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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写的“盗”非常多（不是指聚义以后，因为上梁山后都可以说是“盗”了），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山寨上山大王和喽罗，这是团伙；还有单干的，像江河中的李俊、张横，童威、童猛，开黑店的孙二娘，盗马贼段景柱，小偷小摸的时迁。他们走上这条路的原因多种多样，如丧失了产业、走投无路而干上这一行的；有的是因为各种原因吃了官司，上山下海以避难；更多的因为干没有本钱的买卖。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把自己的事业作大，使得官方对他们无可奈何。当然还有许多游民不从事非法活动，他们并没有祸害民众的行为，只是在江湖上谋生的江湖人。他们脱离了宗法网络，离开了农村，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没有保障，他们漂泊江湖、浪迹四方，属于生活最不安定之列，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卷入反社会活动。例如在家乡打杀了人逃往在外的戴宗、在监狱里做了小牢子的李逵；打伤了人逃避灾难的武松；自幼漂泊江湖、专好结识江湖英雄好汉的刘唐；贩羊卖马折了本回乡不得、靠打柴度日的石秀；打把势的卖艺的薛永等等。108将中最多的就是游民，大约是50人，占了将近一半。为什么说《水浒传》是写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从书中主要人物形象上说，它是以游民为主体的。我反对“农民起义说”，不仅因为梁山上英雄好汉没有什么农民，更重要的是《水浒传》中没有提出农民最重要的诉求，就是对土地的诉求。冒着生命的危险造反却不要求他们最钟情的土地，岂非咄咄怪事！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4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谈论游民，人们往往忘了高俅，他是浮浪破落户子弟，没有正当的职业，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后因为参与诈骗，被发配，后得赦免，可以回东京，东京人没有人收留他。后来得以返回东京，给人做个跟班，由于机遇好，被徽宗看重，得以发迹变泰。他是属于那些得以改换门庭的游民。为什么《水浒传》中游民没有羡慕他，反而把他作为北宋末年“四大奸臣”的代表加以揭露抨击呢？原因有二：一是他的官位来源不正，二是出身太低。你别看游民自己是被社会抛弃的一群，许多也是同病不相怜的，看不起同样出身的。梁山好汉普遍认为只有靠一刀一枪博出来的功名才是正当的，这正如科举考出来的状元、进士才会受到社会的尊重一样。而高俅只是靠踢球，自然被认为是佞幸小人。又因为出身太低，自然把他视为祸水（其实从《宋史》的记载来看，高俅的劣迹不多，因为会踢球而受到宋徽宗知遇的是李邦彦，他出身低微，父亲是个银匠。善于市井应对，自号“李浪子”。后来位至宰相，老百姓目为“社稷之贼”。史书上并未说高俅善于踢球，可能高俅是“沾了名字的光”，把李邦彦的故事移植到他的身上）。 在郓城县从事演艺活动、被雷横打死的白秀英也是游民出身；甚至阎婆惜他们一家子也都是游民。阎婆惜会唱曲，与她父母流浪到郓城县，想在这里停留，不料父亲得病死在郓城。母女没有买棺材的钱，遂把阎婆惜贱卖给宋江，成了宋江的外室。可是作者对于同属游民的阎婆惜没有丝毫的同情，因为她不属于宋江梁山系统，而且刁难宋江，并打算出卖梁山，那自然就是十恶不赦了，所以把她杀了。白秀英、阎婆惜都属于江湖艺人，但这里面有一个游民对于女性态度的问题。《水浒传》对年轻女性的态度使许多人感到不解，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施耐庵一定是恋爱的失败者，吃过女人的亏，所以他才那样敌视年轻女性。实际上《水浒传》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是游民的，我们看阿Q对女性的态度，就可以理解《水浒传》对女性的态度。游民没有家庭，作奸犯科的游民更丧失了成家的可能，于是对女人、特别是年轻的女人是不了解的，并由此滋生一种变态的敌视。英国人贝思飞所写的《民国时期的土匪》中指出，土匪认为女性是不幸的根源，不只是男土匪这样，女性匪首也如此看，遇有重大的危机先把妇女杀掉。因此《水浒传》写到的年轻妇女很少有好下场，即使是女游民也不例外。
《水浒传》中还写到许多游民知识分子，也就是稍有文化的游民。宋代经济的发展对于文化的要求也日益迫切，科举考试的规范化与平民化程度的提高，激励更多的人接受教育，造纸技术的提高和雕版印刷的发展使得书籍易于得到。唐代的书非常难得，像韩愈这样世代读书的人藏书也不完备，非常羡慕李泌家的藏书，鼓励朋友到他家去读书。在这种情况下，唐代受的教育面非常窄。其科举制度也在初期，录取面非常小。到了宋代这些情况有了很大改变，其文化普及程度大大高于唐代。这样读书人数目激增，而读书人的出路没有多大改变，还是做官，尽管宋代科举录取名额大大增加，官吏也远较唐代为多，但仍有大量读书人不能入仕。有钱的可以做隐士，有关系的可以奔走官场，有一技之长的可以附丽于豪门，也有的绝了做官的望，沉沦于社会底层，奔走于城乡之间，利用各种正当或不正当手段谋生。他们就是游民知识分子。《水浒传》中就写到这种人，比如吴用、公孙胜等，他们文化程度未必很高，但都要有一点道教的知识，有一点阴阳家的知识，成为队伍中的精神领袖。许多通俗小说写到人们造反，他们的队伍中往往要有个“阴阳”（为行军打仗出谋划策）。北宋欧阳修给皇帝的上书中说宋代建国一百来年，社会也有动乱，烧杀抢掠，但都没有形成巨大的力量，原因就是说没有这类人物参加。这是符合实际的。
《水浒传》是江湖人的百科全书
《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
《水浒传》是江湖的百科全书，江湖艺人通过《水浒传》的故事第一次把江湖生活展示给读者和听众，使得后世读者第一次得知宋代已经有了新的含义的江湖的存在。“水浒”的故事还把宋代江湖人的生活奋斗和理想展示给读者看，把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展示给读者看，因此研究《水浒传》最应该关注的就是江湖。没有江湖游民的出现，就不会有“水浒”的故事，前面说过江湖是因为江湖人而存在，《水浒传》就是描写了宋代及作者所生活时代的江湖，我认为《水浒传》小说产生于明代中叶靠前期一点，所以说书中所写的江湖生活也包括了明初的江湖。
作者： 218。198。167。* 2005…4…30 18：14 回复此发言5 从《水浒传》看江湖文化（王学泰）
《水浒传》小说及相关的戏曲说唱等文艺形式，在中国下层社会里普及了江湖知识。《水浒传》不仅反映了江湖人的生活，而且被江湖人奉为圭臬。作者用生动的故事形象，说明了当时佞幸专权、武官受压、吏人没有出路、正义不能伸张，展示了官场的腐败、社会的黑暗，从而肯定了梁山好汉的聚义造反的合理性。这是在中国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没有出现过的事情。在此之前，所有的文字著作中没有出现过正面歌颂敢于抗上、敢于武装造反的例子。作为社会主流的思想意识——儒家思想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孔子就反对犯上作乱，其他思想意识如道家、佛家也都是主张人们应该各安其位的。像《水浒传》正面歌颂这种游民造反的文艺作品是不多见的，基本上可说没有。所以我认为是《水浒传》首先提出来的。 《水浒传》还通过它所创造的话语影响受众。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中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种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正确的。于是，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其它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
《水浒传》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通俗艺术的创作者，其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甚至是落后的古代的江湖艺人，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把它们播散出去，其社会效果只可能是负面的。
从《水浒传》看中国绿林文化的表现特征
（转自：榕树下）
绪论
从《水浒传》这本古典名著可以看出中国绿林事业的文化根源所在。那就是根植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中的绿林豪侠事业与绿林文化思想体系。所谓的绿林文化是种俗文化与雅文化相结合的复杂的文化体系，它的具体表现形式有形而上的政治利益的表现特征，同时还具体包含了散落在民间形而下的绿林文化人格崇拜的思想体系。同时它的思想渊源又是儒、道、墨三家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