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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秀见义勇为，好心换来驴肝肺，心里窝囊可想而知。于是拿出国人擅长的捉奸本领，，查明真相。抓住两个和尚，一刀一个，杀死在杨家后门外。按说，和尚也怪不得石秀。那年头，破坏别人家庭，当场拿获，本来就是＂格杀勿论＂。
石秀一口窝囊气，和尚赔出两条命，这账怎么算都＂摆平＂了。可石秀偏偏还去找杨雄＂说清楚讲明白”。
杨雄八成也是哑巴吃黄连：上次街头一战，那几下＂花拳秀脚＂已现过一回眼。如今老婆偷和尚，明摆着自己“内功”也差劲，再不做点什么，今后怎么充好汉？几天后，巧云和家里＂小阿姨＂被杨雄半哄半骗带上山。那年头才真是“作女人难”：明知此去凶多吉少，心里七上八下，还是不能赖在家里不出门。上得山来，杨雄石秀会合一处，凶相毕露。
下面发生的事，有点耐人寻味：杨雄把巧云交石秀＂处理＂。巧云苦苦哀求，也一直是求石秀饶命。也许杨雄还不想把事作绝，只要石秀给个台阶，他就＂借坡下驴＂？也许巧云冰雪聪明，看出此时石秀出来说情是她求生的最后一线希望？总之石秀所为，显出此人十足变态。他一边说：＂我给哥哥作作准备，好让他亲自伺候您。＂一边动手把朋友妻子脱得一丝不挂，，捆在树上．杨雄ＩＱ再低，也明白石秀要他做的是什么。
有时想想，前辈同胞也怪可怜。本事不大，又要充好汉，只好比赛谁更心狠手辣，谁能丧尽天良。
杨雄石秀犯下四条命案，投奔梁山，以为进了＂恶人谷＂，从此不担心受法律制裁。在聚义厅上喘息未定，忽听一声爆喝：＂来人，把这两个败类推出去砍头！＂当时山上有权这样发号施令的只有一个人－－托塔天王晁盖。
初次读到这里，忍不住把这晁盖给杨雄石秀列举的罪状反复看了好几遍：＂居然打着梁山泊旗号偷人家鸡吃！＂偷鸡吃该当死罪？晁盖当初智取生辰纲，劫下十万贯金银珠宝，买鸡何止买上百万只？嫌杨雄石秀杀人太多？梁山上下，包括晁盖本人，哪个又杀得少？
也许晁盖真是与众不同。听杨雄石秀描述杀弱女子的残忍，看二人面无愧色侃侃而谈，早已一肚子气，只不过他再不喑权术，也明白梁山不是为女子鸣冤的地方。（后来的事实证明果然如此：宋江怪李逵杀扈三娘一家，竟招这头号＂宋江之友＂当面顶撞，引来全体哄堂大笑。）晁盖要惩办凶手，恐怕只能是借口＂辱没山寨＂，小题大作。
虽然宋江笼络人心、从中作梗，晁盖未杀成杨雄石秀，但他肯站出来为素不相识的弱女子伸张正义，该算梁山第一好汉。
林冲与高俅——《水浒传》成书研究
【作者】石昌渝
【内容提要】
本文以“林冲与高俅”这一对特定设计的矛盾对立人物为基点，从一个新的角度寻索《水浒传》成书的创作动机与历史文化背景。
研究《水浒传》成书，就不能不讨论林冲和高俅。从题材累积和演进的方面看，林冲和高俅是宋江三十六人故事流传史上的终端产生，如果说因为《宣和遗事》提到了劫取生辰纲、杨志卖刀杀人、宋江杀阎婆惜等事，《水浒传》的晁盖、杨志、宋江等形象还有发展之迹可求的话，那么林冲和高俅就是《水浒传》作者的前无古人的个人独创，其中无疑铸着作家个人意识和作家生活的时代精神，透过林冲、高俅形象，也就可以探索到作家创作的背景和动机。总之，林冲和高俅应是《水浒传》成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一
林冲和高俅在《水浒传》全书中所占的篇幅并不多，第七回至第十回，“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主要的故事都在这里了。尽管篇幅不大，可它在全书中却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以这样说：没有林冲、高俅，《水浒传》官逼民反的主题（《水浒传》主题具有多元性和多重性，官逼民反仅其一）就难以突显和成立。金圣叹曾说：“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是乱自上作也。” ① 高俅以一市井无赖，假蹴之伎博得皇帝青睐而官至极品。得势之后，便急不可耐地公报私仇，先是加害王进，继而是林冲。洞悉高俅心术的王进以走为上计，避开了一场杀身之祸，也不至于落草为“寇”。比较书生气的林冲却躲之不及。高俅要为自己的干儿子夺占林冲之妻，设下天罗地网，一定要将林冲置于死地；逆来顺受的林冲一忍再忍、一让再让，终于忍无可忍、让无再让，于是拔刀而起，杀了官府之人，流亡江湖，走上了梁山。林冲之反，乃高俅所逼，此所谓“乱自上作”也。
官逼民反的故事在《水浒传》全书中当然不止林冲一个，但比较起来，其他的人物都不及林冲典型。梁山一百八人，从上山的原因分析，可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本是普通的百姓，因种种原因与官府矛盾，终至揭竿举义，如林冲、晁盖、鲁智深、武松、宋江等等。第二类本是鸡鸣狗盗之徒，如占据少华山的打家劫舍的朱武、陈达、杨春，菜园子出身、把僧行杀了在孟州十字坡开黑店的张青，放赌为生、赌博时打死人而流落江湖的石勇，在浔阳江边专贩私盐的童威、童猛，牢城管营之子、开酒店、在妓女身上生利息的土霸施恩，打死人逃亡江湖在戴宗身边做小牢子的李逵，等等，他们都百川归海似的最后聚集在宋江的“替天行道”的杏黄旗下。第三类本是朝廷官吏和地方富豪，他们反倒是被宋江等人设计“赚”上梁山的，如呼延灼、徐宁、卢俊义等。这三种人，第二类和第三类很难归在官逼民反的范畴内。
就第一类人物而言，有谁比林冲更典型呢？不错，晁盖劫取生辰纲之小结义是梁山聚义的源头，劫取当朝太师的财宝具有某种对抗官府的性质，由此而发展到占据水泊梁山，则是为梁山事业奠定了基础。不过，要说晁盖是为官府所逼，似乎有点牵强。晁盖是济州郓城县东溪村富户，是地方的“保正”，并没有任何受官府压迫的记录，他与吴用等七人谋画劫取生辰纲，理论上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而实际上是要取得这十万贯金珠宝贝给自己享用，“图个一世快活”。所以他们把劫来的金珠宝贝尽悉瓜分，各自藏匿。后来因为案情暴露，地方藏身不得，才逃上了梁山。鲁智深的精神境界要高出晁盖们许多，他是一个嫉恶如仇、抱打不平而不计个人利害得失的英雄，先是因拯救金翠莲父女，失手打死土霸镇关西，不得不削发为僧，藏匿山林，既而又为解救冤屈的林冲，大闹野猪林，走上与官府对抗的道路。他拳打镇关西，是扶弱济困、除奸锄霸，与官逼民反的主题不在一个层面上。武松杀潘金莲、西门庆是一种极端的报仇行为，其中固然有官府受贿包庇凶犯，逼得武松不得不动用私刑的因素在内，但这因素比起林冲之所受的“逼”，相差甚远。宋江和林冲一样，做梦也没有想到会上山为“寇”，他生性孝义，精通刀笔和吏道，胸有凌云壮志，却沉郁下寮，也许他的潜意识中埋藏着反叛的因子，但他的理性却相当传统，只想在封建正途上博个功名富贵。只因晁盖是他的“心腹兄弟”，生辰纲一案事发，为帮助晁盖逃脱，他冒险泄露官府机密，一步跨出，便不能回头，从此身不由己的走上江湖，终于坐上了他极不愿坐的梁山第一把交椅。他因仗义而触犯刑律，与林冲平白无故的遭受陷害，其性质有明显的差异。如果宏观来看，晁盖、鲁智深、武松、宋江等人的遭遇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腐朽和黑暗的封建官僚政治对民众生存的威胁和压迫，以及在这种威胁和压迫下民众情绪的躁动、愤激和反抗。即如上述第二类、第三类人物的遭遇，也反映了封建时代政治窳败、奸 宄 放纵、百姓走投无路而“铤而走险”的现实。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所有这些人物的故事都是对林冲故事的补充和照应，都归向于《水浒传》的主题。官逼民反，用金圣叹的话来说叫“乱自上作”。尽管金圣叹不可能超越封建意识形态，他和所有士人一样都将民众造反看成是“犯上作乱”，但他认 为林冲之反乃是高俅所逼，却不能不说是封建时代中的清醒之论。在《水浒传》中最有资格代表“上”的是高俅，大名府的梁中书，江州的蔡九知府，孟州的张都监、张团练等等，都只是些地方官吏，他们虽然是整个封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但还不足以代表朝廷。蔡京是朝廷重臣，可是他在小说中只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唯高俅官居太尉之职，总揽国家军务，又深得皇帝宠信，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都是朝廷意志的体现。我们要特别注意高俅加害王进、林冲的方式，他采用“公事公办”，有意要把自己隐藏在国家意志的背后，待林冲在开封府幸免死罪后才使用暗杀伎俩。也就是说，高俅乃是调动国家机器来迫害林冲。说高俅是“上”的代表，无庸置疑。另一方面，高俅既是朝廷的代表，则林冲的造反，以及后来梁山武装与高俅的战争，也就具有了不容置辩的反朝廷的政治性质。由此可见，林冲和高俅的冲突虽然是全书情节的一部分，但他们矛盾的性质却带有全局性，是全书主题的基石。
二
然而林冲和高俅的冲突在宋江三十六人传说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在传说史上，林冲这个人物甚至很不重要。
宋末元初周密（1232—1298）《癸辛杂识》记龚开（圣与）《宋江三十六人赞》的名单中没有林冲 ② 。按宋江三十六人之说由来已久，徐直之《忠义彦通方公传》有云：“是年（宣和三年，1121）宋江三十六人猖獗淮甸，未几亦就擒” ③ ，李若水（1092—1126）《忠愍集》卷二《捕盗偶成》诗云：“去年宋江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