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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成书。四是以洪克夷为代表的元代中期定型说。洪克夷认为水浒故事大约在元代中期，形成了有招安、征方腊、征辽等内容的长篇故事，自此以后故事基本定型。他把元代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元杂剧反映的是元初的水浒故事，绕开了仅以元杂剧来判断水浒故事在元代是处在自由创造时期还是定型成熟时期的死角。水浒故事的定型，也就意味着《水浒传》的初步成书，这实际上是从水浒故事演化的角度来断定《水浒传》的成书时间。哪些材料反映了元代的水浒故事，反映了元代哪一时期的水浒故事，这些问题无法统一，再由此判断水浒故事在元代是否定型就更难统一。另外，水浒故事的定型，究竟指定型到何种程度，是否接近《水浒传》最初成书时的模型？而《水浒传》最初成书时包括哪几大块内容，学界迄今为止尚无定论，有待进一步深究。
对万历甲寅（1614）刊行的吴从先《小窗自纪》中提到的一种《水浒传》，因所载内容与今知各本有所不同，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曾一度引起了是否是“古本”的争论，进而又引发了吴读本在水浒故事演化过程中的作用的问题。比如王利器初步认为吴读本就是今本《水浒》征方腊之所取资。石昌渝赞同此说。侯会认为吴读本是古本，与《宣和遗事》是并行不悖的两派水浒故事；今本《水浒》大约就是在吴读本与《宣和遗事》合流的基础上产生的。夏梦菊认为吴读本《水浒传》当是在元代中晚期之间，吸收了早期流传的一些故事而成的一种本子。因此本今人无从见到，是古本，抑或是万历间后出的本子，皆难以定断，诸家之说只能说是推测，它在水浒故事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目前也无从判断。
以前，论者多从内容方面谈水浒故事的传承和发展，而很少从形式上探讨它们演化的痕迹。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新的情况。聂绀弩首先指出水浒故事的演化过程中伴随着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逐渐提高。之后，杨义从叙事学的角度简略论及了这种内在形式上的演进。水浒故事的演变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除了内容情节的演进，还有形式的演进，《水浒传》之前的其他文本形态的叙事特点以及水浒故事在形式上演化的脉络，还有待细致分析。
由上可知，除了《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大致分为几个阶段没有大的争议外，水浒故事的流传演变的具体过程，尚无精确的论述和统一的看法，也难以勾勒出较为清晰的线索。水浒故事演变分期、水浒故事何时定型、吴读本《水浒传》在水浒故事这个大系统中处于什么位置，甚至还有水浒故事发展演变过程中是否经过词话体阶段等问题皆是众说纷纭，模糊不清。水浒故事从民间传说到小说成书，中间仅只几百年时间，由于材料的限制，演变过程的真相难以明了，诸家之说皆难免有几分推想的成分。中间除了《醉翁谈录》外，也没有更多新资料的发现，使得许多推论无从做具体的验证。演化成书的过程种种推论都有，有的本着《水浒传》成书在元末明初这个既定看法往前推想，有的本着说话、杂剧这些已有材料往后假设。由于水浒故事的特殊性，它的演化不可避免地与成书时间、版本演变相纠缠，使得它的研究更是迷雾重重。
水浒故事的性质及主题
关于水浒故事的性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把它划为元明传来之讲史；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分类说明中以其事实内容多捏合，或不以演史为主，列入小说家数中公案类；严敦易认为水浒故事最先隶属于“小说”类中的说铁骑儿和朴刀杆棒等目，后与讲史合流，正式的《水浒传》是在讲史的范畴下成型的。有的主要从内容上判定，有的主要从形式和体制上判定，标准不同，看法当然不一。此后，又有很多研究者如徐朔方、张锦池、夏梦菊等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但基本上不出上述几说。徐朔方认为一部完整的《水浒》说话属于“演史”的范围。张锦池认为龚赞并序所体现的水浒故事源出于“说铁骑儿”，《宣和遗事》属于“小说”的子目“说公案”。夏梦菊认为水浒故事成型后仍属于四家数中的“小说”，并非小说与讲史合流。另外对说话四家数看法的不一致也导致在此问题上的歧异，胡士莹与严敦易观点基本一致，但他认为作为定本的《水浒传》是“小说”、“说铁骑儿”和“讲史”合流的成果。夏梦菊也认为水浒故事先在“说铁骑儿”这一名目下传说，后转入“小说”中。可见胡、夏二人把“说铁骑儿”独立于“小说”之外。水浒故事的性质，由于所依据的标准不一，故观点各执一端，但都认为《水浒传》既有小说虚构的特点，又有讲史的长篇规模，并且水浒故事经历了从短篇向巨制的演进。水浒故事的性质涉及到把《水浒传》划为历史演义还是英雄传奇的问题，能否仅以形式和体制就把它归入讲史的范畴值得重新思考。
水浒故事的主题也是研究者颇为注意的一个方面。潘运告《宋元〈水浒〉故事与〈水浒〉——试论〈水浒〉的忠君思想》、佘大平《元人水浒杂剧的忠义思想》、张锦池《“乱世忠义”的颂歌——论“水浒故事”的思想倾向》都谈到宋元水浒故事的忠义思想。郭振勤《从生成史略论〈水浒传〉的主题》指出梁山故事在流传过程中不断出现传奇色彩和归正倾向。徐海宁《古代水浒故事的主题演变探析》中以《宣和遗事》、元杂剧和小说《水浒传》为代表来探讨水浒故事发展史上三个阶段的不同主题。上述研究者探讨了在水浒故事演化过程中其倾向和主题的变与不变，这是新时期水浒故事源流研究的新成果。随着水浒故事的演变，水浒故事的倾向应该同内容情节一样，有传承，也有所发展，而最后定型阶段水浒故事的倾向也就与《水浒传》的主题紧密相连。因此，从水浒故事思想倾向的传承发展的角度来看《水浒传》的主题，对其主题之争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水浒故事的各种形态
传说、说唱、戏曲和小说都是水浒故事的具体的表现形态。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发生之后，有关传说就见于街谈巷语，且绵延不断。随后的说话就是当时民间传说的一部分，野史、笔记、诗文等文人作品中也有民间传说的影子，民间传说没有文字流传，后人只能通过这些记载窥出它的一丝痕迹。朱一玄、刘毓忱编《水浒传资料汇编》广泛搜罗了包括野史传说在内的有关水浒故事的历史记载和文艺作品。下面主要看看水浒说唱和水浒戏曲的研究状况。
1．水浒说唱
就现有的资料来说，水浒说唱包括宋元话本《醉翁谈录》（以下简称《醉》）和《宣和遗事》（以下简称《宣》）。关于它们成书于何时，体现的是哪一时期的水浒故事面貌的问题，很早以来就开始出现分歧。
仅是《宣》，就有三种观点：一是南宋说。胡适认为《宣》记载的梁山泊三十六人故事为南宋时民间通行的小说。余嘉锡《水浒传三十六人考实》序录（1939）中称《宣》殆南宋人所作。杨绍萱《论水浒传与水浒戏——自历史上梁山泊人民运动说起》（1950）推定《宣》是南宋时代的产物，在《癸辛杂识》之前。洪克夷指出《宣》所载水浒故事，依据的当是宋人话本，《醉》、《宣》和龚赞均体现的是南宋时水浒故事的大体面貌。二是元代说。陈中凡《试论〈水浒传〉的著者及其创作时代》（1956）中指出《宣》作于元人，其中的水浒故事出于元人话本，它是《水浒传》最早的底本。何心认为《宣》为元无名氏所辑。严敦易推定《宣》的编辑年代为1300年，并认为它反映的是元代的水浒故事，而非南宋。三是宋末元初说。其主要代表为马成生和王晓家。《醉》的成书也是众说纷纭。主南宋说的代表有何心、洪克夷、王晓家，马成生则认为成书于宋末元初，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取此说，而杨义更是径称元人罗烨《醉》。
《醉》、龚赞、《宣》三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片模糊。严敦易推断龚赞稍早于《宣》；夏梦菊则指出《宣》早于龚赞，考证后者创作年代约在1292年左右；王晓家认为《宣》和龚赞皆产生于宋末元初，且龚赞较之《宣》，从人物命名到故事原型，更接近于《水浒传》。值得注意的是，张锦池指出《醉》所录水浒话本篇目并不是最早的水浒故事，而是取材于龚赞和《宣》两种水浒故事加工而成。
《醉》、龚赞、《宣》三者的确切成书时间，先后关系，有无传承，由于材料所限，研究者们不能作翔实的考证，大多没有直接的证据，只能是大致的推测，有的干脆笼统地说在宋末元初，且所持之说皆有各取所需之嫌。这是基础研究，水浒故事演变的许多问题都依赖于文献考证的工作。
2．水浒戏曲
关于水浒戏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郑振铎在研究《水浒传》的形成过程时都对元杂剧作了或略或详的探讨，包括剧目的钩沉、与《水浒传》的关系等。30年代林培志在《水浒戏》一文中钩稽出元代水浒杂剧30种，明清水浒传奇25种。之后，杨绍萱谈到了元水浒杂剧的取材问题，认为元杂剧水浒故事大都据口传的梁山泊故事写成，并非直接由《宣》取材。 50年代傅惜华编成《水浒戏曲集》第一、二两集，代表了前60年水浒戏曲文献研究与整理的成果，但只是对现存的水浒戏进行整理，没有对整个水浒故事剧（包括存、残、佚）进行钩沉以及本事、版本流传等的考索。关于1985年以前元杂剧水浒戏的研究情况，宁宗一等编著《元杂剧研究概述》中综述篇之《元杂剧水浒戏研究综述》已按剧作概貌、思想倾向、艺术特征、李逵形象和兴盛原因五个方面进行了综述，这里不再赘述。1985年以后，水浒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