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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北京站，东南西北都不分。我娘儿俩在崇文门一家小旅社住下了，这么大的北京城我举目无亲。听说同仁医院近，我一早起来，背着孩子去挂号。医生问病情，我又把电疗忘了。电测听一检查，听力几乎等于零……“同仁”到“友谊”，“友谊”到“北京”，50天过去，孩子还是啥也听不见。后又转到西宛中医院，有时医院药拿不齐，还要到街上药铺去抓药。这中药啥滋味啊！“妈妈，这药苦，我不喝！不喝！”
“孩子，妈也知道苦，妈能替你，妈就替你喝下去，可妈不能替你啊！”中药里有大黄，有时乘公共汽车，孩子憋不住，大便就拉在裤子里，那时出门总要带很多手纸。
中药不灵，又到沙滩去针灸。
那一根根银针扎得孩子哇哇哭：“妈妈不扎了我疼！”
转眼就是6月底，我给孩子他爹挂长途电话，他的声音直发颤，我知道他在哭，我捧着话筒也哭。他爹说：“别扎了，扎坏了孩子怎么办。前几天我往你旅社寄了一个邮包，里面有块黑龙江买来的麝香，听老人说，给孩子耳朵里吹，会好的。你到北京城一次不容易，别让孩子太紧张，陪孩子去名胜古迹玩玩，散散心。”孩子毕竟是孩子，我带辉辉上颐和园。他像只小燕子一样，在前面“蹬蹬”地跑，妈妈这样，妈妈那样。孩子愈快乐，我愈发愁，3个月过去了，几百元钱花了，这孩子治不好咋办呢？！我在后面陪孩子一边走一边抹眼泪。到了昆明湖，孩子嚷嚷要划小船，我就陪他划。孩子乐得颠颠的，一边划桨一边放声歌唱“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飘在湖面上……”孩子刚聋，还能说话，唱歌，可将来还能唱歌吗？我的心被狠狠揪了一把。
第二天，我娘儿俩逛王府井，走进新华书店。孩子一眼相中《新华字典》，可我一瞅书的价码5元8角，就下不了手。当时，咱工资每月只开70元。孩子求我：“妈，天热了，冰淇凌我不吃，西瓜不吃，就给我买个老师吧！”我说：“这么多汉字你也看不懂，还是妈教你。”“妈妈，你识的字没有这个老师多。这本字典上有汉语拼音，我一瞅就知道咋念！”孩子的要求是难拒绝的，我咬咬牙，给他买了一本。坐汽车上孩子一页一页翻，爱不释手，还不时考考我：“嗨，妈妈识字还不少呵！”
几天后，我到首都耳鼻喉科研究所，找到邓之诚教授。邓教授让我马上去天津，并说：“有位美籍华人医学教授刚从美国回来，让他看看，能不能给孩子配个助听器。”
第二天我娘儿俩赶到天津，这位教授给辉辉试戴了各国的助听器，有美国的、加拿大的、新加坡的、西德的，可孩子依然无动于衷。
我问教授：“就是突发性耳聋、药物中毒，孩子也应该有点听力，这到底为什么？”我这回把鞍山A医院的电疗也介绍了。
教授似乎吃了一惊，他沉默好一会儿。
“我不能说什么，你能看懂3本书就知道到底为什么了。这3本书是《耳鼻喉全书》、《放射线学》、《耳鼻喉解剖学》。”
回到鞍山，我一头扎进图书馆，配了副老花镜，一边看书一边抄书。看了20多天也没看明白。我不死心，都说上海的医疗水平是全国一流的，我对医院提出“到上海去会诊”。转院介绍信开到上海华山医院，临行前，一位副院长对我说：“康忠琦，介绍信给你开了，上海医院你可全走到，别说上海，就是西双版纳，只要能治好，你都能去。如果你在上海确定我院治疗有问题，我全给你报销，否则一切费用你全部自理。”
为了治好孩子的病，就是倾家荡产我也要去！
二
1980年8月，我带着儿子乘火车到大连，从大连乘船到上海。
上海的方言土语咱也不懂啊，一下船先买本上海市交通图。我们在百乐旅社住下。那家旅社是人防工事改建的地下旅社，每天1元8角住宿费。为了省钱，我和10岁的儿子挤一个铺，一住竟住了8个月，旅社的阿姨都叫我“老房东”。我们在街道食堂搭伙，上医院时就在外面啃面包，吃阳春面。
我按地图上标明的医院一家一家跑，可到哪儿测听都是0。那阵子白天跑医院，晚上看医学书，总想闹个明白。一天我望着医学书上的主编肖是枝，灵机一动，便到华山医院打听肖教授的地址，从静安寺转3趟车，好不容易摸到江湾的“二军大”医院。
我恳求教授：“大夫，您能不能把我的耳神经移植到我儿子的耳朵上。儿子只有10岁，没有听觉，他怎么读书。”
教授摇摇头：“大嫂，中国的医学还没到这一步，一旦手术失败，不是母子俱伤吗？那时谁来照顾你儿子呢！”
春节前夕，百乐旅社出差、瞧病、探亲、访友的旅客，一个个都回故乡了。昏暗的防空洞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娘儿俩。孩子心里那么苦闷，我心里那么忧伤，我无亲无故，带着孩子漂泊在上海，人家都是合家团圆，我们家却天各一方。
大年三十，我上街带孩子买了几支爆竹烟花，用全国粮票换了一斤精白面粉，半斤肉糜；还买了一盏酒精灯。三十夜，我用葡萄糖玻璃瓶擀饺子皮，母子俩吃水饺。酒精灯闪着蓝火苗，饺子在水里翻滚着，我的心潮也翻腾着……儿子刚咬了一口饺子，“哇”一声哭了：“妈咱回家吧。我想爸爸呀！”我的眼泪也“哗哗”地流……我想无论如何得让儿子过个快活年。都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打定主意，连夜带孩子上火车去杭州。
大年初一，我领着儿子去灵隐寺烧了香，请菩萨保佑我儿早日健康；又给儿子买了一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要儿子坚强起来。
大年初二我在“知味观”给儿子买了一客小笼包子。儿子乖，用筷子给我夹一只：“妈，你也尝一尝，吃一只。”
“妈不吃肉包子。”我看着儿子把包子一扫而光。回到旅社我一杯开水一只面包上了床。
正月初四回上海。初五到曙光医院扎针。那时，有一种水针，就是将药水通过针输入人体。七八根水针扎在儿子头上，孩子双手抓住我胳膊，指甲掐到我肉里。孩子哭，我也哭，扎针的女大夫说：“大嫂，你怎么哭成这样呢？你一哭，我的手就打颤，这么扎针穴位都不准。”
我很担心：“大姐，在脑袋里灌这么多水，孩子会不会脑积水，伤了大脑？”扎子40天还是好不了。孩子他爹来电话说：“别扎了，回家吧。”难道大上海就没有一家医院能治好儿子的病？我不死心，发现还有上海铁路中心医院没去过。
3月的上海，天淅沥淅沥下着阴冷的小雨，我们赶到铁路中心医院门口，棉袄都湿乎乎的，母子俩冻得打哆嗦。
我知道铁路医院一般不对外，为了儿子，我可怜巴巴地撒谎。“大姐，咱在公共汽车上钱包被小偷掏了，地址也丢了。孩子哇哇哭，我一上火打了两巴掌，谁知这孩子耳朵突然听不见了。”
挂号的大姐犹豫了：“住院可是要先付押金的。”
我恳求道：“你们先留咱儿子住院，钱会付的，我马上发电报，让家乡汇钱来。”
辉辉那年才10岁，安排住在男病房。护士长对我讲：“大嫂，你也别去旅社了，你就陪着孩子，有什么事也好照顾。”
我们母子俩睡一个床，24号床，那床窄，晚上睡我得紧搂着儿子，不敢翻身。当时我已37岁，到了夏天，每天晚上我们母子先上医院楼顶平台乘凉，而后让孩子先去打听一下叔叔伯伯睡了没有；睡了，打一盆水到平台上，在平台上母子俩洗洗擦擦，蹑手蹑脚地溜进静悄悄的病房……那一个夏天，我睡觉都没有脱过衬衫、长裤。
每天早晨，我4点起床，给每个病人打一壶开水，脸盆里半盆凉水。我一个人默默地先拖走廊地板，等病人起床后再拖病房地板。
病房8个病人，对我母子俩都很好，辉辉聪明伶俐。上海人都叫他“东北小囡”，给他吃糖、削水果。有一天，杭州铁路局局长到上海，医院请了上海许多专家为他会诊。护士长给我通了消息，我就去求主治医生：“会诊，算咱辉辉一个，请帮帮忙。”
会诊的房间，门口有道屏风挡着，我心里七上八下，躲在屏风后偷听。
“这孩子我看过，”有位老教授记忆惊人，“他母亲去年就领他在上海看了半年多，上海的医院都跑遍了。这个母亲用心良苦，她是怕你们不收才这么说的，她翻了好几本耳鼻喉科医书，这医书上哪个教授写哪段她就找那个。这个病例我很清楚，这小男孩神经性耳聋。良性病按恶性病治了，放射线损伤毛细胞，不可逆。这医生真糊涂，国家七五年就有规定，不准对儿童使用钴60，他用了这么大的量，这孩子没死在平台上就算万幸。”
我一听，只觉得眼前一黑，便昏倒在屏风外边……晚上，我站在4楼平台顶上，望着天上的北斗星，思念着丈夫……我的钱也花光了，病也没治好，还拉了5千多元饥荒。我回去后怎么向公公婆婆交代呵？我这一生怎么向孩子交代？孩子才10岁，从此将一辈子生活在无声世界！我对不起儿子，我好悔好恨，我是儿子的罪人，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步一步朝着平台边缘走去，一刹那间想到死，想从4楼平台上跳下去……
“妈妈！”辉辉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儿子扑过来抱住我的腿，哭喊着：“妈你不能死，爸爸还等着我们，妈妈你死了我怎么办！”
母亲的责任使我惊醒，母子俩抱头恸哭。这一夜，把医生护士吓坏了……
我怀着绝望的心情，领着儿子返回鞍山。爱人事先已接到电报，到火车站来接我们，他爹一看列车停了，在月台上喊：“辉辉！辉辉！”他随着车厢跑，边跑边碱：“爸爸在这儿呢！”我的心里“格登”一下：儿子已经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