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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私营企业去打工，要搞民兵训练怎么办？私营老板能够准假放她们回来作者与温州洞头先锋女子民兵连的连排干部座谈吗？由民兵训练而误工的损失由谁来补贴？如果走向了天南海北，她们是放弃民兵的集训、继续在外边挣钱，还是从千里万里的路途赶回来，然后向连长同志行一个举手礼：“报告，女民兵某某某归队了！”
学着观礼台上的首长，让我们也给她们作一次检阅——
副指导员施丽萍：
“１９９５～１９９９年，我在北京空军通讯总站当话务兵，复员前夕，想继续在北京发展，已经利用周末联系到‘金方圆集团’北京分公司，还报到了，工资预定为每月２６００元。这时候，我接到连长杨海英的一个电话，希望我退役后回到洞头岛来。也经过了不少思想斗争，还有一个男朋友，是军医，要回洞头岛，说不定得“吹灯”，最后还是听从了连长的指令，只把组织关系迁了迁，连行李铺盖卷放在那个公司也不管了，买了车票就回到了连队。施丽萍告诉我说：“现在那行李还放在那里，还不知道丢没丢？”
排长陈志萍：
“我们民兵连与骊谷服饰集团公司是共建单位，２００２年，连里为我们安排了就业，我带队１５人到公司里去打工，住在同一个宿舍，我们的内务就是比其他打工的不一样，这些老板们一看就看出差别来了，所以他们很满意。当然我们工作更不差。呆了一年后，公司准备迁到上海，公司生产部的杨光辉部长找到我（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小组长了），问我道：‘你们明年怎么打算，是不是一起过去，我们希望你们也去上海。’这件事我们很犹豫，上海离这里太远，又隔海又隔岛的，万一训练要我们回来，很不方便，我就说：‘不去，谢谢了’，他又问了其他几个人，都说不去，部长于是摇着头：‘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就走开了。结果是我们都没有去。本来每月是都有１０００多块工钱的，这下没了。”
排长叶丰丰：
“我们训练的时间是５～６月份，其他时间一般没有事，我开始到岛上一家美容美发店学手艺，老板见我是女子民兵连的，就很犹豫，我说平时都不会出去的，她同意了。结果经常请假的事很多，还有记者采访、摄影照相特别多，我也不好意思，就下决心不干了。后来到‘新海岸娱乐城’，他们知道我参加了女子民兵连，一看我的站姿十分规范，就用了我。每天１２个小时上班，不准请假。女子民兵连４０周年大庆，我不得不请假了，那时我已经是领班。他们不让我走，我偏要走，８００块钱一月的工资只好不要了。后来通过一个朋友介绍，我到了杭州，四季青服装城，一个星期没找到工作，为什么？她们要求人漂亮，我们女子民兵连的人在海边搞训练，人长得黑。过了一个星期，人白一些了，朋友又让我化妆了一下，那个老板看我的站相好，就说，‘你明天来上班吧。’工资不低，一个月有１５００元。干了３～４个月，特别想连队、想爸爸妈妈。有一天接到指导员电话，说女兵连要应急训练，‘丰丰，你能来吗？’我说，‘马上来！’老板不同意，他说，‘我们需要你，你不能走。’我干脆就不干了。”
排长陈建芬：
我是１９９６年当兵，２００１年回来的，当时考大学，差了一分没考上。当兵后在南京军区某军装甲二师医院当护士。退伍回岛之后，出于报恩思想，想干一年民兵就算了，谁知一干就是好几年。回来后，温州市洪殿卫生院让我当护士，聘请我。后来要训练，指导员来电话同我商量，问我能不能参加，我去找院长，院长同意给我一个月的假，结果训练了两个月，我没法回去了，只得算是自动辞职。真是对不起那位院长。”
可以这样说；每一个女民兵都遇到过这样的打工、训练的尴尬与矛盾；她们能够作出的抉择是：或是放弃荣誉；或是坚守清贫。
听着这些事迹介绍，我既佩服又困惑，能不能找出这样一种方法，既不损害她们这种保卫海防的积极性，而又使她们的经济收入不受损失呢？
武装部的领导告诉我，现在看来还不行，但是快了，因为洞头岛已修建了七八座大桥，连接了岛内的主要岛屿，修建与温州市连接的大桥也开工了。很可能在一年两年间，洞头岛就会与温州连成一片，那个时候，洞头县的投资环境就会得到极大的改善，只要岛上交通方便，能建设起一些企业，这些“女兵”们两种渴望就都能得到满足——那是荣誉与致富的渴望。到了那个时候，她们不再会有上面所说的“忠富难两全”了。
人，其实都在追求付出与获得的平衡！
在污染的“生态环境”里
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始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经济实现年均８％左右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被称作是“世界工厂”。同时，中国的大气和水质污染越来越严重。２００１年全国３４１座城市实施了大气污染监测结果显示，有１０１座城市粒子状物质的年平均浓度超过了最低的环境标准。
河流污染也很严重，在全国设立的７５２个观测点中，未能达到最低水质环境标准的占４４％。
因煤炭燃烧而发生的硫化物是导致酸雨的重要原因。中国南部地区也普遍观测到酸雨。
照此发展下去，不仅会危害中国人的健康，而且还会发展为全球性的环境问题。世界各国在别国进行的经济活动中，也必须生产符合世界环境标准的产品。
关于防止大气污染和水质污染的法律法规，从９０年代开始陆续登场，不过，中国环境科学方面的负责人指出：限制制度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未能解决的问题很多。必须转变自上而下的发号施令的产业结构。
● “有谁没有受骗上当过？”
在南方的一座城市里，一位朋友请我们去“洗脚”，当时一个房间里有５个铺位，也有５个小姐在忙碌着，开始是七嘴八舌地说着无关紧要的话。笔者因为是想采访她们，便大声地说了一句：“唉，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座城市里，你们有谁没有吃亏上当过？比如被骗、被偷、被抢——”
这时候全场寂静，大约是半分钟的时间，在我身边的小姐先摇了摇头：“没有！”
“你们５个人都被骗被抢过？”
这５个人先后都点了点头。
“那你们这里有多少小姐？”
“２０来个。”
“都有这种经历？”
“差不多都有。”
然后，她们七嘴八舌地说开了。其中的一位胖小姐说：“我的一个姐妹，她交了一个男友，那天我们在一起打麻将，她的男友来了，说有件事要去办一下，他的手机没有电了，借手机用一用。我这位姐妹就把手机借给了他。等出门之后，我一想不对，提醒她说，他是不是在骗你的手机？快去把他追回来。我这姐妹如梦初醒，赶快跑了出去，那男友已经走到大街上，远远地一见她出来，赶紧地跑了。”
我问道：“既然是男朋友，也许真的是借手机一用呢？”
“哪里是什么男朋友，才不过认识几次。这以后，那个男的就没有来找过她，连手机也关掉了。”
接着旁边的一位瘦高个小姐说：“我们一块儿来的一个老乡，她平时省吃俭用，干了４年，存了４万块钱，是准备回家结婚用的，那天她去银行把钱取出来。走在路上，就被飞驰而过的摩托车上的一个男人抢了去。她因为一只手一直捂在背包上，还把她拉了一跤。”
我再问：“既要取这么多的钱，为什么不找两个姐妹一同去？”
“她好保密，平时都不告诉我们，所以取钱时也不想让我们知道。”
廉价的地下室招待所专供民工住宿如今，生态环境极其恶劣，社会环境也好不到哪里去，这已经是一个共认不讳的事实。
２００４年春节之后，我与助手李家运出差到南方，第一站到了广州。住在军区宣传部的影视大厦宾馆中，就差点被骗了一次。
那是第二天的清晨，我们正准备下楼去吃早点，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说：“王先生吗？今天早上请你们喝早茶，你们在房间里等着，我派车来接。”这个电话是我助手接的，而这时我正在洗漱间里。等我出来后，李家运说了这个情况，我问：“军区宣传部的王干事是否也一齐去？”他说：“恐怕也去吧？”
不久，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这次是我接的电话：“喂，王先生，我的车子有些故障，不能来了，你们打个的。我在×××饭店门口等你们。”我接着再问道：“你讲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怎么走啊。”“这不要紧，找到出租车后，你把手机给司机，我同他讲。”
于是，我们两人及时地下了楼，等到了一辆出租车。
那司机听罢电话，随口嘟哝了一句，“那地方很远啊。”“多远？”“快到机场了。”
就这样，我们乘着出租车去赴宴，但是慢慢就觉得有些不对劲了，因为出租车的车价指示计上已经达到了２６元、２７元、２８元。
下了车，我们用手机同这个自报是“刘老板”的人联系，他说马上下楼来，结果等了几分钟也没有等到。这时，我们忽然想起这讨厌的城市“牛皮癣”里面肯定有问题，我便说，“不等了，赶快打车回去。”李家运说：“那我先打个电话给王干事。”
王干事叫王爱军，他一听就说道：“我没有请你们喝早茶，是不是你们遇到骗子了？”
这一提醒，让我们大吃一惊，机灵的李家运连忙说道：“那王干事，请你赶快通知宾馆，给我们那个房间看紧点，不许有人进去。”
幸亏警醒得早，回到宾馆时，行李钱财才没有丢失。
照着我们经历的情况看，如此多的骗局和骗子，一个没有出过门的农民，一下子被“抛”到一座陌生的城市中，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