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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１。
全国政协委员任玉岭提供的数字说：１９７９年，我国在编机关干部２７９万人，到１９８９年扩大到５４３万人，１９９７年党政干部总数达到８００万人。据权威人士估计，全国仅县和县以下由农民养活的干部高达１３１６．２万人。
值得注意的是，今天的民、官比例还在不断缩小。近１０年来，民、官比例已经缩小到４０∶１。例如，安徽泰和县１９９４年财政供养人员１０２７６人，到２０００年扩大到１３６７６人，6年时间增加了３４００人，增长３３％；湖北襄阳县１９９３年全县财政供养人口为１６６６７人，２０００年达到３４６９９人，7年时间增长了１倍还多。
任玉岭委员说，世界上很多国家至今只有三级政府，而我国则是少有的五级政府，即中央—省—市—县—乡。五级政府体制之复杂，层次之繁多，机构之臃肿（每级政府中还有五套班子），世界罕见。
劳动力市场求职的民工们“我们一个３０万人的小县，财政供养人数高达１万多人，通过乱收费供养人数达５０００多人。到了乡里，除了中央政府的外交部没有对口单位外，其余是应有尽有。”一般是七站八所，其实比七站八所还要多，什么农机站、农技站、水利站、城建站、计生站、文化站、林业站、广播站、经营站、土管站、财政站、派出所、工商所、邮政所、供电所、司法所、房管所、信用社、法庭等等。一个乡的财政供养人数高达三四百人，最多的到了１０００人。
“这么多的人要吃、要喝、要盖办公楼、住宅楼，要购买汽车和手机等。这些财政供养人员已经发展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阶层，他们作为既得利益者，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必然与农民争利。他们中有些人要吃、要喝不能满足时，既得利益不能保证时，贪心不能实现时，他们就要乱收费、乱罚款。只要有这么多的人存在，‘三乱’就不可能避免。如果百姓起来反对他们，他们又会用手中的权力镇压百姓。
“无数活生生的例证，甚至是血的事实证明了县、乡机构的膨胀，不仅给广大百姓带来了负担，也给人民群众带来了灾难。”
这位政协委员是在２００４年的两会期间说这番话的，讲得极其到位极其深刻。但是他还有一点没有讲透。那就是“三个粒子碰在一起就产生混沌”。官愈多，官的素质愈差，官与官之间的相互“碰撞”、“摩擦”、“推诿”、“扯皮”就愈加厉害，自我消耗就愈加厉害，这些摩擦与扯皮，都是以民众的利益损害为最终结果的。加上他们的水平极低与胡来，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处理好的事件、案件却处理得极其糟糕，以至后遗症无穷无尽，反而损伤了政府与为官者的威信。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７月１６日（２００４年）播出一个案例：
２００３年６月４日的晚上，湖北鄂州市鄂城区杨叶镇发生了一起离奇的案件。就在那天晚上，当村民张女士熟睡之际，突然有一个蒙面男子闯进张女士的家欲行不轨，由于惊醒了孩子，歹徒逃走。张女士没想到第二天晚上歹徒又来了。这次歹徒竟然带了把刀。张女士害怕歹徒伤害孩子，只好忍痛就范。
事后，张女士去当地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的领导估计，歹徒第三天可能还会再来，于是决定６月６日晚上实施守候抓捕。不过警方说，要等到罪犯泄精之后，再让张女士喊出声音，然后他们才能进去抓捕。为了能尽快抓住那名男子，张女士只好冒着再被强奸一次的痛苦配合警方。
这天深夜，派出所长、副所长等4位民警就在客厅的沙发处埋伏，张女士还是在里间跟二女儿和小儿子睡在大床上。
不出警方预料，色胆包天的蒙面歹徒居然如期而至了。受害者说他进屋后先将灯泡摘下，手上又操起尖刀。这一次受害者是遵循警方的指令，没有反抗。当时４位民警静悄悄地埋伏着没发出一点声音，也没有作任何举动。直到张女士按照事先约好的暗号发出咳嗽声，叶所长才冲了出来。可是已经惊动了歹徒，他从后门跑掉了。
追出门去的警察一直搜索到天亮，也没有把裸体逃脱的歹徒找到。事后，警方解释说，开始他们没有听到歹徒进门的声音，而当他们听到张女士发出的声响冲出来时，歹徒已经受惊逃跑。
无论警方如何解释，事实就是犯罪分子在4位警官的眼皮底下又完成了一次强奸。当这一切被不久后回家的丈夫知道后，他气愤地说，4位公安人员的所作所为是一种失职行为。
电视台的记者在说到这件案子时，还作了一个对比，他说，在《水浒传》中有一个类似的情节——“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说的是胖大和尚鲁智深化装成新娘，当小霸王周通来抢亲的时候，鲁智深随即跃起，将周通打了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那么，为什么公安人员不学学鲁智深，自己去扮成那个受害的妇女，躺在床上，却要那个妇女再现受辱的场面，让她再一次受到伤害？让罪犯再一次得逞呢？
看来，今天学习了侦察技术的某些公安人员，连那个大老粗鲁智深都赶不上。
“一个和尚挑水吃，两个和尚抬水吃，三个和尚没水吃。”这是中国人的一句俗话，不过，这句话还有没说出的下文：如果和尚增加到七个八个呢？不，如果这个庙里多的不是和尚，而是住持，那么，有七个八个住持管理的庙宇，情况会更好还是更糟呢？
改善管理农民（民工）的领导环境，比改变污染的生态环境更加迫切，更加重要！
● 别让事态踏入混沌
《人民日报》报道，据保守数据，目前我国２６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已经建成了高尔夫球场１７６座。按照国家征地审批权限，用地超过７０公顷以上的项目须报国务院审批。但这１７６座高尔夫球场每座都超过了７０公顷，却只有１座报经了国家有关部门审批。
１７５座高尔夫球场全是“私生子”，按最低占地标准每个为１０００亩地计算，就已经占去了土地近１７５０００亩；按每座最低投资２．５亿元，便已经耗资了４４０亿元人民币。幸亏中央及时煞住了这种乱建的歪风，不然，恐怕几百甚至上千座的高尔夫球场还要兴建，农民的失地之痛，中国的无耕地之苦，就会凸现得更加突出。
有的地方官员只顾“形象工程”，只顾“政绩”，而不顾国家政策和法律，不顾群众的利益，以牺牲土地和农民的利益来谋求当地经济的发展，不给农民应得的补偿。一些地方政府为应付用地审批，采取弄虚作假的方式，以调低土地年产值来保证补偿钱数合法，以此大幅度降低征地补偿标准。如墨马山地区４６００多废铁场捡破烂的民工亩耕地被圈占建高尔夫球场，失去耕地的农民，得到的补偿是每亩每年４００元钱。在项目急需上马又因财政拿不出钱来的时候，就只有给农民开一张空头支票了事，农民即使不愿意也得愿意。你想反抗或反映意见吗，政府就调动警力加以威胁，在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强迫拆迁农民的住房，不同意就停水、停电、砸玻璃。这种做法，不但使我国的耕地日益减少，还使政府与农民的矛盾愈加突出。
繁忙的小海港，干活的都是民工 国土资源部在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４日公布的《２００３年度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结果》表明，２００３年全国耕地净减少３８０６．１万亩，耕地面积共减少了总量的百分之二，由２００２年末的１８．８９亿亩，下降到２００３年末的１８．５１亿亩。这里面有退耕还林的原因，也有各级政府任意占用土地的原因。
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表示，２００３年度全国建设原因共占用耕地３４３．７万亩，灾毁耕地７５．６万亩，生态退耕３３５６万亩。生态退耕是土地减少的主要因素。而冶金、有色金属、化工、机械、纺织、轻工等行业全年投资增长在５０％以上，也带动建设占地相应增长，使建设占用耕地比上年有所增加。另据国务院审批的重点项目占用耕地也有所增长，包括三峡库区淹没用地在内共有７９万亩，比上年增加４０万亩。
国土资源部的工作人员同时指出，在建设占地问题中，占优补劣问题明显。２００３年全国因建设原因占用耕地面积中，７１％的具有灌溉设施，而且多数是居民点周边的良田，但补充的耕地，质量较差，综合地力明显低于占用的耕地，补充耕地中有灌溉设施的只占５１％。
中国一年损失的耕地就达到了全部耕地的２％，在这个惊人的比例之后，我们就可以说，如果这样持续下去，不但现在中国的粮食就不够吃，而且在２０～３０年之后，中国大部分农民将无地可种。
东莞长途汽车客运站的民工一家在我国上个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粮食生产能力达到１万亿斤的水平，这些年随着近年来的持续减产，２００３年粮食产量已经下降到９０００亿斤之内。小麦、玉米、稻米等三大主要粮食品种在２００３年也均出现减产，总产量比历史最高水平的１９９８年减产１４００亿斤。
尽管这其中有着民工外出打工和部分土地撂荒的原因、大量的耕地退耕的原因，但违法占用农民耕地是原因之一。这里，真用得着彭德怀元帅骂李德的那一句话了——“崽卖爷田心不痛”。那些能拿到钱财的政府官员是不会理解农民的失地之痛、失地之苦的。本来民工在城市里如果生计无着，还可以回到耕地上来，再过几年之后，他们将无处可去，有家难回，社会的问题，日趋严重。
不错，让民工出来打工，是一件大好事，在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日益重视下，加上今天农业税的取消，中国农民的日益富裕就在眼前，但是我们却看到一种潜在的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