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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在白日鼠白胜家地下挖出了一包金银，破了案，晁盖等人被迫上了梁山。林冲火并王伦后晁盖当了寨主，“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纲金珠宝贝，并自家庄上过活的金银财帛，就当厅赏赐众小头目，并众多小喽罗。”（20回）看来似乎是拿出了“劫富”所得“济贫”了，但是并没有交代究竟赏赐了多少，占十万贯的多大比例。不过证据之二，我们可以从20回写到不久后他们的一次抢劫过路客商财宝的分配上发现一些规律。这次共抢得二十多车金银财物。为了便于说明，假设他们这次抢劫所得相当于 10000贯。小说写道，晁盖等“便叫掌库的小头目每样取一半（50％ 即相当于5000贯）收贮在库，听候支用；这一半分作两分（即每份占总数的25％ ，为 2500贯）， 十一位头领得一分（即每人各得约2。25 ％，225贯）， 山上山下众人（小头目和小喽罗七八百人）均分一分（25％ ，2500贯，每人平均得3。3贯）。 ”即每位头领所得是他们的70倍！而智取生辰纲不仅原梁山泊的头领与小喽罗没有参加，连晁盖自己庄子上的庄丁也不知道，所以晁盖等的赏赐肯定不会高于大家都参加抢劫所分的比例，更不可能从中拿出一些入库。所以从这次分配来看智取生辰纲所得十万贯财物，至少有八万贯被他们八个人分了，他们八个一夜暴富，顿时人人“腰缠万贯”，这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不义之财生辰纲被劫后依然不义。那么晁盖等人打家劫舍“劫富”而不“济贫”是个别现象还是带有普遍性呢？我们来看看别的例子，有些其他山头头领对于打劫来的财物攫取的比例比晁盖他们更高。第5 回打虎将李忠和小霸王周通下山抢劫，杀死七八个客商，抢了两辆车子的财物，不仅谋财，而且害命。按照周通的建议将劫掠所得分成三份，周通和李忠各一份，即各得33。3％ ，五七百个喽罗共分一份即33。3％ 。他俩每人所得是每个小喽罗的500—700倍！所以总的说来晁盖这个人还比较好，至少他不让小喽罗杀害客商，只抢财物，而且不象周通、李忠那么黑。打家劫舍，一夜暴富，还成为“农民革命的好汉”，可谓名利双收，岂非咄咄怪事！须要指出的是，在《水浒传》成书过程中的宋、元、明代商品经济在不断发展，小说多次写到抢劫、杀害过路客商，这种行为很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社会进步，是一种落后行为，犯罪行为。但长期以来在人们心目中并不认为是犯罪和错误，甚至还被认为是革命行为，也许有人对这种行为不以为然，但是出于顾虑，回避评论。
作者： 响·良牙 2004…12…13 15：42 回复此发言3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我们从上面几个例子可以肯定，《水浒传》中所有山头的“打家劫舍”、“打劫过路客商”都是这种情况：劫富并未济贫，极少数头领劫富占有的财富超过小喽罗几十倍甚至几百倍。
14回刘唐说：“不义之财，取而何碍？。。。。天理知之，也不为罪！”15回吴用对三阮说：“取此一套不义之财，大家图个一世快活。”所谓“劫富济贫”是一种财产再分配行为，然而“劫富”的结果并没有“济贫”，而是被极少数人侵吞了，因此实际上这种财产再分配并没有实现财产性质的改变，不义之财并没有改变为正义之财，只是这些民脂民膏从一些掠夺者转移到另外一些掠夺者手中而已。这对于生活在11—12世纪的刘唐、吴用等人，对生活在宋、元、明代的古人来说，我们对他们不能要求太高。但是现代人如果还这样认为，那么小偷偷贪官的钱财岂不是就不仅无罪，而且成为梁山好汉式的壮举了？劫富而没有济贫，极少数头领将不义之财据为己有，腐败变质，是许多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太平天国运动一开始所向披靡，一年多就从广西攻下南京，后来就一直走下坡路。为什么？因为头领们忙于享“富”了。洪秀全的天王府是将原两江总督府扩建而成，动用民工上万，“半载方成，穷极壮丽”。后来失火烧毁重建，“方圆十余里，宫殿林苑，‘金碧辉煌’，‘侈丽无匹’”，东王府“穷极工巧”，宏大无比。浙江省金华市保存着侍王李世贤的王府，比清朝的王府一点也不小。清朝10帝 268年总共只有几十个王，因为不是皇帝所有的兄弟或儿子都封王，比如康熙在世时24个儿子除了太子只有老三允祉和老四允贞（雍正）封王。其余顶多是贝勒或贝子。而且清代除了个别“世袭网替”的所谓“铁帽子王”外，其余的即使封了王的都要一代一代由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地往下降，甚至一代降几级；同时期的王只有几个，而太平天国短短十几年封王两千七百多！有一人替他堂兄管家务钱粮并不带兵，也封王，甚至捐钱粮的也封王。太平天国后来苛捐杂税比清朝还重，结果自然就失去了农民的支持。曾国藩的湘军最多时只有13万多人，李鸿章仿湘军建立的淮军仅六千多人，帝国主义的洋枪队只有五千人，而太平军有好几十万。同治元年（1862）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率军20余万，并且装备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在南京附近和长江以北与曾国荃率领的三万湘军激战数月，损兵10余万。所以太平天国主要是被自己打败的，清兵、洋枪队之类不过是外因罢了。而我们的某些史书和评论往往过于强调外因的作用而忽略变化的根本是内因。
之所以长期以来许多人将“打家劫舍”看作是一种好汉行为，没有认识到它的错误与危害性，和我们民族文化心理中认为“为富不仁”和绝对平均主义思想有关。孔子说：“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 季氏》）孟子引用阳虎的话说，“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孟子。 滕文公上》）这些思想影响很大。我们理解这些话一是不能离开当时的语言环境，二是不要绝对化。孔子说那些话时，鲁国掌握大权的贵族季氏的封地就在鲁国的附庸小国颛臾（zhuan yu今山东费县西北八十里有颛臾村）不远，所以就想出兵吞并颛臾。孔子批评季氏有些贪得无厌，并不是要提倡绝对平均主义，但这个思想后来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实际上无论是农民运动领袖还是别的什么人，从来没有人真正做到过，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实现绝对平均主义。孟子的话也是着眼于在位的君主不要不顾老百姓的利益，要关心“民事”。如果贪得无厌地求富，就会“不仁”；而不是认为富者就一定“不仁”。但后来这个思想被绝对化了，似乎“富”与“不仁”具有必然联系，要富就不能仁。这种认识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生活，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如果承认这种思想是正确的，那么世界上最有道德的人就只能是最穷的人，越是温饱、小康、富裕就越不仁，这显然是荒唐的！邓小平同志提出一方面要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另一方面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这是非常英明的。这是承认事物发展总是不平衡的，由不平衡到层次高的平衡，再由新的不平衡到更高层次的平衡。如此往复前进，人们才能越来越富裕。然而这种所谓“为富不仁”的错误观念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因而仇富心理仍然很有市场。2003年3月5日北京青年报报道了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力帆实业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的谈话。他针对近期连续出现的杀害私企老板事件说：“须改变传统‘仇富’思维。”“必须承认，民间有仇富情绪，传统民间文学描写的都是劫富济贫民心大快。”报道说，“他认为，要化解这一传统思维，必须修改教科书，均贫均富都不好，应提倡共同富裕。”这个意见有道理。
作者： 响·良牙 2004…12…13 15：42 回复此发言4 从生辰纲下落谈《水浒传》中国人“中庸”了几千年，但是二十世纪老走极端，这个现象很值得研究。中庸、诡辩、辩证法，其实只有一步之差，所谓“真理再前进一步就是谬误”也。
为什么同样基本上是由农民组成的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新四军就能战胜敌人，夺取天下？这是因为这支军队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用先进文化加以改造过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仅仅是几条纪律，在“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不虐待俘虏”这些要求中体现了一支军队的宗旨和性质。毛泽东的照片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延安窑洞外拍的一张，毛主席当时穿的裤子上有个大补钉！它使我明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从最高层领导开始能够与最基层的士兵同甘共苦，因此大家都会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去奋斗，去牺牲。所以连当时驻重庆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到延安参观了以后都说，将来国共斗争的胜利者一定是共产党。
二、“梁山好汉”
我们习惯上总是把梁山泊一百零八位头领都说成是“梁山好汉”，或者一百零八将、一百零八条好汉。那么，这一百零八位头领是否都是“好汉”呢？梁山有没有“不好汉”呢？
有！不但有，而且还不少。
智取生辰纲的八个人当中，最起码白日鼠白胜不能算作好汉：他分到一份金银珠宝就又去赌博，结果东窗事发，被捕入狱，严刑之下，招出同伙。即使以封建社会的道德标准衡量，他也算不得好汉。１还有前面讲到谋财害命的小霸王周通和打虎将李忠。这样的人有不少，我粗略统计了一下，至少有40人。２武松醉打蒋门神是《水浒传》中脍炙人口的篇章，蒋门神依仗官势，为非作歹，称霸一方，确实是个十足的恶霸。但读者往往忽视了和他争夺地盘的管营之子金眼彪施恩与蒋门神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快活林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做买卖的商业发达的大镇，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