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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建设。规划、环保、建委、农业、审计、银行等等，恐怕不下几十个部门，而每个部门都开了绿灯。在集体违规的背后，就是集体的腐败。而这个小链条链接的结果，损害的是国家的财富与农民的利益。“铁本事件”一案，使６０００多亩的田地被毁，导致２０００多户、６０００多农民离开了土地，２５．６亿元资金的投入可能“泡汤”。而“嘉禾珠泉商贸城”的建设项目，将有１１００户的农民失去土地，有１６０多个公职人员受到牵连。无地的农民就只得到各地的城市里去打工，其中因告状无门而心生怨气、因抗拒强行拆迁而遭受毒打、因找不到工作而流浪街头的农民，就很可能会成为对社会的报复者。
这种报复分成两股“气流”：其一是通过抢窃、偷盗报复社会，包括那些得了艾滋病的发廊女想把艾滋病传染给嫖客就是这种心理在作怪；其二是羡慕当官权力的威力，千方百计买官进入到权力层中去，像报纸上报道的老鸨头、包工头花钱去买个局长、副局长当一当就是这种心理在起作用。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些人一旦到了为官的岗位上，他（她）们必然是一个更大的贪官，他们继续做着损民利己的缺德事，甚至比他们的前任更烈。如此循环往复，这个社会的风气便彻底败坏了。
写下以上一些感受，其用意是在说明，广大的民工和全体的中国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某些高级官吏的贪污与腐败，一些国家公务人员与警察的极低素质和对民工的伤害，使民工对这个社会的信任度降低了。在他们受到了伤害时，不认为政府或警察会帮助他们说话，帮助他们撑腰。所以，在思考如何挣钱、如何让自己赶快富起来、如何对伤害他们的人进行报复等问题时，往往便一头钻进“牛角尖”里去，不是逆来顺受，不是钻营为官，就是以骗止骗、以暴止暴。
要想让那些民工少犯罪，关键是改造社会大环境，尤其是凌驾于农民头上的领导、管理环境。换句话说，比教育农民（民工）更加迫切的是教育干部。一句痛苦的但是必须说出来的话是：“不要把农民逼上梁山！”
老板的良心
一场大雪封山之后，一只体长３米多的大雪豹，面临着饥饿的威胁，它一面哀鸣狂吼，一面四处寻找食物，终于在崖壁上坎中找到一个隼窝，便慌不择食地将一只小隼抓获吞食。这时一只老隼正从外面觅食归来，立刻发出悲愤而凶恶的鸣叫。地上的霸王雪豹一听，立刻惊慌逃跑。老隼突然展翅升高，快如闪电般向雪豹猛击下来，击断了雪豹的腰杆，紧接着又快速升高，运足千钧力量，再次高速俯冲下来，雪豹头部被击碎。最后它落在垂死的雪豹身上，用其利喙钢嘴很快将雪豹头部捣得稀烂！
如此惊心动魄的动物大战，在藏北无人区常常上演，如果没有身临其境，你无论如何也体会不出自然界“适者生存”法则的残酷。
● 从打工者的待遇看老板的良心
一个企业是否能对民工进行人性化管理，取决于那位老板是否具有人性。在采访过程中，大量的事实给予我们的感觉可以总结成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老板的人性大有区别，好的善良的老板有的是；差的恶毒的老板也有的是。第二方面是，在这个老板还处于手工作坊阶段，处于原始积累之初，一般都对民工克扣甚严；而一旦已经成为拥有亿万资产的大老板时，他的管理也便走上了正规，对民工的态度也渐趋宽容，甚至还能够做出若干善事来。
无论是珠三角的东莞、深圳，还是长三角的温州、宁波、绍兴，以及山西的那些私营无照煤矿，甚至在北京，处处都有夏衍公所描写的“包身工”的现象。
这就是民工租屋，一室住两家据《新快报》２００４年４月３０日报道，广州白云区某礼品公司的工人每天要在粉尘飞扬的车间里工作长达１６个小时，在闷热如蒸笼的宿室里睡眠不足５个小时，每月加班２００多个小时，但即使就这样加班２００多个小时，也只拿到８００元。由于长时间作业，工人工作时瞌睡连连，事故不断，有工人担忧：“我真的害怕哪一天会突然死了。”该报在接到一封求救信后，在４月２２日，记者乔装“招工”进厂“做工”，计划在厂里生活和工作一周。然而第三天，记者因脱水病倒，不得不到医院输液治疗。
这个公司是白云区长红村的老厂，有２０多年历史，老板是台商，厂里现有工人２００多人，主要生产木制工艺品。该厂招聘员工的工资是每天１２元，扣掉２元伙食费，每天可得１０元。以后每三个月加１元钱，工资超过１５元以后５个月加１元。加班工资按１∶１付，每小时１。５元。每个月只有两天的休息日。据悉，该公司与工人均未签订劳动合同，公司保安班长说：“签什么合同，我们自己都没有签合同，爱干不干，你从外地来广州，没地方去了，我们给你吃住就不错了。”
不要以为这是个别的现象，在采访中获得的信息，虽然这是少数老板所为，却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让我们听一听几位军分区陪同我们采访干事的所说吧！
深圳军分区李宵山干事：“我的一个内弟，叫费川，是四川人，１８岁，他到宝安区福永镇桥头村的一家实业有限公司工作，每月只有１５０元，本来说包吃住，结果包住不包吃，每天还得交３．５元的伙食费，每月发到手的只有４０元。我叫他趁早别在那里干了，后来他辞工，在市里的一家酒店当了门童。”
在小手工作坊里干活的民工珠海军分区杜干事：“我的嫂子叫张秀云，她有一个男孩。因为哥哥在桂山岛上打工，她就来了，在一个台资电子厂里工作，这个厂很大，有５０００多名工人。工作时间长，每天工作１２个小时以上，那车间里还有铅毒，她干长了脸发青，干了一年多不干了。工资嘛，底薪很少，靠计件，一小时２～３元钱，还不如做家政的。你想能拿多少钱，可回家之后在农村又挣不到钱，她家的弟妹又多，孩子还要上学，实在没有办法，又出来了。我帮她找了一家做面包的面包房，７点上班，干１２个小时。她年龄大了，３２岁，这样一天站１２小时，腿都肿了，只好不去。现在只得回原来的厂，再去求人家——”
这位杜干事还告诉我：“我听说还有零工资的现象——”
“什么叫零工资？”
“就是老板招工人，成心不给工钱，就说试工３个月，试工期不付工资。在３个月里，他让工人加班到十五六个小时，工人吃不消了，就自动辞职。好，你不是不想干吗？走路，工资一分钱也不给你，然后让另换新人。”
“你见过这样的老板吗？”我问道。
“没有，只是听说，因为凡是这样的厂子，老板都把得很严，让保安看好大门，像个监狱。采访的记者想要进去，太难了。”
在温州采访时，劳动部门向我们介绍了善待民工的各项政策，以及劳动监察大队如何帮助民工维权等等，而且问及民工的工作时间的时候，都说一般都能坚持８个小时工作制，即使加班也不超过１０小时，并且有加班费。但是，我们在温州的确“深入了生活”一把，却感到最底层的民工们满不是那么回事。
这要感谢我的助手李家运，因为他有个亲哥哥就在温州的最下层打工。现在我引录的就是他亲眼目睹的《在温州打工的三哥》的生活：
几年不见的三哥而今更瘦了，望着个子矮小、脸色蜡黄、眼窝深陷的三哥骑上一辆破烂的自行车嘎嘎地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鼻子突然一酸，泪水禁不住就砸到了地上，只觉得心一阵紧过一阵。
２００４年４月１５日晚，当我陪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原副社长王颖老师刚住进温州军分区招待所，我就迫不及待地拨打堂弟的电话。我想通过也在温州打工的堂弟立刻找到已经有三年没见面的三哥。可是，当我和堂弟打完电话，我就知道晚上见不到三哥了。原来温州打工的我的乡亲们，没有一个住在城里，他们无一不是住在温州的郊外。
第二天吃过中饭，我就按照堂弟给我提供的地址先找堂弟。要见三哥，须得堂弟带路才能找到，因为三哥那儿没电话，我无法和他联系。堂弟打工的地方在巨溪镇，当我一路坐车一路打探堂弟的住处找到了他时，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小时。堂弟在一个包括他仅有两个工人的老板家打工，在堂弟眼里，这就是工厂了。堂弟下班的时间在下午３点钟，还有一个多小时，我只好在边上等。堂弟知道我急于见到三哥，所以他今天干活特别快，几百个需要抛光的商标被他提前２０分钟干完了。一头乱发的堂弟干完活去老板家的自来水龙头前匆匆把满身的铁屑洗净，换上衣服就和我匆匆出门往三哥所在的黄龙镇赶。
堂弟只去找过一次三哥，对于三哥的地址没上几年学的堂弟是说不出来的。没办法，我只好叫一辆人力车拉上堂弟在黄龙镇上一会东一会西地找三哥。还好，在人力车绕了几个圈后堂弟终于发现了以前他曾走过的一条路，我就这样在一条弯弯曲曲的巷子里找到了正在上班的三哥。三哥还穿着我高中时常穿的一件黑色衣服。他对于我的突然出现，显得很惊奇。一边干活一边还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问我道：噫！你怎么来了！我只好和三哥解释来温州的目的。我问三哥的第一句话就是他的病怎么样了。三哥用满是疲惫的眼神看了我一眼轻声地说道：还没好，还在吃药！见我在那儿，三哥丝毫没有要停下手中活计和我说说话或陪我出去玩玩的意思。我只好站在旁边看着三哥干活，时不时地和他说上几句话。到了下午六点的时候，三哥终于下班了，我于是跟着三哥走进了工厂旁的宿舍。这样低矮拥挤的宿舍说实话我很少见，一间７平米的小平房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