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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是朋友，吉姆，可还没有到那么亲密的程度。”
五点钟左右，我送安格尔顿上了他的汽车。那是一辆非常漂亮的“奔驰”车。不久我才知道，别看他外表瘦弱，他是他们家的全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股东之一，因而喜欢挥霍享受。可是那天他很不凑巧，把钥匙锁在了车里，他感到很恼火。我从口袋里摸出贾格尔做的撬锁铁丝，不到半分钟就把车门打开了。
“不错，彼得，不错！”他满脸堆笑地说。他知道我此时正在自我陶醉哩。
“顺便说一句，”我说，“我可是正儿八经的，如果你在华盛顿不帮助我，我就要请愿意帮助我的人来干了。”
“让我想想，看能做些什么。”他喃喃地说，然后钻到汽车方向盘后面，目不斜视地开着车走了。
实际上，虽然华盛顿方面持怀疑主义态度，可五十年代末英国的情报部门在技术方面有了重要的变化。军情五处把主要精力用来发展新技术，即“筏夫”和“咽吞”技术。
第一步，我们把苏联大使馆继续置于“筏夫”的监视之下。霍利斯说服了态度勉强的财政部，让其在军情五处的秘密拨款之外，再为军情五处买一幢房子。这幢房子挤在苏联的几幢外交楼之间。我们在阁楼上安装了“筏夫”接收机，并在这幢新房子和邻街的目测监视楼之间挖一条隧道，把探测到的大使馆内的信号通过埋在隧道里的电缆发送回去。我们让西里尔·米尔斯作为房客住在这幢楼里。他在战争时期是军情五处的官员，现在是著名的马戏团的老板。此后的许多年里，米尔斯就在这幢楼里经营他的马戏业务。如果要往这幢楼里运送人员或设备，或清除隧道里的垃圾，就用“米尔斯马戏团”那辆花哨的车子去干，这样掩护得十分巧妙，俄国人从来没有往这一点上去怀疑。
我们仔细地用了几台直接接收机来搞‘筏夫”行动，每一台都使用一种兆周频率，目的在于使我方没有振荡器，这样做是防止万一俄国人也研制出一种“筏夫”技术。米尔斯的房屋之谜在整个六十年代都没有暴露，直到有一天晚上报警器发觉有两个俄国外交官爬上了房顶。他们打破了一扇天窗，可还没有来得及从屋顶爬进来，就被管家吓跑了。米尔斯向苏联大使馆提出了正式的抗议。可我们在猜想，俄国人可能通过某种方式已经知道我们存在于这幢楼里。
房子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我便把我在加拿大阅读“冠石”档案时所筹划的那种试验付诸实施。我们系统地捕捉了信号，看看苏联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是不是在监听莫斯科播给英国特工人员的信号。这些都是高频信号（HF），而监视队的无线电是特高频（VHF ） 信号。 俄国人在他们的高频接收机上用了大型无线电放大器，使“筏夫”行动更为困难。可是政府通讯总部研制出了一种更为复杂的设备，不到六个月，我们就成功地捕捉到了大使馆里的俄国人例行监听从莫斯科发来的四种信号。
第一种信号的代号叫“粗暴”。我们是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点三十分收到它的，摩尔斯信号的声音响亮而清晰。俄国人当时也在用同一种频率进行收听，我们的接收机跟踪到了一个振荡器发出的呜呜声。政府通讯总部分析了“粗暴”，认为它来自莫斯科地区，每周播发两次。密码分析专家们十分肯定这个摩尔斯电码里含有真正的通讯。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决定集中主力来跟踪“粗暴”信号。
我去找了考特尼·扬，当时他在D 处一科（他是反俄国间谍工作的负责人），问他能不能帮助我们查找一个非法特工人员的情报，此人目前正在英国境内活动，并正在收听从莫斯科发来的无线电通讯。扬对我去找他感到惊奇，他说D 处近来正在着手调查一个双重间谍案。该案使他深信有个非法分子在伦敦地区活动。这个双重间谍是个男护士，曾加入过英国共产党。好几年后，有人让他为俄国人做一些秘密工作，他起初很不情愿，但后来他的联系人告诉他说，不是要他当间谍，而是让他寄些信件和保管临时的箱子。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护士害怕了，便向警察报告了。这个案子按照惯例被特别处转到了军情五处。
扬让这个护士当了双重间谍，再返回去跟俄国人对抗。在短期内，这个护士仍然让人深信不疑。他住在米德兰地区，他的上司要求他用自己的名字在伦敦南部的克拉普汉姆租用一套公寓，并指示他在住宅附近的克拉普汉姆公地从事一些死信投递活动。扬非常肯定地认为，他是一个由俄国人训练出来的非法特务的外围人员，专门在真正的非法分子进入指定的地区之前为其准备通讯器材和居住条件。但是后来，这个护士同对方的一切联系突然中断了，他再也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要么就是整个行动流产了，要么就是真正的非法特务已通过某种方式在该地区潜伏下来了。
这种猜测不着边际，可至少考特尼·扬要找的非法特务有可能就是收听来自莫斯科的“粗暴”信号的这个人。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对克拉普汉姆地区进行了严密的搜查，看看有无进一步的线索。我们驾驶那辆能透过无电线波的“筏夫”车来到克拉普汉姆，在四周有墙的旧防空洞前院里设立了基地。防空洞在克拉普汉姆公地南部的下面。我们接通防空洞的电源，架起一根天线，估计能在半英里的范围内进行收听。
我和托尼·塞尔坐在寒冷而又空气不流通的‘筏夫’车里，观察着，等待着，聆听着。“粗暴”广播应当在上午十点开始，我们把一台接收机调到“粗暴”的频率，同时用另一台接收机搜索附近周围的频率，看看能否发现振荡器。第二个星期，却真让我们给撞上了。我们收到了一种奇怪的，像猫头鹰一样的叫声，并收听到从莫斯科发来的摩尔斯电码。这显然是有人在离我们不到半英里的地方收听“粗暴”广播。塞尔和我面面相觑，他仿佛已嗅到了猎物的气味，录音机开始在压低的声音中转动。我们换上电瓶电源，慢慢地开车沿着克拉普汉姆街驶向地铁车站，混在其它交通工具中迂回。此时那些小酒店里坐满了人。沿途都有一些郊区住宅，门前的花园里有刚刚开的水仙花。室内的居民们对经过他们屋前的跟踪行动一点儿也没有觉察到。
塞尔监视着振荡器的信号，用它发出的强大电波来确定它的位置。我们知道，“粗暴”在空中只播二十分钟，我们还有十七分钟。当我们到达地铁站时，信号变弱了。我们又以加倍的速度奔回万兹沃斯，信号再一次减弱并消失。我们驶向南边的波尔汉姆，可这回甚至没等我们离开公地之前，信号就完全没有踪影了。
只剩下六分钟了。车内的人说不出一个字，我们只剩下一个方向了。“粗暴”肯定在北面的巴塔西后街那拥挤的、迷宫般的地方。我们开着这辆特制的车来到拉奇米尔路，我心里满是失望，我要猛冲过去，我真想用传声筒对眼前的情形高声叫喊，请求给我们让路。可我们所有能做的只是凝视着闪烁不停的调谐盘，希望声音增强而不是减弱。可是，当我们穿过万兹沃斯路时，信号已经逐渐减弱。此后不久，莫斯科就停止了广播，“粗暴”信号再也听不到了。塞尔重重地拍着车壁。我摘下耳机，感到全身精疲力竭，一阵愤恨。我们还得在克拉普汉姆呆几个月才能如此接近目标？
我点燃了我这天的第十三根香烟，试图从这二十分钟的情况中思索出点什么来。我们每个方向都去过了，可每次我们一挪动位置，振荡器的信号就减弱。这毫无疑问地证实了我们的确发现了另一台接收机，除了我们自己那台接收机以外。可这台接收机既不在北面，也不在南面，更不是在东面和西面。我慢慢地醒悟过来，意识到一个真相——“粗暴”就在我们的头顶上，就在防空洞顶上几码之内的地方。我们开车回到基地，对这个地方进行了搜索，发现在我们背后的高墙后面是一片用作停车场的开阔的荒地。“粗暴”的收听肯定是在一辆停在此地的汽车或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车里进行的。
回到莱肯菲尔德大楼以后，我把振荡器的录音印成一副声纳图像。声波起伏表明那是些小的电源波纹，其波纹形状不是普通的电源频率，而是类似于我们“筏夫”车的电瓶所产生的电源的频率。这种巧合令我感到痛苦万分，无法进行思考。
在以后的六个月当中，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把所有候补人员派到克拉普汉姆去进行搜索。我们在上百个不同的地方进行监听。官员们对每一条街都进行了搜查，寻找有问题的天线，仔细盘问无线电设备商，可仍然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在我们四处进行搜索期间，每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仍然从莫斯科传来嘲笑我们的“粗暴”信号。
除了继续用“筏夫”汽车以外，我们还通过无线电发射工程委员会安排了“筏夫”飞机。我们从英国皇家空军调来一架运输机，机内装有类似于我们车内的接收机，在固定的时间里在伦敦上空飞行。我们认为，在高空可以寻找到接收机在伦敦的什么地方进行工作的大概范围，如发现了信号来源的具体地方，就用几辆“筏夫”车进行包围。
第一次，我们飞行在苏联大使馆上空的飞机正在检查设备的工作情况时，突然收到了他们的接收机的声音。以后，我们又在芬斯伯里公园一带收听到了一系列的无线电声音。就像在克拉普汉姆一样，我们赶到这一带进行搜索。可是同“粗暴”一样，这个一直没有被发现的特工人员舒舒服服地隐匿在伦敦郊区的密林里。
“筏夫”飞行完全是件痛苦的差事，我整夜整夜地呆在那深蓝色的天空里，聆听着从莫斯科发来的信号。头上戴着的耳机使我听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