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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伙，身许社稷，魂绕家园，信函一封接一封地寄回湖南湘乡曾宅，给家人撞警钟。自身既为皇上侍讲学士，能通天了，深恐老父在家乡卖人情，诫以“莫管闲事”，嘱其谢绝一切请托。听说“父亲大人近来常到省城县城”替人说情，又赶快提醒他：“此是干预公事！”朝廷将要委派新学官去长沙，又预先说明白：“父亲万不可去拜他！”以上都是道光年间事了。咸丰四年四月，屡次挨打后，“幸湘潭大胜”，又函告家人：“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两天以后，又嘱家中四位老弟勿来长沙军营找他，“但在家中教训后辈，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同年九月，收复武汉有功，奉旨署湖北巡抚，赏戴花翎，又恐家人头脑发烧，赶快提醒四位老弟：“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万望诸弟刻刻留心，勿使后辈近于此二字，至要至要。”咸丰八年，在江西建昌行营时，又函促家中子侄读书，种菜，养鱼，喂猪。规定“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咸丰十年，奉旨署两江总督，后兼钦差大臣，功名到顶峰了，还在发愁：“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像他这样不近人情，悭头啬脑，吾蜀人所谓的老牛筋，可怕已极！
这家伙，不但严束家人，频撞警钟，而且狠抓九弟的活思想，及时做细致的思想工作。九弟曾国荃咸丰六年率湘军三千入江西援吉安，由此登上战争舞台，同三年前的胞兄一样，做定了革命死对头。咸丰八年二月，国荃弟前线来信，诋上级长官为“傀儡膻腥之辈”，不乐意听彼辈的指挥。国藩兄覆函批评，说此语“已露出不耐烦之端倪”，担忧“将来恐不免于龃龉”，提醒他勿忘了去年所赠箴言。两月后又去函，说顷接别人来信“言弟名远震京师”。下一句就敲戒尺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弟须慎之又慎！”同治元年二月，知悉国荃弟与同事关系紧张，又批评他只看见对方脸色凌厉，看不见自己的脸色同样凌厉。又举出他的来信“常多讥讽之词，不平之语”，并指出他的随员和仆从在外面“颇有气焰”，而他本人做何面目不言自喻。三月后又去函，责备他不太廉，指往年刮钱买田地一事，警告说：“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持久。此余所深信，而弟宜默默体验者也。”不到一个月又去函，专谈听取批评，哪怕批评的不是事实，态度也得“抑然”，不得“悍然”，并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8个字。天哪，这8个字原来竟是这家伙的语录！想起怪不自在！
这家伙，“抑然”了一辈子，毫无进取意识，常诵的格言是“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常求的境界是“花未全开月未圆”。同治二年四月，知悉九弟升官，署了浙江巡抚，花似乎全开了，他怕，随即奏片请将自身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两顶帽子分出一顶给别人戴，“将来遇有机缘，即便抽身引退”。同治三年七月，打下南京城，灭了太平军，两顶帽子之上又封侯爵，他倒“弥增歉悚”起来。两年后，他55岁，上疏请求解除本兼各职，注销爵位，仅以退休人员身份“留营维系军心”。同时函训长子曾纪泽（此人后来成了能干的外交大臣）：“读书乃寒士本色，切不可有官家风味！”次年函达太太欧阳氏：“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得失荣辱看淡了，打起仗来心不纷，特别可怕！
这家伙，体孔孟思想，用禹墨精神，操儒学以办实事，玩《庄子》以寄闲情，由封建文化培养见识，从传统道德汲取力量。也许厉害就厉害在这里吧？37岁跳升内阁学士，该享受绿呢轿了，仍坐蓝呢轿。补礼部侍郎缺，仍坐蓝不换，其慎可知。军务虽忙，“凡奏折、书信、批禀，均须亲手为之”，“每日仍看书数十页”，其勤可知。两江总督卸任，工资尚结余二万两银，其俭可知。遗嘱不许出版文集，其谦可知。不但蒋介石标榜过他，据《曾国藩家书·重印序言》说，青年毛泽东1917年也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啊，这就更不得了啦！
1991。7。14。在成都 □
Number ： 9411
Title ：柏林的“无书图书馆”
作者 ：高秋福
出处《读者》 ： 总第 182期
Provenance ：环球
Date ：1996。5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馆舍中无图书却称图书馆，确实有点不可思议。但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一座图书馆，我在不久前参观过这座位于柏林市中心倍倍尔广场上的奇特的图书馆。
倍倍尔广场位于德国著名的柏林洪堡大学前面。广场中央的方石地面上镶嵌着一块1．2米见方的钢玻璃。几经游人践踏，玻璃有点发毛。但透过有点模糊的玻璃，仍可看到下边是一个密封的幽洞。洞深5米，洞底是一个约50平方米的暗室。暗室的四周摆着一排排木制的书架。据说，书架上可摆放两万册图书，却一本也没有摆。离这个别致的“图书馆”不远的地方，地面上并排嵌着两块铜牌。一块铜牌上镌刻着：
图书馆 米夏·乌尔曼设计
1933年5月10日焚书纪念碑
1994—95年建
另一块铜牌上刻的是：
1933年5月10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很显然，这座由以色列著名雕塑家乌尔曼设计、于1995年3月20日正式建成的“图书馆”，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图书馆，而是一座“焚书纪念碑”。它唤起人们记忆的，是60多年前希特勒一上台就大肆摧残人类文化，焚烧进步书刊，迫害“非德意志”作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法西斯行径。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登上德国政府总理的宝座。为巩固他及其纳粹党的统治，他旋即制定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签署了所谓《保护德意志人民紧急条例》，扬言要“切除民主制的毒瘤”。为此，他指使其党徒在40天的时间里放了两把火。
第一把火是焚烧国会大厦。第二把火是焚烧进步图书。攻击目标是坚持进步与正义的知识界。希特勒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论”、“生存空间论”等沙文主义思想，否定德国文化上的人道主义传统，焚烧进步书刊，迫害进步文化人士。1933年5月10日，这种摧残进步文化活动达到高潮。这天午夜时分，掌握纳粹党宣传大权的戈培尔，策动成千上万名大专学院的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手举火炬，高唱《威塞尔进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向市中心的倍倍尔广场进发。倍倍尔广场旁边是1809年由普鲁士学者冯·洪堡创办、黑格尔曾任过校长的柏林洪堡大学。在游行队伍到达之前，法西斯党徒们已奉命将这所大学收藏的200多位作家的两万多册图书堆放到广场中央。游行队伍一到，火炬抛向书堆。顿时，烈焰升腾，火光冲天。这时，又有一辆辆满载图书的卡车，从其他地方开来。一些受法西斯蛊惑的年轻人爬上卡车，发疯似地将车上的图书扔进火堆。于是，在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柏林市又一次陷入烈火的恐怖之中。这天晚上，德国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焚书行动。在被焚烧的图书中，有德国和其他各国大量文、史、哲名著，还有一些自然科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德国共产党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安娜·西格斯、史太凡·海姆、路德维希·霍恩等人的文学作品首当其冲。德国进步作家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安施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人的作品，甚至连一向宣称“不问政治”的著名作家雷马克、厄尔恩斯特·维歇尔特、埃利希·开斯特纳尔等人的作品，还有包括亨利希·海涅、阿诺尔德·茨威格在内的几乎所有的犹太作家的作品，统统都被烧掉。不少自然科学家，包括举世闻名的化学家弗里茨·哈柏和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们的作品也被付之一炬。难以幸免的还有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马赛尔·普鲁斯特、纪德、左拉等一大批欧美著名作家的作品。面对广场上几万册图书化为灰烬，戈培尔宣称：“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
戈培尔所说的“新时代”，其实就是希特勒在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遭殃的不仅有图书，还有大批作者。这些作者，有的受到骚扰，有的遭到通缉，有的则被逮捕入狱。一时间，德国成为著名女作家莉卡达尔·胡赫所说的“地狱帝国”。几千名作家、艺术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