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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水浒英雄赞 傲血霜锋武二郎
鲁智深的故事里，蕴藏着禅宗的成佛观，而武松甚而全体悲剧水浒英雄的故事，则又似乎暗合道家理念。那个曾令有情有义有智谋的武二郎无法立足的凶险世间，是“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慈孝” 的因果分析实例；那个身上沾有无辜者血痕的武松， 在江南战场被砍断臂膀，是“夫代司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希有不伤其手矣” 的注解；而全部水浒英雄的结局，也正应了“物壮则老” 、 “强梁者不得其死” 、 “勇于敢则杀，勇于不敢则活” 的道家人生哲学。 可是，读传时的翩翩少年们，哪个又会有心思有时间去领悟去理会这其中隐藏的道家智慧。读至昔时那个的打虎英雄武二郎，那个有仇必报的武二郎，那个轻生重义的武二郎， 那个霜锋濯傲血的武二郎， 那个本该“纵横振羽翰”的武二郎， 在宋帝国腹地的江南战场被砍得“血晕倒了” 时，哪个不咬牙深恨故事无情，哪个忍心卒读！
而那个终在西湖边醉赏烟霞的武行者，那个与鲁智深的佛意、张顺的英魂同游的武行者，他心中， 可曾有过对那把砍缺的刀的遗憾与悔惜？ 儿时曾听闻西湖边有武松墓，神往不已，及至到得杭州，才知六十年代已被夷平，只好望湖兴叹。“失意且伍豪客，得时亦一英公” ，据说这两句曾联写在武松墓前。“英公”何许人也？不是别人，乃是初“伍豪客”，为义贼，后被高祖赞作“纯臣” 、再后名标凌烟的大唐名将名臣徐绩、说唐故事里的徐茂功啊。太宗晚年，试探英公，将其贬至叠州，英公无半句怨言，即时起身，太宗遂心释然，召回使为太子辅 英公者， 前时的豪勇义贼，后时的鞠躬谨慎重臣也。然而对于傲血的武二郎而言，“伍豪客” 或是为“英公” ，恐怕都未必是可以为他设计的最好结局。“偶像的黄昏” 也好，“众神的黄昏” 也罢，那“黄昏”才是关键词，只有西湖边的悲剧中的血色落日，才能将落寞孤傲英雄的伤残身影，映照得更为高大。而数百年后，另一个少年时曾傲然“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青年时带吴钩收取关山、 为“伍豪”人间伏虎，老来影图凌烟、 得为一世尽瘁“英公”的江南好儿郎，他的故事与失落的理想，却不也勾动这个民族又一轮回里悲怀愁肠？
宋江这个人（刘慧儒）
小时候看《水浒传》，最失望的是宋江这个人。说是爱习枪棒，专好结交天下豪杰，可一卷读完，未见他使出像样的一招一式。遇到险境，不是叫苦，就是跌足，要么拨马先逃，潜身躲藏，全无半点英雄气概。真纳闷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诸雄何以竟与此等人为伍，并尊其为头领！
涉世稍深，又看出宋江伪善和权诈的一面。他谦恭礼让、乐于助人，骨子里却工于计算，支配欲极强。这一印象，后来在金圣叹的评本里得到了印证。可我始终不解的是，梁山泊人才济济，施耐庵何以让这么个人位居群雄之首，因而觉得这是小说的一大缺憾。
近读《水浒传》，忽然茅塞顿开：施耐庵不正是通过宋江的成功以警世人吗？
宋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宋江以忠义的化身自居，连自我介绍时也忘不了说“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但细检其所为，殊难找到忠和义的踪影，充其量只有一些博施的善行而已。我们知道，“施”与“义”是两码子事：《三国演义》里曹操笼络关羽是“施”而非“义”、关羽千里走单骑才是“义”。宋江的“仗义疏财，扶危救困”，说穿了，予人以利的成分多，行义的因素少，《水浒传》作者用了“散施”二字，可谓大有深意存焉。所谓散施，不管张三李四，逢人送钱是也。他这头救济虔婆，那头赍助帮闲，为做媒的王婆“做好事”，让卖药的王公称“恩公”，就是杀人后畏罪潜逃之际，银囊也不见羞涩：栖身富豪柴进庄上时，仍多番背着主人馈银与同为避难者的武松：在清风寨，每日变相送钱给相陪的下人。后来身为囚徒在发配途中，还是像散财童子般一路乐施不疲。遇上劫贼，奉行的也是以不变应万变的金钱外交：“我自多与你们银子相谢。”到了江州牢城营，更是上下打点，管事的、听使唤的，里里外外，能塞钱处一味地塞。银子春霖般哗哗下过之后，我们便读到“满营里没一个人不喜欢他”。
宋江上梁山之前的所作所为，除施舍银两外，实在乏善可陈。而疏财也并非具体地周人之急，扶人之困，而是泛泛地予人以好处，广结人缘。当然，予人以好处，本无可厚非，只要当事人手有余财，尽可多多为之，受惠者不管困厄与否，总会高兴的。只是，宋江出身农家，职业不过是县衙的押司，每月进项，顶多几两银而已，终年积蓄的财，也不够他痛痛快快地疏上一次半次。单靠正当收入，“及时雨”这响亮的名头无论如何是赢不来的。
宋江收入菲薄却大行慷慨之道，不免有点蹊跷。他散施的银子究竟从何而来，《水浒传》未作正面交待。但在讲到宋家隐秘的地窖时，有一段闲文颇堪玩味：
且说宋江，他是个庄农之家，如何有这地窖子？原来故宋时，做官容易，做吏最难。为甚的做官容易？皆因那时朝廷奸臣当道，谗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为甚做吏最难？那时做押司的，但犯罪责，轻则刺配远恶军州，重则抄扎家产，结果了残生性命，以此预先安排下这般去处躲身。（第二十一回）
宋江挖这个藏身的地窖原来是因为做吏难。做吏为什么难？解释是：做押司的，一旦犯罪，轻则发配，重则问斩。其实，这句话并未正面说明做吏有何难处，只是强调为吏者犯罪难逃法网而已。古往今来，有罪则有罚，不管犯人为吏为官还是为民；至于为吏者知法犯法，量刑较重，乃是各朝通例，非独宋代如此。所以这句话并不在解释做吏难，更像是搪塞。这不似作者一时疏误，而是用心之笔。写到宋江时，作者每每用一些囫囵话把行文分成两个层次：表面上极力塑造、维护宋江的正面形象，在深层却又解构它、戳穿它。上面引的那段话也是这样：作者一方面告诉读者，当押司的有莫大的风险，另一方面却以文不对题的解释否定了这一风险。也就是说，宋江挖地窖并无特别理由。没有客观风险而预先安排退路，想必另有隐情。耐人寻味的是“重则抄扎家产”这句话。量一区区押司，有何家产值得惊动官府查抄？可见押司职位虽低，也有致财的可能。宋江倒不像是聚敛盘剥之徒，但他收入微薄，却“端的挥金如土”，这如土之金出自何处，不能不说是一大疑案。而他家那口地窖子恐怕是个有提示性的注脚。
地窖子看似作者轻轻带过的闲笔，其实是理解宋江所谓“忠”的关键文字。地窖作为避害的一窟与另一窟——梁山，一暗一明遥相呼应。梁山是水外之地。如金圣叹所说，《水浒传》之为书名，就是取梁山在水涯彼岸之意。水在王土之滨，浒又在水外，梁山泊超出了“率土之滨”的畛域，上得梁山便不再是王臣。宋江掌权后，梁山泊造兵符印信，设黄钺皂盖等违禁之物，俨然是朝廷的排场。相比之下，地窖子虽无其威风，但却有其功用；它不在王土之外，然在王土之下，同样摆脱了朝廷律令的约束。蛰伏地窖，便是置身于国家法度之外。说到法度，有一个细节给人印象很深：宋江在发配途中被请到梁山大寨。花荣要给他开枷，他作色道：“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一个擅字，多么凛然。可后来被蒙汗药麻翻，李俊把他救下并开丁枷，并不见他醒来后动问，“国家法度’如何不在了。此后在李俊家盘桓数日，也没想到要重新戴枷。如果说，这枷是在他无知觉时别人除去的，没有他的干系，那么在穆太公家借宿时，确确实实是自己打开的。当两个公人说“这里又无外人，一发除了行枷，快活睡一夜”时，宋江应声道：“说得是。’公人在蒙汗药事件前，一路未曾建议去枷，可现在他们领悟到，宋江在梁山泊生死弟兄们面前只是作秀，故尔加一句“这里又无外人”的知情语。
宋江每被视为无条件地忠君，是因为他甘领刑罚而不愿落草为寇，即使上了梁山也心怀朝廷。他受刑是因为杀婆惜，杀人后，他信誓旦旦对苦主闫婆说：“我是烈汉，一世也不走，随你要怎地。”好个烈汉！没过片刻，被闫婆扭结到县衙门口时，就瞅个空子开溜了——躲到国家法度无法进入的地窖子里。后来从地窖里爬出，也不是投案伏法，而是四处寻找保护伞隐身匿形。最后也是由于大赦有望、缉捕难逃才去自首的。可见，宋江的伏罪是有选择性的。法在他眼里不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家大典，仅是权衡利弊时的一个参数。伏罪与否，要视刑而定：重则逃，轻方就。可在人前，他矢言忠君服刑之事断无商量余地。在发配途中，刘唐请他上梁山入伙，他做出一副宁死不能不忠的样子来，闹得要挥刀自刎。后来因题反诗获死罪，被梁山好汉救出，却闭口不再提陷他不忠的话，而称“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其实，何尝就到了“不由不”的地步，如果他真以为忠君事大，性命事小，现在自杀为时也还未晚。在宋江眼里，抽象的伦理原则远不是什么“甚于生者”。为了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