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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部队的战斗力都比较弱。他们的武器和技术装备（特别是重炮和反坦克武器），以及战斗素养都大大落后于德军。但是，还有一点起着重要的作用，就是罗马尼亚王国、法西斯意大利和匈牙利霍尔蒂集团的许多军官和士兵是被迫送到苏德前线的。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为别国的战争目的去卖命。因此，敌人在斯大林格勒重兵集团的翼侧成了希特勒军队前线中最薄弱的地段。苏军统帅部很巧妙地利用了敌军在战役布势中这一重大失误。
在这一方面，B·亚当对德国同盟国军队所作的评价是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对同盟军队有什么了解呢？我们很清楚，在1942年夏季进攻前很短的时间里，开始将这些国家的杂牌军组建成一些独立的陆军兵团。只有在“南方”集团军群（1942年7月7日改称“B”集团军群）后方重新组建的一小股部队才有战斗经验。他们都缺少武器装备。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完全依赖德国的军事工业，而意大利也得部分依靠德国的军事工业。
如果同盟国军队都缺少有效的反坦克兵器，还要求特别注意北翼的反坦克防御又有什么意思？例如，罗马尼亚坦克师只拥有一些从捷克斯洛伐克和法国缴获来的轻型坦克。同德军师比较，同盟国军队的战斗力只是德军的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亚当也强调了精神因素的作用。他写道，问题的关键与其说是武器，还不如说是使用这些武器的士兵。罗马尼亚士兵勇敢，单纯朴实。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他们盼望有那么一天成为“被解放的农民”。“在罗马尼亚这个地主阶级的国家，这一点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罗马尼亚的农民士兵们要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土地有何用呢？而且在罗马尼亚军队中，还实行那种闻所未闻的体罚制度”。
他同样也谈到匈牙利亚人和意大利人。“与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亚人比，意大利人居住的地方离苏联更远一些，毫无疑问，这一原因影响了意大利人的精神状态。如果从布加勒斯特到伏尔加河距离是1千5百公里，而从布达佩斯到伏尔河是1千9百里，那么罗马人或米兰人就应在远离自己国家几乎是三千公里的地方作战。这为了什么？是为了‘大日耳曼帝国’吗？应当清楚，这都不会吸引住那些人。
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同盟国的这些弊病的反应是越来越不信任他们。如前所述，同盟国军队的重武器和大部分装备供应几乎都要依靠德国。但实际上，他们得到的却十分少”。
正确的选择转入反攻的时间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1942年秋天，仍然受着德国法西斯军队“不可战胜”的这种声名狼籍的无稽之谈的感召的敌人也逐渐明白了，希特勒部队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进攻失败了，他们也未能击溃苏军的抵抗。因此，需要重新评价红军和苏维埃国家的力量。所有这一切，正如K·蒂佩尔斯希写道的，引起了德军参谋总部的“严重不安”。东线的事态变化迫使德国将军们必须重新考虑自己斯大林格勒集团下一步的行动和首先必须要加强薄弱的翼侧。“B’集团军群指挥部很早就毫不怀疑，在俄国人组织的一些单独攻击以前，德国同盟国的军队还勉强能守得住400公里的防线；但是在俄国人实施大的进攻，他们是绝对抵挡不住的。他们不止一次和非常坚决地提到这种危险”。曾担任过德国陆军总参谋长的蔡茨勒上将在极力强调自己的“先见之明”时，十分详细地写了这一问题。
战后时期，原希特勒的将军们在这个问题上搞了自己能够接受的对一些历史事实解释。他们在很多其他问题上也是如此。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全部悲剧就在于希特勒竟然未能看到或者根本就未能及时发现威胁斯大林格勒集团翼侧的这种危险性。蔡茨勒与德尔、蒂佩尔斯希、布特拉尔古德里安，以及同他们一样的其他战争见证人，妄图将这一事件描绘得好像那时前线指挥部和德国陆军参谋总部的领导者都清楚地看到了苏军大反攻的危险，而他们的最高统帅在这方面却犯了严重错误。这一解释显然是臆造出来的。首先必须指出，无论是希特勒还是纳粹最高统帅部都注意到了苏联反攻的潜在危险。例如，Г·德尔回忆道，1942年4月5日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第41号训令中这样写着，“进行这些战役时不仅要考虑保障进攻部队东北翼侧的必要性，而且要在顿河区立即动工构筑阵地。特别重要的是建立强大的反坦克防御。阵地的构筑要考虑冬季使用的可能性和保障在冬季适合各种武器使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作战逻辑在许多方面粉碎了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企图和进攻中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
德尔承认：“斯大林格勒战役耗费了越来越多的兵力”，正是这种形势迫使敌人削弱自己集团的翼侧力量，将更多的有战斗力的师调往城市、街道进行顽强的血战。
和1941年一样，1942年夏、秋季，希特勒和德国将军们又错误的估计了敌人在东线的力量，这一点是主要的。弄清楚德军最高统帅部发觉了，或正相反，忽略了红军推备反攻这一问题是非常重要的。Г·德尔指出，从9月底开始“前线部队司令官和新任陆军总参谋长提出要求停止战斗，”
为冬天马上到来和“当时已发现俄国大反攻的迹象”。他写道，在此之后一个月，即10月底，“希特勒公开承认，他早就预感到的这种危险正在临近。但是，他承认，俄国人将对意大利军队占领的阵地实施主要突击，而当时‘B’集团军群指挥部认为，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占据的地带危险性更大。”
不能不看到，Г·德尔和希特勒手下的其他将军们在分析事件的推理中充满着矛盾，甚至直接歪曲历史事实。
Г·德尔从好的方面介绍了德军参谋总部，似乎它能正确判断斯大林格勒城下军事战略形势。蔡茨勒在叙述自己担任陆军总参谋长工作时，甚至歪曲历史。难道能让人相信这个参谋部的领导成员已经预见到红军准备反攻这一说法是真的吗？在己公布的陆军元帅保卢斯个人档案中有蔡茨勒作为新任陆军总参谋长下达的命令，命令的内容如下，“俄国人已不再拥有大量预备队，再也不能实施大规模的进攻、在对敌人做任何评价时应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所以，保卢斯的文件和供述都未能证实0704·德尔、蔡茨勒和其他西德作者关于德军参谋总部预感到前线局势有根本变化的危险的论断。
综上所述以及在首先客观分析敌人行动的基础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直到1942年深秋，纳粹统帅部继续以早先制定的目标为出发点。希特勒和德军参谋总部在这方面是一致的。他们继续坚持夺取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想法。保卢斯写道，11月中旬，希特勒拍发了下面的电报：“我等待经过考验的第6集团军指挥部和将军们，以及表现出勇敢精神的部队，在最后的努力中，将登上斯大林格勒城整个地段的伏尔加河对岸，这本身就为防御伏尔加河上这一城堡创造重要先决条件”。
德军最高统帅部认为红军在1942年末至1943年之交的冬天从西线战略方向上发起进攻的可能性最大。而他们只是在11月初才发现在南部方向上有发起进攻的危险。
正像我们所想像的，还应从另一些方面分析法西斯德军统帅部评价斯大林格勒前线局势这一问题。第6集团军指挥部和“B”集团军群指挥部，以及陆军参谋总部和德军最高统帅部在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在上面提到陆军元帅保卢斯的文件中有如下一段记录：“从1942年10月中旬起，地面和空中侦察获悉俄国部队加紧向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防线克列茨卡亚——谢拉菲莫维奇以北地域移动。移动主要是在斯大林格勒与顿河之间第6集团军北面前方地段上进行的。同时发现在坦克第4集团军防线南面和西南面，斯大林格勒以东地域，俄国部队也有所行动。这些行动我们判断为进行大规模的进攻准备。第一目标可能是包围在斯大林格勒地域顿河弯曲部和顿河以东作战的德军。将这些想法上报了‘B’集团军群司令部（还有陆军元帅冯·魏克斯男爵）并经常给他们送去侦察通报。同时，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友邻同盟国部队在人员和技术兵器方面都很薄弱，特别是罗马尼亚人手中没有足够数量的反坦克武器和火炮，因此，当敌人发起大规模进攻时就会有危险。
10月底，采取一项加强防御的预备措施，罗马尼亚右翼一个主要装备着歼击坦克的混合集群被布署到集团军（步兵第11军）右翼后方。11月12日，调来坦克第14师，配属给步兵第11军（该师没有步兵和炮兵部队，因这些部队仍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战斗）。
尽管得到俄国人准备进攻的情报，陆军参谋总部不顾第6集团军司令官的反对，仍然命令继续为夺取斯大林格勒而实施进攻”。
当然，对于保卢斯战后的这些谈话应当批判地看待，作者一船要从好的方面论述德国军第6集团军指挥部的行动，因为这同自己也有关。保卢斯对集团军没有做好防御准备这件事应负的责任，远比该集团军原任司令官所说的要大。同时注意到，保卢斯对这件事的回亿在关键的问题上与Г·德尔、N·维德尔、X·沙伊贝特、Г·施赖特尔和其他一些西德作者的解释是相吻合的。
A·亚当是敌人阵垒中各个事件的重要当事者，就在不久前他站在新的立场上，想客观反映斯大林格勒战斗过程他所写的回忆录，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其中一为是对1942年10月17—18日，亚当刚休假回来与保卢斯进行了一次谈话的回忆：
“我在保卢斯那里呆了很长时间，他一直末打断我的谈话。我对他说：‘我在德国国内不只一次地听到，第6集团军司令官很快就能战胜俄国人，那时战争就将结束。
保卢斯带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