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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求职的民工们（之一）虽然外出民工在城市犯罪的现象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但总的来讲，这些犯罪在外出农民中只占少数。一般在城市里有固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来源的人，他们不会选择去犯罪。这些犯案人员绝大多数为“三无”人员，他们占外出务工农民的５％左右。他们中有的是流窜犯，有的本来就是农村中的小痞子，一无所长，不务正业。当然也有一些抱着侥幸心理的人。有些外来民工刚到城市，心理一下子很难适应。人生地不熟，甚至怀着一种恐惧。有的人由于找不到工作，又不想回去。因为没有挣到钱这样回去，会被村子里的人嘲笑。然而待在城里又没有经济来源，最后走上犯罪道路。
据对外来人口密集的上海浦东新区的调查，１９９４年１～７月共查处违法犯罪外来人口千余人，占该区犯罪人员总数的６０％以上，在刑事作案人员中，外来民工占７３．４％。在对全区所调查的７８２个外来人口聚集点中，共查获有违法犯罪和发现违法犯罪嫌疑的聚集点８８个，占１１．３％。１９９４年，全国公安机关查获暂住人口中违法犯罪人员５６．９万人，违法犯罪率高达１２．８％，约占全国平均违法犯罪率的４倍。上海、北京的外来民工刑事犯罪占总犯罪的比例都在５０％以上。广州高达８０％。此外，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贩毒吸毒、黑社会组织，都与外来流动民工相关。据１９９９年２月对武汉市公安局第一收容所的调查，在从事卖淫的女子中有近８０％的人来自农村流入城市的“三无”人员；１９９８年初，南京市妇联对２４０名收容教养的妇女进行调查，其中外来无业人员占４６％。（《社会分层中的边缘群体及其游民化问题》《社会》刘义强／文）
有报道说，在大连，一个大厦雇用了１４个保安，就有８个监守自盗，占据了全体保安的近６０％。
据《辽沈晚报》报道，因监守自盗，大连一家大厦雇用的１４个保安有８个被判处半年到５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去年６月１４日，大连市中山区人民路派出所接到报案，辖区内港湾广场附近某商厦发生盗窃案，一经理办公室的抽屉里的１．１２万元现金被盗。办案刑警通过内部走访了解到，这家大厦有１０多人曾被偷过。刑警们分析后认为，这些案件很可能是内盗，而嫌疑最大的是大厦的保洁员和保安员。
当日下午，刑警们召集大厦所有保洁员和保安员开会，要求作案人员立即投案自首。随即，２名保安投案自首，经过审理，又有６名保安因监守自盗被拘捕。而大厦一共只有１４名保安。据办案的刑警介绍，从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到２００３年６月，这８名保安在大厦内共作案１３起。他们利用值夜班的机会，到消防监控中心骗取大厦备用钥匙，开门入室盗窃，或从卫生间爬出，再从外面把写字间窗户打开，进行盗窃。
据介绍，这１４名保安都是大厦自己雇用的。大连市中山区保安服务公司经理张成师说，按照有关规定，只有公安机关批准成立的保安服务公司才可以向社会提供保安服务，企业、宾馆无权自行向社会招聘保安。正规保安服务公司的保安都经过严格审查，进入公司后还要经过严格培训。
尽管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对于民工犯罪问题作了多种原因的分析，笔者却以为，那种一、二、三、四式孤立的原因分析其实说明不了根本的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呢？
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物质极大地丰富了，“当官”不再只是为人民服务，还有一个目的是为自己捞取利益；农民进城，他们的原始欲望像瓶子里的魔鬼一样被释放出来了，在“贪欲”的指使下，挣钱、做官，尽快（哪怕不劳而获）获得“权、钱、名、色”的心理在迅速膨胀，在这个前提下，守得住道德底线的人保持着清贫与高尚，守不住底线的人堕落成罪犯。而“贪欲”，在某些高官——公务人员（银行职员、警务人员等等）——大款（企业主、承包商等等）——小民（农民工等）之间构成了一根相互连贯、相互激化的链条。在互激的状态下，社会生态环境的恶化已经产生了“倍增效应”。
请看——
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非法收受贿赂和不能说明原因的钱额达近千万元。
广东省江门市的鹤山市，本是一个县级小市，该市原市委书记张汝韶夫妇却有千万元存款不能说明来源。
还有一位福建省周宁县原县委书记林龙飞，人称“三光书记”，他的特点是把“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据报载：他收受贿赂234万元，无合法来源230万元；有一百多个人向他送钱送物，其中列入检察机关起诉书上的就有60多人，为的是向他买一官半职，他的“卖价”是10万元至几十万元不等。林龙飞手中有一个小册子，记录着与他发生关系的几十个女人的姓名。与他长期保持情人关系的就不下十几人。
最惊人的是，贫穷之地的贵州，原交通局局长卢万里，竟索贿两千多万元，还有两千多万元财产来历不明。
民工出外打工，平均每人一年能寄回家中4000元钱补贴生活，那就谢天谢地了。如此说来，一个贪官，他贪去的竟是２０００～８０００个民工一年的血汗钱。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对比！
不仅仅是对比！
贵州省原交通局长卢万里，他受贿与索贿的正是修公路的公款或投资款，那些承包人和大包工头要向他行贿，才能拉到包工的活计。由于这种行贿，使承包的活计短了款项，不能正常付给农民工工资。劳无所得的农民，对政府和官员的信任度迅速减退，他们的冤屈和痛苦，不再向“公仆”们倾诉，而只想着用自己的力量（暴力报复、偷盗报复等）来解决。于是，他们犯罪了，这种罪又使他们受到了牢狱之灾。那些坏警察、坏劳教人员又使他们的改造——向好人的转化中变得更坏——对社会更加缺乏信心和不满。渐渐地，在这相关的、上上下下的人际关系中，形成了一条“作恶链”，这根链条在相互激化中旋动着，向着更恶化的境地前行着，可怕地前行着……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大大小小的贪官，以及他们做出的损民害民之举，正是民工得不到报酬的悲剧之源，也是社会动乱之源。
就北京市２００３这一年，法院判处了１８０３８名罪犯，检察院立案查处了３８６名官员。在赞扬这些执法单位工作努力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治安形势的严峻。
在国家的执法人员中，例如警察，肯定有着多数像任长霞这样的好警察，也不可否认还有昧了良心的坏警察，且不在少数。据《华商晨报》2004年的一则报道：盘锦市有22名警察投靠了黑社会。
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第一审判庭对铁岭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刘晓军、闫玉光、宋旭东等34名涉黑团伙成员进行公开审理，其中包括该团伙骨干分子、原盘锦市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建设派出所所长刘晓军及其该组织头目刘晓军的哥哥、原双台子区公安分局副局长刘晓明。检察机关指控刘晓军等34名被告人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盗窃罪、销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非法买卖枪支罪、非法持有枪支罪、贩卖毒品罪、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赌博罪、窝藏罪、走私普通货物罪等14项罪名，指控犯罪事实高达54起，在国内均属罕见。
2002年，铁岭市警方到盘锦市异地办案，不但把当地4个黑社会团伙一网打尽，221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收缴军用、民用枪82枝，还把充当“黑社会保护伞”的22名不法干警查处。
当日接受审判的刘晓军、闫玉光、宋旭东、朱建军、韩强、白玉武、刘军和赵晓军8名被告人，法庭就公诉机关指控的该团伙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和故意杀人罪两项罪名对8名被告进行了审理，除年纪较小的被告人韩强在公诉人“你还年轻，还有前途，应该如何交代”的提示下如实交代了犯罪事实外，其余7名被告人均有不同程度的翻供。
据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有关人士预计，因为涉案人员众多，指控犯罪事实高达54起，预计庭审至少要进行10天。
这种循环往复而使社会风气变坏的现实，在今天我们暂且将它称之为“铁本违规乱纪链”好了。江苏常州的一个铁本钢铁有限公司，在没有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竟然非法占用土地６５４１亩；为取得资金，铁本公司竟然用提供虚假财务报表的方式骗取银行信用资金４０多亿元；为使项目得以实施，有关负责人竟然想出了化整为零的高招，拆分为２２个项目向有关部门报批，而这些违规项目，竟然都得到了越权违规的审批……
类似于“铁本事件”的，还有湖南嘉禾的强行房屋拆迁事件。“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样一句话，竟出自县领导之口，还当成一条标语贴了出来，实在是说明了领导水平的低下，混同成街头小流氓的意气用事了。
这条违规链，开始于地方负责人拍板决策——金融部门提供资金——监管部门进行审批——具体职能部门负责拆迁建设。规划、环保、建委、农业、审计、银行等等，恐怕不下几十个部门，而每个部门都开了绿灯。在集体违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