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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惜”，是信守弟兄义气的结果，是宋江性格发展中的一个发光点。宋江和阎婆惜都在抢夺那封从梁山泊专程送来的书信。书信在阎婆惜看来，是宋江通贼的赃证；在宋江看来，是弟兄义气的产物，如果落进对方的手中，便会酿成大祸。杀和不义，在这里构成了你死我活的冲突。于是，“宋江一时怒气，杀了阎婆惜，取过招文袋，抽出那封信来，便就残灯下烧了……”③“杀惜”使宋江与过去诀别，把他推上亡命生活的道路。但是，他还不可能一下子使他的性格净化到自觉反抗的高度。所以，宋江在逃亡离家前，向父亲和兄弟表达了若遇朝廷宽恩大赦，便可父子兄弟团聚的愿望。这就是说，他宁愿躲避官府的迫害，而不愿意反抗官府的迫害因此，宋江没有去投奔梁山泊这位义重情深的兄弟，而选择了投奔横海郡柴大官人、白虎山孔太公和清风寨花荣。逃亡途中，宋江结识了一个个新的知音。在柴进庄上，他和亡命的武松推心置腹，愿同生死；在孔家庄，与孔明、孔亮义同师友，情同手足；在清风山，和燕顺、王英、郑天寿戏剧性地结为兄弟……宋江同这些英雄好汉同呼吸，共命运，历尽辛苦，正从量的方面，积聚性格突破的条件。作者还要不断地在性格发展过程中设置障碍，让他经受历练。清风山放走刘高的恭人，是宋江亲自吞下的又一个苦果，几乎被置于死地。宋江从济州到青州，从宋家庄到清风寨，不义之辈总是在迫害他，而义气弟兄则总是在救助他。这使他从现实强烈的对比中，认识到回到过去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大闹青州道的反抗行动，点燃了宋江性格中的反抗火焰。再加上朝廷征剿大军将要扫荡清风山的消息传来，何去何从的命运抉择，根本刻不容缓，无法犹豫，宋江断然决定带领花荣、燕顺、王英、郑天寿等大批人马去梁山泊入伙。不料突然接到石勇捎来的一封报告父亲死亡的家书，宋江顿时思想波澜陡起，还有对册封皇太子、朝廷大赦的幻想，使他又一次处于性格冲突的旋涡中，他决心要回家奔丧了。然而，在宋家庄等待他的，不是灵堂哭祭，而是牢狱、脊杖和刺配江州。而且赴江州道上，梁山泊弟兄们的亲切挽留，义重情长。揭阳岭李俊的衷心规劝，铭心难忘。浔阳江边，被迫赶得走投无路时，面对满目芦花，一派大江，宋江仰天叹道：
“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罢。谁想直断送在这里，丧了残生！”④这时宋江已经认清了去梁山泊，投入反抗的洪流，才是一条唯一的生路。
浔阳楼题反诗，是宋江向整个黑暗社会发出的反抗宣言。到了这个时候，宋江道德上的义士气质和政治上的反抗性已经胶着在一起了，成为宋江性格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时的宋江，对昔日的怀才不遇充满悲愤；对如今屈辱的囚徒生活强烈不满；对今后报仇雪恨信念坚定。这时已不是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无病呻吟，而是强烈反抗思想的自然流露。这时的宋江，虽然是“身在吴”，而已经是“心在山东”了⑤，他的心和梁山泊英雄好汉的心已经紧紧连在一起了。他公然宣称要效法黄巢，勇敢地站出来造反。这个根本的转变，是他湖海飘零，饱尝艰难促成的，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外因的推动，宋江也会自觉走上水泊梁山的。反动统治者在宋江还未来得及采取反抗的具体行动时，已经对他暗下毒手了。而“在闲通判”黄文炳这个趋炎附势的鹰犬认为，“要赛过黄巢”的宋江，是个危险而重要的反叛者。于是，他上窜下跳、献计出谋，硬是把宋江逼上行刑的法场。闹江州和攻取无为军，使宋江越过了反抗道路上最后一道障碍之后，彻底结束了逃避和反抗依违不定的状态，终于走上了水泊梁山。
三
宋江反抗性格发展的同时，在阶级和教养的土壤中孕育的忠的种子，也在萌动、发芽、生长。他还处于躲避“杀惜”之祸的消极反抗中时，忠的观念便开始萌动了。武松投奔二龙山前，向宋江讲了以反抗求招安的知心话后，也勾惹起宋江对前途的思考，他说：
“兄弟，你……到了彼处。入伙之后，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可撺掇鲁智深，杨志投降了，日后但是去边上，一枪一刀，博得个封妻荫子，久后青史上留得一个好名，也不枉为人一世。我自百无一能，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⑥这就是说，只有走借反抗谋招安的迂回之路，才能实现忠的理想。这样看来，忠是作为影响人物命运和人生道路的决定性因素出现的。而且由于忠的发展，宋江性格的本质特征也发生转变，性格层次也将出现新的变化，显示出性格的新发展趋势。宋江被逼上梁山泊后，思念老父，回家搬取。不想自坠罗网，寻路躲避，奔入还道村，闪进“玄女庙”，得到九天玄女娘娘亲自召见的殊荣。赐酒赐枣之后，玄女娘娘对宋江说：
“传汝三卷天书，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⑦这个艺术情节，揭示了宋江性格的一条新的发展道路；反抗是为了替天行道，接受招安也是为了替天行道，所以反抗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受招安。不过，在接受招安以前，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为主全忠仗义“在接受招安以后，替天行道具体表现为“为臣辅国安民”。宋江性格的这种发展趋势，是十分可悲的。反抗斗争被纳入忠君的轨道，宋江也便成为皇权主义的可悲牺牲品。
作者显然是借助天启来暗示读者，“天”和“主”是理想的，治世有道的朝廷和至圣至明的皇帝。从小说长篇结构的艺术构思看，昏庸的宋徽宗和贪佞的四奸集团的残酷压迫，正是梁山泊义军发生和发展的原因。所以说，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论断是片面的，不科学的。宋江所反对的正是宋徽宗一类的昏君，而拥护至圣至明的明君。这也是施耐庵那个时代，人们所寄托的一种政治理想。。宋江在晁盖死后，“权居主位”，做了梁山泊盖世无双的英雄好汉的领袖。这个“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只待朝廷赦罪招安”的义士哥哥，便名正言顺地把替天行道作为自己躬行的政治主张。反抗斗争在向高潮推进，替天行道也在朝终点行进。义的亮度越大，忠的色彩越浓，它们正在平行向前发展，表现出宋江性格的复杂性。
军事斗争胜利的累累硕果，空前增大了义的容量。一百八人济济一堂，雄姿英发。“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伯业。”这种大聚义的豪壮声势，使宋江觉得梁山泊已经显得过分狭小，怎么也容纳不下迅速增长的义和急骤膨胀的忠。为了探求招安的政治出路，宋江首先在内部放出了试探的气球。重阳节菊花会上，宋江乘着酒兴，写了一首《满江红》词，呼吁“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在宋江看来，招安已经具有重大的现实性和迫切性。公开提出招安问题，是宋江性格结构发生转化的重要标志，它意味着忠的性格要素由小到大，逐渐向主导地位前进，义的性格要素停滞起来，并被纳入忠的轨道，继续表现出自己的色彩和亮度。
接着，宋江又以两赢童贯和三败高俅的辉煌战绩，取得了争取朝廷招安的主动地位和有利条件。这时，宋徽宗惊恐失态，权奸们束手无策，朝廷除去招安，别无良策。在宿太尉的帮助下，天子御笔亲书丹诏，实行招安。盼望已久的招安终于实现了，宋江的性格也完成了一次转变，忠的性格要素上升到主导地位，义的性格要素已经降低了时代的激调，它的音响渐渐为历史传统所淹没。而且接受招安以后，宋江率领梁山泊义军，打着“顺天”、“护国”的旗帜向东京进发。然而，他们归顺的朝廷和皇帝，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历史命运？
陈桥驿军校杀死厢官的风波，给宋江迎头浇了一瓢冷水。汉奸们，在陈桥驿犒赏三军时，“却将御赐的官酒，每瓶克减只有半瓶，肉一斤，克减六两”。一位军校稍稍表示了不满，中书省厢官便骂他是“剐不尽杀不绝的贼，梁山泊反性尚不改”。军校一时愤怒，便举刀杀死了厢官，掀起了一场政治风波。接着，朝廷又“钦差枢密院同知赵安扶，统领二万御营军马，前来监战。”在监军的戒备和监视下，梁山泊义军与辽军展开了激烈战斗：攻蓟州，战玉田，夜渡益津关，智取文安县，斩兵诛将，所向无敌；计赚霸州，大战幽州，打破混天象阵，兵锋所指，辽军丧胆。辽国派欧阳侍郎前来招安梁山泊义军，这理所当然地被宋江拒绝了。但欧阳侍郎关于破辽是“奸臣之计”的谈话，却惊醒了宋江忠心报国，封妻荫子的黄粱梦，宋江的性格又在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对忠心始而怀疑，继而动摇。他陷入了莫名的苦闷之中。到龙虎山，宋江访问罗真人指迷问道。去五台山，他又参拜智真长老问禅求偈。他面对这些神秘莫测的命运之谜，更加迷离怅惘，连希望“青史留名”的最后一点安慰也自我否定了。那光芒四射，曾经是照彻灵魂的义，似乎又复苏了。不过，它已经不是昔日蓬勃向上的反抗精神，而是“只愿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的不渝情谊”了。
但是，在斗争中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正在遭到摧残和破坏。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方开，看今朝弟兄离散，如花零落，惹动宋江连日思忆。泪如雨下、郁郁寡欢。痛苦饿灵魂，笼罩在悲凉的冷雾里。难道义气弟兄离散，生死情谊破坏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吗？李逵“再上梁山”的主张，李俊、张氏兄弟、阮家昆仲“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⑧的筹划，也许是一条可供选择的出路吧。何况众弟兄“尽有反心”，这样做可能易如反掌。但是，这扭转不了宋江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