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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领导军事家的政治家将无法容忍他。战争当中，巴顿尽管曾在摩洛哥与法国维希政权（投降德国的政权）的人打得火热，但政治家们仍然原谅了他，因为战争离不开这员虎将。但是，当战争结束之时，政治家们就绝不能容忍他有任何与政治利益相悖的行为。比如在盟军完全占领德国之后，巴顿参加了盟军的阅兵式，苏军将领出于对这位美国名将的钦佩，派联络军官和一名翻译来邀请他去饮酒。巴顿居然愤怒地吼道：“告诉那个俄国狗崽子，根据他们在这里的表现，我把他们当成敌人，我宁愿砍掉自己的脑袋，也不同我的敌人去喝酒。”他的话吓坏了翻译，而他却命令翻译一字一句地翻译过去。这就几乎酿成了一次非常不愉快的外交事件，因为当时美苏均为同盟国的主力，为了消灭法西斯，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结成了同盟，你巴顿随便耍性子，岂不影响政治上的利益？！
再次，社会舆论、议会将不会容忍他。谁都知道，巴顿常常张口闭口“他妈的”。他曾因打骂两名士兵而差点受到军法审判，只是因为战争需要和上司艾森豪威尔的庇护，才免遭议会那帮无事生非、小题大做者们的追究。但是当战争结束之后，议会只需用一个“人权”借口即可将他打倒在地。他的上司也用不着为庇护他而遭议会的非议了。
事实正是如此。在二战的善后工作远未结束的时候，他的上司艾森豪威尔就不得不扔掉他这只“酸果”了。一贯喜欢直来直去的巴顿“祸从口出”，落入了机智的新闻记者们的圈套。在巴顿以第3集团军司令兼驻巴伐利亚军事长官（相当于军管会主任）的身份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对盟军的非纳粹化计划提出了非议：“如果军管政府雇用更多的前纳粹党员参加管理工作和作为熟练工人，那么军管政府会取得更好的效益。”这些言论严重地损害了盟军的政治形象和美国的政治利益。事实上，他已任用了至少20名纳粹党员在政府中担任要职。以追求轰动效果为己任的记者趁机问道：“将军，大多数普通的德国人参加纳粹党，难道不就是和美国人参加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情形差不多吗？”激动的巴顿不知这是圈套，竟然乖乖地钻了进去，信口答道：“是的，差不多。”于是，美国及全球许多报纸上出现了一个赫然的大字标题：“一位美国将军说，纳粹党人就像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样。”巴顿把祸闯大了！当时美国执政的是民主党，你说它与纳粹一样，岂能容你？！两党制乃美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你说两党与纳粹一样，岂能容你？他的上司艾森豪威尔虽然表面装得对政治一无所求，但暗中却在为实现其政治抱负而努力，岂能容忍这个给他添乱的下级？不过，工于心计的艾森豪威尔还是先给了巴顿一个台阶让他下，而没有马上解他的职。他让巴顿公开收回他的上述信口开河的话。巴顿照办了，但他又画蛇添足地说了许多为自己辩解的话。他的辩解终于让艾森豪威尔忍无可忍，在社会舆论和各种政治力量的压力下，最终采取了果断措施，免去巴顿第3集团军司令和驻巴伐利亚军事长官之职，而任命其为有名无实的第15集团军司令。这是一个空架子的集团军和空头司令，他的任务只是带一些参谋和文职人员整理二战欧洲部分的军事史而已。
在离开生死与共、横扫欧洲的第3集团军时，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不眨眼的巴顿泪水涟涟，哽咽得说不出话，好不容易读完了他那十分简短的告别演说。
巴顿自此从精神上毁灭了。他心中愤愤不平，表面上却玩世不恭。他用打猎之类的消遣来麻醉自己，以抚平心头的伤痕。就在1945年底，在曼海姆附近，他的轿车与一辆军用卡车相撞。他受了重伤，颈部折断，颈以下全部瘫痪，同年12月21日，他在海德堡的一所医院里溘然逝去。
巴顿死得非常平静，似乎并未感到有多少痛苦，或者说他并不把肉体上的痛苦当做痛苦。就在他生命的最后3天，他仍然不时地与护理他的女护士开玩笑，风趣幽默的语言不时逗得小护士们哈哈大笑。他似乎是要以微笑来面对死亡，似乎是在盼望着这一刻的到来。是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一个职业军人的适当归宿是在最后一战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而干净利索地死去。”本来他的这一愿望是可以实现的，只是因为侥幸，才使他死里逃生。在战争结束之际，他乘坐的飞机曾遭到攻击，一位没有经验的英国飞行员驾驶的战斗机误将他当做了敌人。此人的没经验险些送了他的命；而幸亏此人没经验，他才捡回一条命。还有一次，他乘坐的吉普车与一辆牛车相撞，牛车上的一根长杆撞伤了他的头部。自战争结束后他已经预约了死亡，强烈地感到在和平时期无所事事，还不如死了更愉快、更可取。他曾不止一次地对孩子们讲，他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当孩子们制止他说这类丧气话时，他说：“真的，有人已经向我透露了。”现在，当他盼望的时刻就要到来时，就像他制订的一项作战计划就要实现一样，他当然只有嫌迟而不会怨愤，只有“幸福”而没有痛苦了。
巴顿虽被解除了第3集团军司令之职，但他的遗体仍与第3集团军的6000名阵亡者葬在一起。他能与自己的部下永远呆在一起，也是一种莫大的幸福。他未能像某些安葬在华盛顿国家公墓的将军那样显赫、排场，而是埋在了异国他乡，但他比那些人显然要幸福得多。他永远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有6000名部下做伴；他再也不用对付那些来自各方面的明枪暗箭，免遭其不愿承受的羞辱，而终于可以安静了。
巴顿逝世后，有人为之惋惜，也有人为之高兴，但理解他的人认为他死得其所。《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写道：“他不是一位和平人物。也许他宁愿在他所热爱的部下都在忠诚地跟随着他的时刻死去。他的祖国会以同样的忠诚怀念他。”他那近乎“无字碑”的碑文上仅有两行必不可少的字——“乔治·S·巴顿／第3集团军上将，军号02605”——虽然没有歌功颂德的碑文，但二战的历史已为他写好了墓志铭。
Number ： 9330
Title ：风霜雨雪总关人
作者 ：易嘉
出处《读者》 ： 总第 180期
Provenance ：中国青年报
Date ：1996。3。23
Nation ：中国
Translator ：
气象与体育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上，美国跳远名将鲍勃·比蒙奋力跃出8。90米，超出原世界纪录0。55米，着实令人咋舌。但这一成绩其实是巧妙地借助了墨西哥城的高海拔和当时2米／秒的顺风。中国的朱建华就无此幸运，1987年11月在广州举行的六运会期间，寒流突至，一夜气温骤降21℃，并刮起9~10级的阵风。赛场上朱建华全身发抖，动作走样，破世界纪录的雄心付诸东流。
竞技场上的形势就是如此受着天气的左右。因为天气导致的体育悲剧也屡见不鲜。1912年斯德哥尔摩奥运会的马拉松比赛中，葡萄牙选手卡梅德·拉萨罗因难耐高温而客死他乡；1990年10月在摩纳哥举行的第2届摩托艇世界锦标赛上，前届冠军卡西拉吉驾艇全速行驶时，被1。5米高的浪头抛出海面又打入水里，终致船毁人亡；1984年4月初，印尼雅加达正在进行一场足球赛，天气骤变，闪电击中球场，1名运动员当场毙命。
气象对体育运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日照、温度、湿度、气压、降水、大雾，都会影响比赛。以冰上和雪上运动为例：温度和太阳充足照射会影响雪的粘性，从而影响到高山和越野滑雪者对器具的选择；雾和降雪会降低许多室外项目特别是下坡滑雪所需要的能见度；温度和湿度会影响滑冰、雪橇比赛中冰的质量以及人造雪的制造。在1984年萨拉热窝冬季奥运会期间，猛烈的北风风速达50米／秒，4天的积雪量达到50~90厘米，下坡滑雪比赛被迫延期。而1972年在奥地利因布鲁斯克举行的第12届冬季奥运会上，却因降雪不多、积雪稀少，奥地利政府不得不出动军队和几百辆汽车，从意大利边界的布伦纳山口运雪来建造滑雪跑道。
1945年伦敦大雾造成一出闹剧。在一年一度的欧洲足球冠军杯赛上，英格兰阿森纳俱乐部队迎战苏联迪纳摩队，两队旗鼓相当，距下半场结束还有10分钟时，2∶2的僵局仍未打破。这时，一场大雾突然袭来，场上一片混沌，球员看不清号码，球门也隐入雾中，双方都想趁乱取胜，但能见度实在太低，屡屡射门无果。眼看比赛就要结束，被罚下场的迪纳摩队球员瓦西里心急如焚，趁裁判不备，溜入场中，一脚截住不知是哪边传来的球，迅速突入禁区，起脚劲射破网，紧接着，比赛结束的笛声也响了。瓦西里一阵狂喜，谁料裁判却宣布阿森纳队获胜。原来瓦西里竟将球射入了自己的大门。
今年是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诞生100周年。世界气象日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