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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在他校方面，外传记吴地传第三：“太守府大殿者，秦始皇刻石所起也。”其下钱氏说：“‘秦始皇刻石所起也’，‘起’疑当作‘造’。”钱氏在这里疑文中“起”字原当作“造”，其说殊误。其实，“起
”字在古汉语中，本有造作之义。汉书．武帝纪太初元年二月条：“起建章宫”，“起建章宫”即造建章宫，记吴地传这里的“起”字义是可以说得通的，根本不必
“疑当作造”，何况我后来看到姑苏志卷二二引越绝书此文正作“起”字，而不作“造”。由此可证今本不误，钱疑无据。如果钱氏他校引书广博，看到了姑苏志此条所记，其考订中的误会，也就不会发生了。
以上对清人的越绝书札记二种，即俞樾的札记与钱培名的札记，作了评述，以下来谈张宗祥的越绝书校注。
张宗祥生于一八八二年，卒年不详〔一八〕，民国时期曾在京师图书馆任职，后任浙江图书馆馆长，是版本、目录、校勘学家。张氏的越绝书校注，是越绝书有始以来的第一个校注本，也是唯一的一个校注本，因而受到学界广泛的注意〔一九〕。此书由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出版，印数为三五００册，各大图书馆里，应有收藏。
张氏校注的校勘部份，从体例与内容上看，主要是重在对校方面，另外作了少量的他校，而本校与理校的例子，在书中极其有限。
张氏对校的方式，据校注张氏序称，由于他所见到的各种版本，“皆行款不同，字句略有小异，编目分卷不一，如此而已，非有大出入也。”因此，采取“合校各本，从其长者，义有可通，则注于下”的办法，可知没有选择一定的版本为底本，而是采取汇校汇录的方式。
关于张氏当时见到的各种版本，据校注自序，有以下几种：明正德己巳翻刻宋本、双柏堂本、张佳胤本、明万历年间翻刻元本、嘉靖二十四年孔文谷刊本、嘉靖丁未陈垲刊本、吴琯古今逸史本、程荣与何镗的汉魏书本二种。但从校注的内容看，张氏的校记中，只见引有翻元本（疑即双柏堂本）、张佳胤本、陈垲刊本、吴绾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其中四库全书本，校注张序中未说。而序中说到的一些版本，在校记中没有看到。其中的原因，也可能是张氏序中所列的版本，只是曾经见过，而未一一据以校勘，也可能是这些版本的文字，“非有大出入也”，因而张氏略而未记。
张氏的校注因为采用的是汇校汇录的方式，所据的版本比钱培名等前人要多一些，所以从对校方面看，是取得了一定成绩的。
首先，张氏把翻元本（疑即双柏堂本）、张佳胤本、陈垲刊本、古今逸史本、四库全书本等版本，相互之间在文字上的一些异同情况，写成校勘记，保留在校注之中，这为我们进一步全面地校勘越绝书，提供了版本上的参考。
其次，在对校过程中，张氏的一些考订也有可取之处。如在外传本事等一“越专其功，故曰越绝”条下，张氏说：
张本有绝字，各本均无。宗祥按：证之下文，何不言齐绝乎句，当有。
可知“故曰越绝”一句中的“绝”字，在张氏当时所据的版本中，除了张佳胤本保留了以外，各本均无。但张氏在结合下句“何不言齐绝乎”的文义比较之后，判断“故曰越绝”句中的“绝”字“当有”。应该说张氏这里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钱培名在此条上也曾有按断，他从德序外传记等十八的句中找到了证据，认为这里
“故曰越绝”句中的“绝”字，不可能是别的什么字，尽管钱氏没有来自对校方面版本上的任何证据。由此可知，张宗祥的校注与钱培名的札记，有些考订是殊途同归，校勘的方式与所据的材料不同，而结论一致。这里张氏的校勘，可以视作补证钱说之例。
张氏校注的他校、本校、理校的工作，内容都很少，本校与理校校得好的例子，在外传记军气等十五中存有几条，读者可以参看。他校引用的文献，载有越绝书旧文的，只用了史记三家注中的几条，显然不全。此外，张氏还用了左传、国语、史记、吴越春秋中的与越绝书某篇某段文字类似的记载，来作为他校的补充，但搜采不能说是广泛的，读者稍作比较后就会发现，这里就不详举其例，一一加以指出了。
张氏校注的注释部份，主要是注解词语、地名与考订史实。越绝书的外传记吴地传、外传记地传二篇，是备受研究者重视的记载早期吴越地理的珍贵资料，张氏的注释，在这二篇中用力最勤。张氏引用续汉书．郡国志、通典、文献通考、嘉泰会稽志、云门志略、秀水县志、万历绍兴府志、明一统志、名胜志、嘉靖浙江通志、弘治嘉兴府志等书，考察并疏解这二篇文献中的一些具体地理位置的所在，以及山川地形方面的特点、地名的由来等等，这对于我们今天阅读越绝书，无疑会提供一定的帮助。
在注解词语与考订史实方面，张氏引用了一些文献旧注与早期字书，随文诠释，往往说一字义，必据旧典，寻其上下文气而定，讲一通假，必罗列书证，摆出缘由；考订史实，特别是对吴越君长世系考察入微，有其独立的见解，对越绝书中所载的一些吴越早期历史传闻，在与吴越春秋、吕氏春秋、史记的比较基础上，作出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全面地看张氏的校注，所存在的问题也是不少的。首先，校注的工作有些虎头蛇尾，详前而略后。越绝书现存十九篇，但自第十一篇外传计倪以后，校注的内容就很少了。如第十六篇外传枕中，本来是越绝书中较长的一篇，约有二千六百字左右，但校注的按语在此篇中，总计还不到五十字，几乎是一篇白文。
其次，无论是在校勘方面，还是在注释方面，校注也有一些不足之处。
从校勘上看，第一，如前面所述，张氏校注的工作重点是在对校方面，而本校、理校、他校方面颇嫌不足。从全面地校勘越绝书的角度上看，校注还远远没有达到这一目标。
第二，从具体的校勘内容上看，还有一些地方似可商搉。如荆平王内传第二中有这样一段：
其后荆将伐蔡，子胥言之阖庐，即使子胥救蔡而伐荆。十五战，十五胜。
张宗祥在“十五战，十五胜”下说：
史记作五战楚五败，吴越春秋作五战径至于郢，两“十”字衍。
张氏在比较了史记与吴越春秋之后，认为“十五战，十五胜”，当作“五战五胜”，认为文中的两“十”字，是传抄过程中的衍文。首先我们注意到张氏这里没有来自越绝书版本方面的证据，也就是说张氏所据越绝书的各本均作“十五战，十五胜”。其次，太平御览卷四八二人事部．仇雠门与艺文类聚卷三三人事部．报雠门引越绝书此事，均作“十五战，十五胜”，而没有看到文献引越绝书或越绝书某本作“五战五胜”的例证。再次，越绝书的一些记载，现在看来与史记、吴越春秋往往有同记一事而异辞之处〔二０〕。从以上三方面看，校注断然地说“两‘十’字衍”，就至少理由不充分了。
又如请籴内传第六中有这样的记载：
昔者，越王句践与吴王夫差战，大败，保栖于会稽山上，乃使大夫种求行成于吴，吴许之。越王去会稽，入官于吴。
张宗祥这里对“入官于吴”这一句作了校语，他说：
国语、吴越春秋均作“入臣 ”。
这一条他较前条谨慎，没有直接判断应作“入官”，还是应作“入臣”，只是列具他书异文，客观地摆在读者面前。其实，越绝书的内部证据，可以证明这一句“
入官于吴”中的“入官”二字没有问题，至于国语与吴越春秋作“入臣”，这里应该视为文献传写的系统不同，辞各有异方面的问题。外传记地传第十载：
女阳亭者，句践入官于吴，夫人从，道产女此亭。
记地传的“入官于吴”与请籴内传的完全一致，可见越绝书记此事均作“入官”，张氏如果这里稍作本校考察，孰是孰非，也就不言自明。
第三，张氏的校注在征引文献方面，也有一些不准确的地方，如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记载：
吴古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巢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杨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
在这一段末尾，张氏说：
此言吴古故水道由北面平门以出也。广陵当指今杨州。左传云：吴城邗沟以通江淮，可证。
张氏所引的左传，见于哀公九年，原文作：“吴城邗，沟通江淮。”张氏不仅引录左传原文有误，多一“以 ”字，而且点断有误，使读者在这里费解。
又如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记吴阖庐冢时说：
铜椁三重，澒池六尺。
其中“澒池六尺”，各本多作“坟池六尺”，张宗祥按：
史记集解引越集作“澒池六尺”。
张氏所说的史记集解，见史记卷三一吴太伯世家中，而所引的是越绝，不是“越集”，这里是张氏的抄录失误。
张氏校注从注释上看，也有以下两方面的问题。第一，由于张氏校注虎头蛇尾，因此注释在越绝书的后半部份，也显得太少，不能满足通读越绝书的需要。
第二，在已有的注释中，有些地方，还可以补充。如外传记吴地传第三载：
莋碓山，故为鹤阜山，禹游天下，引湖中柯山置之鹤阜，更名莋碓。
张氏在“故为鹤阜山”下有注：
即岝崿山。图经云：形如狮子，故亦名狮子山也。梁隐士何求、何点葬此。后改名何山。
其实另外有些书对此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