可以得到解释了。这个时代，一个市井无赖的确可以发迹变泰，当然不是去场屋应试，不会得到恩荫，也没有财力去捐纳，他们有一条捷径可以走，就是净身做个阉人入宫，一旦获得皇帝宠信，便可权居百官之上。明朝立国的时候，朱元璋严禁宦宫识字，以防止他们干政。永乐皇帝朱棣篡夺侄儿的帝位，宦官从中帮了他的大忙，他于是不顾朱元璋的圣训，开始重用太监。永乐末年出身教职、官位低微的王振净身入宫充任宫中女子的教习，可以说是打破了朱元璋的禁令15 。王振在宣德朝即掌司礼监，正统初年便独揽大权，正统十四年（1449年）挟正统皇帝率兵至土木，酿成土木堡之役惨败，导致正统皇帝被瓦剌也先俘掳。正德年间的刘瑾本是谈氏子，依太监刘姓者净身进宫，冒其姓。此人狡狠奸险，仅“粗知文事”16 ，然“日进鹰犬、歌舞、角觝之戏，导帝微行”17 。正德皇帝为刘瑾所蛊惑，怠于朝政，大权尽落刘瑾之手。刘瑾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网罗党羽，迫害忠良。为翦除异己，屡起大狱，据《明史》记载，谪尚书王佐以下者百七十三员。招纳朝臣焦芳、刘宇、曹元、张綵、刘玑等数十大员结成阉党。《明史》曰：明代阉臣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虽以王振、汪直之横，党与末盛。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犯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18太监多来自社会下层，刘瑾一党的太监张忠曾与霸州大盗张茂结为兄弟，并引张茂混入豹房“侍帝蹴麈”19 。陈洪谟（1474…1555）《继世纪闻》也有此类纪载：“京师之南固安、永清、霸州、文安等处，京卫屯军杂居，人性骄悍，好骑射，往往邀路劫财，辄奔散不可获，人号为放响马贼。近来内官用事，谷大用、马永成、张忠等皆霸州、文安诸处人，大盗刘七等尝因内官家人混入禁内豹房，观上游幸之所。”20 谷大用、马永成等与刘瑾合称宦官“八虎”，他们出身贫贱，走净身入宫的路线而飞黄腾达，权力竟在内阁之上。太监把持朝廷权柄，趋炎附势之徒认太监为“干父”者不为稀罕，在这个圈子里没有宗法辈分之说，吏部尚书张称刘瑾为“老者”即可证明。《水浒传》作者写高俅发迹以及收堂兄弟为干儿子，不正是正德太监当道时的投影吗！
我并不认为《水浒传》的高俅是影射刘瑾或某个太监，《水浒传》绝不是影射文学，我的意思是正德间刘瑾势焰实在太炽，流毒实在太深，以至《水浒传》作者在塑造一个头号贪官奸臣的时候怎样也抹不去刘瑾的阴影，自觉或不自觉地吸纳了这类人物原型的某些元素。
刘瑾当道，使明朝自正统以来已经相当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正德五年（1510）爆发了以刘六、刘七为首的农民起义，首义在霸县，瞬即漫延到北方几省，起义军几次威逼北京，使朝廷大为震动。这场农民战争持续了三年之久。《水浒传》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创作出来的。
注释
①《贯华堂第五才子书水浒传》第一回回前总批。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年7月版《金圣叹全集》第一册第43页。
②⑤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上，中华书局1988年1月版第145…150页、第145页。
③马蹄疾编《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11 月版第450页。
④转引自马泰来《从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诗论历史上的宋江》，《中华文史论丛》1981年1期。
⑥现藏台北中央图书馆《新编宣和遗事》二卷（黄丕烈原藏本），馆方《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书目（增订本）》（1967）定为宋版，不确，当为元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已指出，书中有吕省元《宣和讲篇》和南儒《咏史诗》，“省元”、“南儒”皆元代语，“省元”即状元。
⑦关于此六种杂剧的写作年代，学术界存有不同意见。参见严敦易《元剧斟疑》（中华书局1960年）、马泰来《元代水浒杂剧辨伪》（香港大学学生会中文学会《东方——中国小说戏曲研究专号》1968年）、罗 忄亢 烈《元人的水浒杂剧》（辑入作者《词曲论稿》，香港中华书局1977年）。笔者采纳隋树森《元曲选》和《元曲选外编》的意见。
⑧《宋史》卷二十二“徽宗本纪”，中华书局1977年11月版第2册第409页。
⑨《宋史》卷二十三“钦宗本纪”，同上书第428页。
⑩同上书，第38册，第13160页。
11《挥麈录》“后录”卷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版第138页。
12涵芬楼本《说郛》卷三十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0月版《说郛三种》第1册第638…639页。
13拙作《〈水浒传〉成书于明代嘉靖初年考》，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
14见《明史》卷三百六“阉党·张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册7840…7841页。
15评见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华书局1993年2月版第562…563页。
16 20陈洪读《继世纪闻》卷一、卷四，中华书局1985年5月版第70页、第93页。
17《明史》卷三百四“宦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6册第7786页。
18 19《明史》卷三十六，同上书，第7833页、第7795页。
【原载】 《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另眼审读《水浒传》
水浒传》当然不是一部历史小说。宋江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却称不上历史人物。有关他的史料，如前辈学者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张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等早已作了整理。梁山泊是在五代後晋到北宋，因黄河屡次决口泛滥而形成的湖泊，据《金史》卷129《李通传》载，到金海陵王攻宋时（公元1161），已是“梁山泊水涸”，其水量远非昔比，所以金军制造的战船无法通过，而运到大江北岸。梁山泊与宋江的活动并无多少关系。《水浒传》所述的虚构故事，自南宋到明朝流行了二、三百年，经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