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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荡江湖，聚会梁山。在戒刀落下那一次次，用血色涂抹曾经很受伤的心灵；在“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喧哗声中，忘却事实上很寂寞、很悲苦的一生。
自此以后，确乎是再也没有见他开怀过。其实不笑尤可，笑也多半是惨然冷笑，配以散批在双肩上的两排长发，斜斜扫出的冷冷的目光，实是令人不寒而栗。
梁山军南征方腊，入夜，鏖战了一天的将士们尽皆疲惫不堪地东倒西歪。孙二娘带了酒肉，看着丈夫与武二兄弟吃得津津有味。忽然，四野响起了萧瑟低徊的箫声。大家尽皆凝神细听。三人或许现在才深深懂得，这世上，每个人其实都是那么无助。很多的事情，更远不是用鲁智深的禅杖，李逵的板斧，和他武松的戒刀可以解决的。
武松力擒方腊，却折损了一臂。在杭州六合寺养好伤，他对前来探视的宋江说：“小弟早已存了出家的念头，只因半路离哥哥而去无情无义，现在哥哥大功告成了，小弟可以安心了。”
“不行！……就是背，也要把你给背回去！”宋江泪横满面。
然而武松平静而坚决地闭上了双目。
只剩下窗外的钱塘潮千军万马一样奔腾而来。
结语
不少时候，我真的觉得那一轮一轮的诵经之声和一圈一圈的香烛烟雾很能让受伤的心灵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平复与抚慰，很能让喧嚣的心灵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净化与安宁。前尘往事不再，武松只有期求来生，祈求佛祖给他一个美好的来生。
然而，真有来生吗？
元代文化与《水浒传》
成书于元末明初的长篇小说《水浒传》无不打上元代文化的烙印。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最开放的时期，也是我们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从１２７１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到１３６８年明朝建立，元代不过百年时间，然而剽悍、质朴的草原文化（游牧文化）与成熟、丰富的中原文化（农耕文化）的碰撞，具有独特的魅力，为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增添了许多新鲜的内容。在元代文化体制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并存，既行汉法，又有“国俗”（蒙古法），蒙汉二元性是元代文化的基本特征。元代文化与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水浒传》也因而成为说不尽的话题。
元代是杂剧的鼎盛时期，前期从１３世纪５０年代到１４世纪初，杂剧的中心在大都，１４世纪初以后，杂剧中心南移至杭州。元杂剧的作者大部分是下层知识分子，元朝前期没有科举制度，他们失去了通过科举当官的希望，就从事话本、诸宫调、杂剧的创作和演出。因为他们组织创作的专业团体叫“书会”，这些剧作家也就被称为“书会才人”。
元杂剧中以水浒英雄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据邱树森介绍，至少有３３种，今天流传下来的有１９种，这些水浒杂剧的思想内容，大都是描写水浒英雄凌强扶弱、除暴安良的英勇事迹，歌颂他们主持正义，“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侠义行为。康进之的《李逵负荆》，以民间流传的故事为素材，描写了李逵主持正义、不怕官府的英雄本质，又刻画了他粗中有细、知过必改的性格。故事情节曲折，有着自己显著的艺术特色。
施耐庵在郓城当训导，熟悉梁山英雄故事，后“官钱塘二载”，使他有机会在元杂剧的基础上创作《水浒传》。
自宋代经济中心南移，元代东南沿海成为中国经济文化中心。这一中心区域主要指元代江浙行省的江南西道（包括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等七路和松江府），以及集庆路。这一地区的总人口，在元代处于平衡上升之中，而人口的重心，则逐渐转移到沿海地区。
随着元朝尊儒重学、优待士人政策的实施，元代文士的思想和政治态度发生明显的转变，元代中期已趋于认同元朝的统治。但江南文士盛行隐逸之风，不少文士隐于市，混迹市井之中，因此有条件产生新的社会意识。施耐庵隐居著《水浒》也是这一文化背景的影响。
元代从中亚的突厥人、西亚的波斯人、阿拉伯人，到我国内地的许多民族，他们种族、语言、原籍都各不相同，但由于他们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于是在元代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回族。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使不同特征的各部草原牧民，逐渐形成共同的以蒙古为名、并一致使用蒙古族语言的蒙古民族。蒙、回二民族不吃猪肉，这就是《水浒传》何以避免吃猪肉的原因。在元代的军队以蒙古人为主体，蒙古人主要吃牛羊肉，元代皇帝每天的御膳要用五只羊，元顺帝即位后，“日减一羊”，受到人们称赞（元代杨禹《山居新语》）。蒙古族人喜吃羊肉，但他们传统的烹饪方法非常简单，主要是炖煮和炙烤。回回等色目民族的特色，就羊肉作为宫廷菜肴主料的基本特点也是同蒙古族是一致的。
施耐庵有遗曲《秋江送别．赠鲁渊道原、刘亮明甫》，与元曲中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白朴的＇天净沙＇《秋》等因秋感兴的诗词一样，语约意丰，余味隽永。马致远、白朴与关汉卿、王实甫同为“元曲四大家”。
请读白朴的《秋》：“孤村落日秋霞，轻烟老树寒鸦。一点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这支曲子有秋景的清肃，却没有悲凉的情绪。与马致远的那着：“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显得更亮丽。
无名氏有沙漠小词也是因秋感兴之作：“平沙细草斑斑，曲溪流水潺潺。塞上清秋早寒。一声新雁，黄云红叶青山。”
秋天最让人临物兴悲，但秋天更让人留恋。他们要在世俗生活中追求雅趣，马致远的套曲《秋思》便充分表现了这种超然出世与及时行乐的哲学：“爱秋来那些：和露摘黄花，带霜分紫蟹，煮酒烧红叶。想人生有限杯，浑几个重阳节？”
作者： 222。140。3。* 2005…2…15 16：48 回复此发言2 元代文化与《水浒传》这一幅幅完整而和谐的秋景图，使人想起那《秋江送别》，现实中存在着同主体不相容的生活苦难，暗示着作者不肯与之同流合污，同时也表达了对大自然的爱。对秋江的描摹和陶醉，暗寓了他对美的渴望，体现了元代文人的精神追求。使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施耐庵在元代文化背景创作《水浒传》及其遗曲的内在联系。
姚燧其人与号牧庵
在写作《杨琼神道碑铭与施耐庵墓志的相通性》一文，我关注过元代前期著名的散文作家姚燧（１２３８－１３１３）。近读杨新勋的文章，加深了对元代文章大手笔姚燧的认识。
姚燧，字靖甫，号牧庵，洛西（今属河南洛阳）人，祖籍营州柳城（今属辽宁朝阳）。１８岁时，姚燧拜著名理学家许衡为师于长安，他的作品相当丰富，他的弟子刘致曾经将他的作品加以搜集、整理，编成《牧庵文集》五十卷，诗词文赋共６８９篇。
他的文章在当时文坛上很有代表性，影响广泛而深远。与他同时的吴澄在《送卢廉使还朝为翰林学士序》中曾说：“众推能文辞有风致者，曰姚曰卢。”这里的“姚”指姚燧，“卢”指卢挚。
姚燧长施耐庵（彦端）５８岁，当姚燧于１３１３年７６岁逝世时，施耐庵（１２９６－１３７０）才１７岁。只有在元代，文人墨客寻找归隐，才有牧庵、耐庵之名。
在元代还有一位，被《录鬼簿》列为“前辈名公”，称其为“中丞”的陈草庵，孙楷第《元曲家考略》认为即陈英（１２４５－１３２０后），字彦卿，号草庵，大都（今北京）人，也是一位多愤世嫉俗之语的文人，效法隐者高士之风。无巧不巧，这三人：一是彦卿，号草庵；一是端甫，号牧庵；再一个是彦端，即施耐庵。
元初，佛道二教相当盛行，作为身居高位的姚燧负一世之名，免不了奉命为佛寺撰写碑记。姚燧的散文创作，大致分为序记文和碑志文两类。前者多数写得变化多姿、文笔流畅、洒脱优美、富有文学性；后者不少碑志文刻画清晰、形象生动，具有传记文学的特色。
姚燧今存诗１４７首，尤以古诗成就为高；词４７阙，多豪放，也有委婉别致之作；散曲２９首，套曲１首。他的小气为人所熟悉的莫过于＇越调＇《寄征衣》：“欲寄君衣君不还，不寄君衣君又寒。寄与不寄间，妾身千万难。”
铁崖小传与墓志铭
关注施耐庵问题，才关注杨维桢。杨维桢（１２９６－１３７０），元末“文章巨公”、诗坛领袖。他的生卒年代竟与施耐庵相同。
朱世滋著《金戈书生罗贯中》一书中，有许多章节写施耐庵、罗贯中与杨维桢的交往，当然，这是传奇。
曹晋杰、朱步楼著《施耐庵新证》是一本学术性著作，该书提到施耐庵《秋江送别》元曲中“玉洗鱼”的典故，是选用不肯入张士诚幕的杨维桢游河阳山内八景之一的秀峰时，诗句中有“玉鱼金碗埋黄土”之句，我遍查《杨维桢诗集》而不得。
杨维桢在元以御酒赐王，王遂饭维桢酒。酒酣，维桢以指写尘桌一绝：“江南处处烽烟起，海上年年御酒来。如此烽烟如此酒，老夫怀抱几时干？”（《席上作》，见《杨维桢诗集》第４１３页）曹晋杰、朱步楼《罗贯中传奇》一书中写道：当时杨维桢身旁坐的是罗贯中，也以手指蘸酒，在桌上依韵和了一首诗，以示反对降元：“吴宫处处笙歌起，边邑时时羽檄来。但闻笙歌休管檄，昌隆国运几时开？”不管真假如何，该诗已入《水浒传》，这就说明施耐庵或罗贯中至少有一人在撰著、编纂《水浒传》时与杨维桢接触过，至少是熟悉其为人或为文，不然何以引杨维桢诗入长篇小说中呢？
杨维桢，字廉夫，号铁崖、东维子，又号铁笛道人，抱遗老人，元绍兴路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