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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宋江何尝不想自家做皇帝，浔阳楼醉后吐真言：
“他时若遂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第三十九回）。
这分明是想学黄巢造反，自家做皇帝（晁盖绝无此志向），黄文炳并未诬告他。这里关键是个“时”字。宋江生不逢“时”，空有凌云志。虽说北宋王朝已腐败的趋于没落，但还有力量剿除已割据一方的方腊集团，何况还不能割州据府，只能据守水泊梁山一隅的水浒强盗集团呢！尽管小说以艺术夸张写了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故事，但梁山仍只能坐守水泊，而进剿官兵仍可源源而来。有些评论者竟以为是梁山的“大好形势”（参见《毛泽东读五部古典小说》，97页）。其实审时度势，梁山并没有力量反掉赵氏王朝，只能是受招安，或被剿除。受招安求大赦，以保存落草兄弟。这正是宋江高于其它英雄好汉的战略观点。谴责宋江的受招安方针是没有历史的和逻辑的根据！
七、《水浒》的“忠、义”
宋江常把忠义挂在咀边上。金圣叹因此断言他是假仁假义。可是李贽却加标了个“忠义“，成了《忠义水浒传》。到底《水浒》的忠义是什么意思，确实是个难于回答的问题。就说忠吧，宋江明明心里想做皇帝。众家好汉杀官劫府有什么“忠”呢？可是又要受招安以显其“忠”。依我看，只有鲁迅说的确切：“终究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宋江做不了皇帝，就做皇帝的忠臣（奴才），李逵忠于宋江，所谓“哥哥杀我也不怨，剐我也不恨”（第七十一回），却是小强盗对龙头大哥的“忠”，也是奴才的忠。文化大革命中极为流行的“无限忠于”的“忠”，上呈“效忠信”，甘做孝子贤孙，也是奴才式的忠。可见在中国消除奴才式的“忠”颇不容易。其实只要有专制独裁统治，就总不乏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之辈，以及奴才式的忠心。
《水浒》中的“义”更为复杂。说“仗义”，其实有着全不相同的层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并非是普遍原则。王英抢了妇女要强奸，宋江基于“义”给予劝告，并答应（后真的实现了）给他找个更好的妇人。可是周通只是强娶而非强奸，就被鲁智深也基于“义”毫不讲情面地暴打一顿，还强迫退婚。可见对“义”的解释不同。宋江讲的是江湖人士之间的“义”。鲁智深讲的是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义”。这也是宋江能成为强盗的大头领，鲁智深却不能的缘故。有论者竟把《水浒》中的江湖义气称之为“阶级感情”，并且表现出“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这自然是臆造。施耐庵果若能写出什么“阶级斗争观念”的作品，还要马克思做什么！《水浒》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当然反映出古代社会的不平；并且从“义”出发鸣出：“农夫心中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第十六回）。可这并不意味着作者能认识到阶级、阶级对立。相反，他只能意识到“善恶”之别。有贪官、有廉吏，有作恶多端的毛太公，也有乐善好施的史太公。在《水浒》充满的正是这类善恶之争。
但是《水浒》的善恶观，实质上受某些不同意义的“义”的观念所支配。鲁智深生具神力，武艺超群，作为颇受上司器重的中级军官（打死人，府尹也不敢轻易捉拿，还得请示经略使），自有气派，但却并不仗势欺人，以力压人。相反他总是见义勇为，不计个人安危的打抱不平。他打死郑屠，痛打周通，与崔道成、邱小乙拼死相搏，以至全力救护林冲，全都显示他的见义勇为的品格。他宁可剃发为僧，也不像李逵、三阮那样为了图一世快活而为盗。只是后来走投无路才落草上山。他是《水浒》中真正第一侠义英雄。
另一英雄武松，比起鲁智深却低一些层次。他杀嫂、杀西门庆固然是报仇，但从根本上说还是伸张正义。同样血溅鸳鸯楼虽杀的有些过分，但实在也出于无奈，（不能让人们察觉），也还是官逼民反。不过武松还是江湖人。他的“义”还表现在“好汉不打笑脸人”，而与开黑店的孙二娘、张青结拜。又在得到小恶霸施恩的多方照顾，而帮助他打了大恶霸蒋门神，重夺回地盘，让施恩“重霸快活林”。从这方面说，武松的“义”又向无原则的流氓无产者的团伙的“义”靠近些。
至于阮氏兄弟、李逵的“义”，那纯粹是职业强盗团伙的义。只是为了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而共同杀人越货，打家劫舍而团结的“义”，并且与鲁智深、武松等人不同，他们总要依傍有权势有威望的“大哥”。由此这种“义”就与对老强盗、大龙头的“忠”分不开。这也许是《水浒》中最广义的“忠义”、也就是三阮要把“一腔热血卖与识家”、李逵可以认杀、认剐的忠义罢。
显然，在一个造反集团中，若鲁智深的理想化的“义”占了优势，那么它就成为吊民伐罪的农民战士。而若李逵、三阮式的“义”占优势，那就是荼害人民土匪强盗。有种极恶劣倾向，就是混同《水浒》中对义的不同的诠释，硬把强盗美化为“农民起义”。
八、《水浒》的现实主义
近些年来“现实主义”已经不“时尚”了，是老掉牙的陈年旧货了。可是人们还在看《水浒》、《红楼》，总得归上一类。时尚的类还真有点容不下，于是还得说点现实主义吧！
过去不少论者以为凡现实主义者必定讲“阶级、阶级斗争”，虽然也曾风光一时，可也许就是让现实主义赶不上现今潮流的原因之一罢！据此说，《红楼》中司棋、金钏、晴雯等丫头之死，与白毛女受迫害差不多，都属于受地主阶级迫害致死。却忘记了这些“二小姐”的威风（司棋大闹小厨房是一例），也忘记了这些丫头在被放逐时，还如何百般哀求不要脱离贾府，即不要脱离奴才地位的可怜相。若把阶级斗争作为现实主义的标志，孙二娘卖人肉馒头也应是阶级斗争了。又有把“反封建”的内容作为现实主义的标签。《水浒》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皇权主义固然不是反封建，《红楼》中又何尝有反封建呢？曹雪芹，一个没落八旗贵族的贵公子怎会反封建？反封建是资产阶级及其前身——独立的市民的事业。施耐庵、曹雪芹的时代与此都不沾边哩！
《水浒》以及一切伟大现实主义作品之伟大当然不在此。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曾盛赞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也难说是“反封建的英雄”，也没有什么“阶级斗争观念”。他们甚至流露出严重的贵族的倾向和兴趣。《红楼》何尝不如此。例如刘姥姥二进大观园，念叨着小姐们头天吃一顿螃蟹够庄户人家一年开销。后来惜春作画，林妹妹忽想起在大观园宴会戏谑刘姥姥的情景而发了“雅谑”：刘姥姥成了“母蝗虫”。可以猜测黛玉不过是开玩笑，而并无恶意。但试问究竟是刘姥姥，还是整天在大观园里吃喝玩乐的小姐、少爷们，谁是“蝗虫”呢？曹雪芹不会想到这个问题。他是极心爱这些看不起穷人的贵族小姐、痛惜她们后来不幸的命运。但是他既然写出了在典型环境中，通过细节言行表现典型人物的典型意识和心态，那就是现实主义。
《水浒》也是通过描述在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意识、心态、语言和行为表现其现实主义。李逵杀了李鬼，要吃饭却无菜。看到李鬼的尸体，自己笑了：“好痴汉，放着好肉在前面，却不会吃”！于是割下李鬼腿肉烧吃了（第四十三回）。这是恩格斯说的“这一个”（参阅《马、恩选集》，IV，453页），鲁智深、武松、史进、石秀这些同样是大胆的英雄决不会如此。这是从细节上看《水浒》的现实主义。
从总体上说，《红楼》是唱了一曲没落大贵族家庭的哀歌。而《水浒》却是在更大视野中，主要是市镇小民，乃至中等人户受到封建皇权压迫起来造反的现实。中国人民饱受皇权专制主义的压迫，各色人等曾以不同的方式和不同的道路走向造反：官逼民反。但却反不掉压在人民意识中的皇权主义。只能祈求“替天行道”的英雄好汉。祈求包大人、海青天、这类幻想中的清官（现在小说、电视剧又加了一大批大辫子的明君、贤臣、清官、廉吏来强化幻想）。但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道路还是走不通。任何专制王朝体制，既使开始是什么什么之治，什么清平世界，走到后来总会是昏君、佞臣当道、贪污遍地、恶霸遍野。于是要造反，甚至反了皇帝，但却反不掉皇权主义，还要真龙天子坐龙廷，一次再次重演一遍。这是一切古代专制统治走的必然道路。中国古代各朝各代的兴衰足以证明这个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水浒》没有回避这个矛盾。轰轰烈烈的水泊梁山在皇权主义意识下被瓦解了、众家英雄好汉被暗害、或逃逸了，这就是《水浒》的现实主义所在。金圣叹作为古人，不必苛求，何况他修改的文字确有独到之处。不过他“腰斩”全传，却大大削弱了《水浒》的现实主义力量。既使如此，也是《七侠五义》、《儿女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