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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飞的丑小鸭成天鹅
一个农民工，他跑出来打工，就会一下子成为老板，一下子成为亿万富翁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相信许多人会抱着怀疑的态度。因此，在采访的时候，我特别注意那些已经成为企业家的人，在他们的身上到底有着什么样的发财“基因”。
这一注意使我体会到，凡是这些发财致富的人，并不是地地道道的从山村出来的两眼一抹黑的“泥腿子”。而是早就混迹于经济市场上的弄潮儿，他们或是长年当过“盲流”，或是早年就当过工厂的采购员和销售员，抑或是在外面当过兵，见识了外面世界很精彩的军官、士兵。这种长期的“热身赛”既对他们的意志是一种极好的磨练，也使他们完成了如何走向市场的经验积累。所以，一旦国家的政策趋向于开放，一旦农村可以进行劳务转移的时候，他们就显得从容不迫，成竹在胸。
安徽巢湖市无为县，被人们习惯性地称为“安徽小保姆”县，那个表现安徽保姆在北京打工的电影《黄山来的姑娘》，就是以无为县的保姆为原型的。
无为保姆起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四军七师的根据地在无为的红庙，解放后，这个师有一批老干部在北京安顿了下来。他们想起了当年闹革命时群众对他们的支援、掩护，这种鱼水之情使他们念念不忘要报答老区的乡亲们，起先他们是让自己熟识老乡家的孩子到北京来；既当保姆，又当“女儿”，既帮他们干家务活，又让她们上学读书。当一个老战友来看望另一个老战友的时候，发现这个家既干净又整洁，又看到那个“小保姆”烧水端茶十分利落，不禁称赞几句。老战友便热心地说：“我也替你找一个吧。”如此一来，无为县小保姆就开始“占领”北京市场了。虽然是那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北京还没有“市场”这一说。
县宣传部赛勤玲部长不无骄傲地告诉笔者：“那时候，中南海里，中央军委、国务院有许多保姆都是我们无为人。只要县里去一位副县长这样的七品八品官，就有高级小车来接，还住高档宾馆。我们无为人聪明、机灵，还讲诚信。说到诚信，这在旧社会也是如此，大约是遗传吧，要是家里来了一个陌生人，无为人也是倾其所有满招待。”她顿一顿又说道：“不过，现在无为县的保姆很少很少了——”
“为什么？”我问。
“我不是说到无为人很精明吗？她们起先当保姆，后来赚到了票子，闯出了路子，又换了脑子之后，就不甘心当保姆了。她们就在北京开起了店，做起了买卖，成了老板。在中国１００强里，就有我们无为两个企业家。”
我想去采访一个较为典型的无为保姆，谁知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张勇立即拿出他的两篇报道来，对我说：“你先看看吧，‘小保姆’邓立翠就是一个，她曾出席过全国第九次妇女代表大会。如今是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的总经理。”
张勇是这样描写她的：
邓立翠是无为县仓头镇人，兄妹３人，她排行老二。她的父亲腿有残疾，家里所有农活全靠母亲一人支撑。可想而知，在那个只靠土中觅食的年代，生活是何等艰苦，一家人常常连饭都吃不饱。兄妹３人一年到头也难得做上一套新衣服。大多数时候都是花一两角钱从旧货市场买旧衣服穿。迫于生计，哥哥很小就开始帮妈妈干活了。由于家中仅有的几个钱都给邓立翠交了学费，妹妹就上不起学了。兄妹３人，邓立翠是惟一读过书的幸运儿。
勉强读完初中，家中再也无钱供她上学了，就在这时，她无意中得到一个消息，改变了她的命运。１９８０年冬天，邓立翠一位要好同学的妈妈到北京当保姆去了，一个月工钱２０元。２０元，对于当时的邓立翠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全家人辛辛苦苦地干一年，到头来也挣不到这么多钱。邓立翠非常羡慕，觉得这钱来得真是太容易了。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人家能当保姆，为什么我就不能呢？正失学在家的邓立翠失眠了。她很清楚，能挣点钱回家，是她对全家人的最好报答，也是对哥哥、妹妹没有读书的最好补偿。于是，她决定和其他５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出门当保姆。
让一个才１６岁的女孩子外出当保姆，父母当然不放心。但除此以外也没有更好的出路。加上她的软磨硬泡，最终父母还是同意她出去。家里四处借钱为她凑齐了盘缠，在亲人的千叮咛万嘱咐和依依不舍中，邓立翠来到了北京。
邓立翠干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石景山一个普通工人家里当保姆，月工资１２元。她不敢说出自己真实年龄。就说自己已经１９岁了。由于她有文化，悟性高，学什么都很快，所以主人非常满意。她先后在四五个家庭里当过保姆。但是她有块“心病”，很厌烦别人叫她“小保姆”。虽然她觉得当小保姆没有什么不光彩的，但是她从来没有把自己定位在一辈子当一个保姆的水准上。
她最终离开了北京。３年后，她最后做活的那家人家帮助了她，被招到上海崇明一家畜牧场当工人。她如饥似渴地学习技术，很快成了畜牧场的养殖能手。她曾创下一个人喂养３７０头牛的记录，还和她爱人李志春一起，用４０天的时间完成了上海畜牧局交给的“胺草饲料试验”，获得了“稻胺化养牛”成功奖，他们的事迹上了《新民晚报》。
学会了技术，为什么不回家乡一显身手呢？１９８７年，邓立翠夫妻俩辞去了畜牧场的工作，回到了家乡。
现在，邓立翠的“三缘养殖实业有限公司”年产“无为大白鹅”苗鹅２００万羽，销往全国十几个省市，产值１０００多万元，社会效益６０００多万元，带动了３万户农民从事白鹅的养殖，扶持贫困户和下岗职工近千人。并迅速成为巢湖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安徽省最大的孵鹅企业。
一只丑小鸭，一旦离开了那个贫穷的故乡之后，转眼间就变成了白天鹅，她飞回来不是寻找王子，而是为故乡产下金蛋，孵化富裕。邓立翠，向我们诉说的是一个现代的“童话”。
人类的行为学家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形成了某种思维类型和文化类型之后，也便形成了一条固有的“行为轨道”，“赤脚医生”出身的陈立钻要图发展，首先想到的是中草药的种植和研制；邓立翠要创建自己的事业，也自然而然地会利用她学到的养殖技术。但是，一切的发展都不会是空中楼阁、水上浮萍，你的前期准备有多少，你成功的概率也便会有多少，你获得的回报也就会有多少。
● 父母在，要远游
我的故乡浙江省湖州市，下属三个县，分别为长兴、安吉、德清。这个德清县，就是当年的武康，也是唐朝中期诗人孟郊的家乡。
孟郊留传下来的诗有４００多首，惟独那首《游子吟》，老少咸宜、人人会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读了真让人有些戚戚然。料想这位苦吟诗人当年也是个家境贫寒的饱学少年，要到长安那么远的地方去赶考，又见慈母在夜晚的灯下为他赶制新衣，才有感而发，写得如此真挚动人。今天，在德清县，就有一个“春晖广场”，让大家去回味母爱与家乡的爱。不过今人的观念早已改变，那种孔子的“父母在，不远游”的思想已经涤荡无存。湖州位于长江三角洲的富饶地区，他们一般不会到浙江的其他地方去打工，要去，就到能够挣到大钱的国外去。
长兴县民工输出的方向是日本，不过它不叫民工，而称为研修生，比一般的劳务输出要高一个层次。这是得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的认可，由日方社团、企业组织，为中国培养技术人才，回国后可以学以致用的一种合作方式。长兴县１９９３年开始起步，至今已历１１年的时间，全县输出约有８００余人，形成了一个远去东瀛的小气候。
周健琴，是个腼腆、善良、勤奋而聪敏的长兴姑娘，在村里开一家服装店，生意清淡，过着清贫的生活。１９９８年，他的舅舅“先斩后奏”，替她在县外贸局报名赴日研修。她是被动地走上这一条道路的。
说实在的，这些农村姑娘出这样的远门，要不是政府性的行为，她们想都不敢想，怕受骗上当的戒备心理，是中国农民最传统的心理负担之一。
１９９８年，周健琴、李惠鹤、丁金妹等一行６人来到了日本的四国香川县Ｙ．Ｋ．Ｓ株式会社研修服装加工，由于周健琴以前就掌握了一定的服装加工技术，加上她的刻苦努力，很快得到了该会社社长的器重。
在与楠井芳社长的一次闲谈中，社长问周健琴：“你回家后打算干什么？是继续搞服装还是改行？”周健琴顺口说道：“还想做服装，但我本钱不够，如果楠社长到我们长兴去办厂，我就继续帮你干。”
赴日研修生报名站对周健琴而言，讲过了也就算了，要一个日本老板到她的家乡去办厂，哪能像她说话这般随意。岂知，这个楠井芳女士还真的听进去了。
２０００年下半年，楠井芳趁着到苏州分公司出差的机会，走访了长兴６位研修生的家。集天目山余脉的雄峻和太湖碧波之柔和于一身的长兴，引起了日本客人极大的兴趣。楠井芳决定在长兴开办她的分厂，她看中的当然还不仅仅是这里的投资政策、投资环境和这里天生就是丝绸的产地，还有那６个她培养考察过的研修生，这些人不仅学习了日本的技术、日本的管理，还讲得一口流利的日语，是她信得过的。
于是，２００２年６月，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人民币、占地１６亩的日商独资企业长兴惠凯丝服装有限公司在长兴白岘乡动工了。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６日，该公司投入试生产。而周健琴，也实践诺言，成了该厂的生产课长，那个随同周健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