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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可以升国旗。知道马大光有买单的爱好，汪晓妃就提前半天不吃东西，她要省着自己的肚子，去成全他的面子。从东城到西城，从朝阳到海淀，从大兴到丰台，从顺义到通县，他们满北京换着地方吃。
孤男寡女一起吃饭，肚子容易扩大内需，正餐之后，还得吃些禁果什么的，那频频升起的饥饿感才能镇压下去。
汪晓妃跟马大光吃禁果，是在他们第五次见面以后，在马大光位于亚太花园的家里。马大光的家是一套一百零八平米的三居室。还在是大学毕业那年，马大光就用父亲给他的钱把它买了下来。汪晓妃检查了一下，房子做了事倍功半的装修，处处透着一股乡土气息，一问装修费，却达七八万之多。卫生间不大，七平米，放上一个双人浴缸后，就没有多大回旋余地了。
虽然这房子比她父母那套六十多平米的房子将近大了一倍，但她还是习惯性地皱起了眉头，这么小，可以养小白鼠了。
这是汪晓妃对马大光实施的第一次精神打击，这样的打击容易强化男人对自己的印象。
呵呵，别把自己说得跟个巨人似的，一百零八平米还嫌小？梁山好汉全都来了也站得下，五十多万呢，马大光不服气地说，一个外籍人士，靠本事吃饭，一不当鸭子，二不当骗子，还能买别墅？
“外籍人士”四个字逗得汪晓妃扑哧一笑。马大光不喜欢别人把他当成外地人，他把自己称为“外籍人士”。
这位“外籍人士”挣钱虽然不多，但是由于源源不断得到来自家庭的支持，他对工资的态度就像日本鬼子对待中国村庄的态度一样，是“三光政策”，吃光，玩光，花光。而汪晓妃花起钱来却经常捉襟见肘，不管挣多挣少，每个月都得忍痛把一千元交到母亲手里。
鉴于“外籍人士”花钱大方，人也不坏，汪晓妃跟他的整个交往，都是在友好氛围中进行的，包括床上。那天晚上，汪晓妃懒得回父母家，就在马大光这里下榻了。当马大光的嘴巴表示出某种善意时，她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就把小嘴迎了上去。接下来的事情更是顺理成章，只是马大光底下的家具比她以前经历的男人都大，做得又猛，让她有一种小寺容不下高僧的不适感，进行到大半，她就催他下来。听到她的催促，他下面就像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一样，登时软了下来。
宝贝，是不是我把你弄疼了？他关切地小声问。
他的询问，她没有听见，她满脑子都在想，自己真的会被迎亲的队伍迎进这套房子，在这张床上跟这个男人一辈子生活在一起吗？
有多少爱可以乱来（六）
一个周末，汪晓妃回到远望小区父母家里。吃饭时，汪晓妃试探着把马大光的情况对父母做了简明扼要却绘声绘色的描述。听到未来女婿的第一候选人是这般模样，汪父不由乐而开怀，凭着多年的实战经验，他发出了这样一番貌似荒诞实则精辟的宏论：“刁蛮的妻子和可笑的丈夫，这可是百里挑一的绝配。”他一边夹了一筷子亲手做的糖醋鲤鱼放在汪母碗里，一边小心地观察她的神色。
我家妃妃的事你少插嘴！汪母面无表情地抢白道，她只用这一句话就剥夺了汪父对汪晓妃的监护权，似乎汪晓妃不是他们老两口集体劳动的成果，而只是她自己单性繁殖出来的后代。
这一家的事情有几分像中国的政治体制，搞不清到底谁的官最大、谁是最高统治者，每当外人借钱时汪母都把汪父抬出来作挡箭牌，说她自己不当家不做主；可是关起门来，汪父却像末代皇帝溥仪，成了傀儡，除了劳动权和沉默权之外，什么权利都没有。
微笑不上税，虽然遭到了妻子的一通抢白，汪父还是嘿嘿陪出一个笑脸，他的嘴巴笑成了平行四边形，嘴里的米粒都差点跳了出来。他的舌头像警察追捕逃犯一样把那粒米舔了回去。然后，他用围裙擦了擦手，等着把碗筷往厨房里收拾。好半天，汪母都没有放下筷子的意思，他只得撤离，到卧室去钻研那本《大众菜谱》。
要找对象，可千万别找你爸这样的窝囊废……
汪母的眼球向厨房方向转了转，妃儿，你哪天把他带过来妈替你瞧瞧？汪母明察秋毫的眼神，敬业得像一位工厂质量检验中心主任。
几天后，马大光踩着汪晓妃的脚印亦步亦趋地进入了汪家大门。
汪母的把关工作做得非常仔细，她对马大光的生辰八字、家庭成员、住房状况、健康状况、经济收入等等指标都进行了逐项细致入微的盘查，甚至还检查了他特意带来的毕业证、学位证、工作证、房产证和公务员证，然后又认真地验收了他送来的那上千元的滋补品，最后那粒笑的种子才在脸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在马大光饭后笨手笨脚下厨房替汪父的班洗碗时，汪母把汪晓妃拉到一边，压低嗓门异口同声说，这小伙子是土了点儿，但人看着不坏，工作又稳定。“叫化鸡”不也是外面土里面香吗？
给马大光下操行评语时，汪母甚至没忘了顺便卖弄一下刚从电视剧里学来的俏皮话。汪晓妃笑得鼻子上冒了一个泡泡，因为昨天下午马大光刚刚请她吃过“叫化鸡”。据马大光说，“叫化鸡”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发明的。把调料放到鸡肚子里，再用荷叶包起来，外面糊上泥巴，放在火里烧，烧出来的鸡外焦里嫩，朱元璋做了皇帝后嘴一馋就经常吃。只是这道安徽名菜跟马大光有什么联系，她从来没有想过。父亲这一点拨，她菀尔一笑，接着，她听到了父亲那句关于刁蛮的妻子和可笑的丈夫的至理名言。
听到丈夫话中有话、拐弯抹角地批评自己刁蛮，汪母很是不快，要不是碍于马大光，她早就兴师问罪了。她的眼睛往厨房方向看了看，然后一声不吭。
对这两个年轻人来说，这倒是非常欢乐的一天，欢乐得他们都想唱《欢乐颂》了。那天马大光在汪家客厅里的长沙发上住下了。第二天上午汪晓妃送他走的时候，迎面正好碰见一个高大帅气的邮递员，他骑着自行车擦肩而过，过的时候，他还专门把自行车铃捏碎得叮呤呤响。汪晓妃盯着他的背景，看得出神。
马大光有些不爽，你在看什么？
汪晓妃说，没看什么。
是不是一看见帅哥就走不动路了？马大光打趣她。
汪晓妃忿然，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改善一下眼睛生活不犯法吧？兴男人好色就不兴女人好色了？
虽不情愿，但马大光仍然点头称是，不过我看，男人太英俊了就容易变成绣花枕头。
汪晓妃撇一下嘴，你就别酸葡萄了，要是花二十块钱就能给你整形把你整成个帅哥，你干不干？
马大光忙解释，我也只是说说嘛，你生什么气？你要是喜欢他，我提前退休，就让他当我的接班人吧。
汪晓妃柳眉直竖，你开什么玩笑你？一个大学毕业生嫁给一个邮递员？天下男人又没死光！
有多少爱可以乱来（七）
也许是由于这句玩笑，在临分手前，汪晓妃拒绝了马大光的拥抱。
汪晓妃回到家，发现老两口正在论证她嫁给马大光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他们你一句我一句，就像说相声一样，一个逗一个捧。
父母这样表态是汪晓妃预料中的事，事实上，几年前带南风回家时，父母已经采取了无政府主义政策，只不过汪晓妃无法摆脱中国女孩与生俱来的惯性，几次跟男友分手，她都眼泪婆娑假装无辜，对父母粗暴干涉儿女婚姻的无理行为进行了血泪控诉，至于在别人心目中父母会不会真的变成无理取闹的老顽固，她才不在乎呢。
过了几天，汪晓妃开始指挥着马大光把亚太花园的那套房子进行了酒吧风格的装修，安上了比旱冰场还要滑的木地板，把墙全刷上立邦漆，她甚至别出心裁，在门口设了一个吧台。
一切就绪，汪晓妃的业余时间就像唯物辩证法一样一分为二了，一半属于远望小区，一半属于亚太花园。对此她的父母也都作开明人士状，视而不见。
没过多久，就是春节，利用春节长假，马大光带着汪晓妃就像带着从敌人手里缴获的战利品一样，回老家做了一趟巡回展览。热力四射的北京媳妇，把马大光的家乡烧得像开水一样直冒泡泡。马家是大家族，马父的辈份又小，红星乡全乡人民都像参加竞选似地争做他的长辈。从初一到十五，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赶来拜年的长辈们络绎不绝。按红星乡的当地习俗，过年时晚辈都要给长辈下跪磕头请安。由于马父的政治地位太高，不能降尊纡贵，依据子承父业的旧例，给长辈们下跪磕头的光荣任务就落到了马大光头上。汪晓妃是未过门的媳妇，也应入乡随俗、夫唱妻随。
对于这些陈规陋习汪晓妃深恶痛绝，但是大过年的，也不好驳人家面子，加上马大光反复开导她，下跪跟握手差不多，走个过场就行了，何况男儿膝下有黄金，给那些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长辈们下跪都不是无偿服务，还有压岁钱可拿。汪晓妃听听有理，也就首肯了。只是有一点她有些搞不明白，马大光都快三十岁的人了，为什么还有人给压岁钱？
更让汪晓妃意外的，她这一下跪磕头不要紧，竟然引起了一场自发的民间集资活动。她本来以为压岁钱只是象征性地给个几十块就行了，没想到红星乡的贫下中农们花起钱来比城里人还要大方。见了这么可人的北京女孩，长辈们比见了贫困失学儿童还动感情，一动感情，一张张的百元大钞也就无法在兜里安居乐业了。那个春节，他们收得的压岁钱突破了万元大关，相当于汪晓妃在北京半年的工资。
那些钱马大光一分没要，悉数交给她保管，马大光说，明天是情人节，这点钱就算是我给你的情人节礼物。接过这笔钱的时候，汪晓妃突然想起了从宾馆偷玫瑰送她的南风，就说，钱多俗啊？你就不会给我送玫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