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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我不止一次地催促通讯总部进行一项试验，彻底调查俄国大使馆里是否有接收机针对我们的监视通讯进行工作。
“先生，恐怕通讯总部觉得干这种工作太微不足道了。”
霍利斯哼了一声。
“彼得，你能做这项工作吗？”
“当然，我想我是能做的。我们要做的就是设法捕捉到接收机发出的射线。”
原理很简单，每个无线电装置都有一个振荡器，它把输入信号“压进”一种更容易滤波的固定频率里去。振荡器工作时总要发出声波，就是这些声波射线暴露了接收机的存在。
“先生，当然你是知道的，这是‘信号情报’，”我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不被允许插手这样的事的。如果通讯总部发现了，他们可就要揪住我的小辫子去请功的……”
霍利斯向前俯着，若有所思，他用双手捂着脸。屋子里一阵可怕的沉寂。
“当然，如果我们让他们也参与，那就得把蒂斯勒送来的情报让他们也知道。”他最后说。这在白厅里要产生分工上的纠纷，霍利斯是十分清楚的。
“我总是要试一下的，”我大胆地说，“如果切尔特南方面发现了，你能为我撑腰才行。这样我们可以在几个月内设法搞清蒂斯勒所说的那个人。如果让通讯总部去干，那得花一年时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作出安排。”
霍利斯开始把档案归拢成一堆。
“我认为这是最好的行动方案，”他说，“随时和我保持联系，好吗？”
他直愣愣地看着我。
“彼得，你当然明白这对安全局是一种多么可怕的事，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是真的话，除了对华盛顿有影响以外，我们过去所做的大量的工作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包括我自己所做的工作也前功尽弃了。”我辛酸地想，同时我为自己没能在监视队通讯问题上进一步敦促通讯总部采取行动而大为恼火。
我回到办公室后，立即与考特尼·扬取得了联系，让他把现有的情报送来，并详细说明俄国人战后在伦敦购置或运入英国境内的电子设备的种类。
研究了这些报告后，我对俄国人在使馆内使用的接收机的范围及种类进行了准确的构思。我计算出了他们振荡器发出的射线的范围约是200 码左右。我们的固定观察站在这个范围以外，无法采取行动，A 处一直忙了好长一段时间来研制一种能使无线电波穿透的流动车，其车皮是塑料的。我催着温特博恩尽快完成这项工作。两星期之内，流动车就装配好了，里面有电源和两台接收机，一台用来捕捉俄国人的振荡器发出的射线，另一台则用来加强与A 处四科的频率的联系。
一九五八年三月的一天，我的助手托尼·塞尔和我第一次开着这辆流动车出去。我们得到允许把它开到肯辛顿公园俄国大使馆的前面，装着到它附近的一所房子去送东西的样子。我们坐在车里，手指交叉着，头戴着耳机，等候着放大器里发出的哪怕是极轻微的声音。我们来回兜了两次，都没有任何动静，只有静电干扰声。我们又开到贝斯沃特路俄国领事馆前面，打算从那里穿过。快到五号楼时，突然听到了微弱的信号声。我转动着接收机的旋钮，听到一阵尖叫，我想肯定是碰到了对方振荡器的频率了。我们驶过前门时，把车速放慢了，信号声音立即增大，当我们驶过领事馆向大理石拱门开去时，信号声逐渐减弱并消失。大使馆里肯定也有接收机在工作，但是不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呢？
在这以后的几天时间里，我们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在不同的时间里多次驱车出去，以便摸清大使馆在什么时候使用接收机，并查明与我们的监视通讯有没有关系。有一次，当我们经过领事馆前面时，一辆监视车碰巧从另一个方向开来，车上的监视员正用监视队的频率往监视总部发回信号。我们车内正对着领事馆接收机振荡器的那台接收机突然高亢地鸣叫起来。
“你想这是出了什么鬼？”我问塞尔。
他脸上充满了疑惑，抬起头来看着我。顷刻，我们两人都醒悟了过来。刚才过去的监视车正好为我们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证据。监视车用监视频率在离俄国领事馆如此近的地方进行通讯联络，这使得大使馆内的接收机振荡器的输入线路超负荷。振荡器的频率在超负荷的情况下会发生畸变，我们听到的鸣叫就是发生这种畸变时产生的声音。换言之，这证实了大使馆里的接收机是对准监视队的频率的。
这个新发现的代号叫“筏夫”，其含意是重要而丰富的。我们不仅毫无疑问地证实了俄国人在监视我们监视队的频率，同时还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检查大使馆里任何正在进行收听的接收机的频率。我们需要做的是向大使馆发射电波，并监听使馆内接收机振荡器超负荷时产生畸变时的声音。我从阅读“冠石”档案时就开始酝酿着这个设想，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将其付诸实施。利用“筏夫”技术，我们可以查出由莫斯科传送给外地的非法特工人员的广播哪些正在被大使馆监听。从潜在的意义上来说，“筏夫”技术使我们在苏联非法通讯这个至今仍是秘密的世界里获得了一个彻底的突破。
但是，“筏夫”尽管证实了我们的监视通讯系统已成了俄国的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但导弹间谍林尼的问题仍然存在。显然，只有在不让我们的监视队通讯系统暴露整个行动的情况下，才能对林尼案件进行调查。要让无线电沉默是不现实的。我决定采取一种最好的方法，即改变被指定参加行动的车辆的频率。我同国防部取得了联系，要求借用他们的一个军事频率，与监视队现行的频率相差七十兆周之多。这样，监视林尼的那辆车的通讯便会混入附近众多波段的军事通讯之中。我们首先必须在监视队的无线电装置中安上新的晶体，以便监视队能用新的频率工作。每台用于通讯的无线电装置都包含一块控制发射或接收频率的晶体。我不愿冒着让军情五处来搞这项工作的风险，只得私下地拜访了老同事肯普——马尔科尼公司研究部的主任，问他能否在大巴达城的实验室里为我制造这种新的晶体。我给了他一块晶体的样品，以便他能不走样地进行生产。我强调说，只能让他和他最亲近的助手知道新频率，并决定在晶体上标明一种与实际使用频率完全不同的假频率来作为一种额外的安全措施。只用了三周，肯普就生产出了足够的晶体，可供十几台发射机和接收机使用。我们让军情五处负责监视队无线电通讯的工程师把这些新晶体装上，这样可以不引起怀疑。
这个行动的代号是“情鸟”，其细节在军情五处内部也是严格地恪守秘密的，只有温特博恩和我知道正确的频率。新的无线电装置不得在俄国大使馆能触及的范围内使用。领事馆里的接收机仍然用“筏夫”监听，这样就可以记录下来我们对林尼采取行动时俄国人的反应。D 处已经对林尼和他上司普里比尔的行踪进行了大量的分析。通过对这两个人的行踪的比较，我们发现他们经常碰头的地方是在布赖顿附近的南丘陵。我们安排了特别处进行行动，在他们下次接头传递秘密材料时逮捕他俩。
林尼去接头时，携有新频率无线电的监视人员一直把他跟踪到接头地点。他在那里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就回家了。可普里比尔却在同样的时间里呆在伦敦。以后，我们对林尼进行了传讯，想不到他竟把一切都坦白了，被判了十四年的有期徒刑。
从表面上来看，这件案子以成功而告终。可有一个细节却使温特博恩、我以及D 处那些主办这起案件的官员们感到困惑，普里比尔为什么会失约不去跟林尼碰头？可以有许多原因来解释他为何没有露面。他在过去可不曾失约过。如果他事先已经知道要逮捕他的计划，其来源本可能来自监视队的通讯系统，而只能是有人向他通风报信。
在解决俄国人从监视通讯系统获得情报这个问题的同时，我决定采取另一次试验来解决是否存在两条腿的人作为情报源的问题。我作了安排，同时更换了所有的监视通讯的无线电中的晶体，并用“筏夫”监听俄国接收机，了解他们究竟在干什么。如果不在莱肯菲尔德大楼里记录细节，要进行如此大规模的调整，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肯定，没有哪一个监视员能事先知道这个计划。
星期一的早晨，我们用“筏夫”对俄国人的接收机进行监听，并用以往的频率来跟踪俄国外交官。星期二和星期三，我们关闭了所有监视机器来安装晶体。我们告诉监视员们频率提高了两兆周，其实是降低了两兆周。星期四我们又开了机器，用新的频率来跟踪外交官。我们仔细地注视着“筏夫”的反应。我们告诉了监视员新频率的波段位置，让他们看看有没有俄国人在搜索我们新频率的任何迹象。俄国人确实是检查了他们的设备，仿佛是由于机器出了毛病。直到周末，他们仍停留在原来的旧频率上。
星期一早晨我们开机时，一切都面目全非了。一台俄国接收机已经在用新频率监听了，但不是在领事馆，而是在肯辛顿公园里的大使馆里。我们又步入了迷宫。要么这台接收机是从上个星期就在搜索监视队的新频率，只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了领事馆而没有察觉；要么就是有人在上个周末把新频率的事捅给了俄国人。可是我们认为前者不大可能。
我和负责反苏联间谍的考特尼·扬把整个调查过程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我们决定再进行一次试验。如果有人走漏风声，我们大家都会猜到这个人一定藏在监视队或其配套机构里。我们决定耍一个花招，行话称之为“喂钡餐”，也就是故意泄漏一点很重要的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