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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最年长的成员张澜始终没有党派隶属，因为他善于调和党派间的关系，被大家公推为主席。后来，无党派盟员大大超过党派成员，多数人就主张把民主政团同盟改名民主同盟。抗战胜利以后，国内各大城市包括海外的中上层知识分子大量加入民盟，民盟日益趋向单一政党，组织迅速扩大，很快成为国民党、共产党以外的第三大党。
民盟在抗战中和抗战后都积极调解国共矛盾，政治作用日益重要。在1946年的政治协商会议中，民盟赫然处于“第三方面”的地位。6月，国民党发动内战，共产党对和谈失望，无形之中，民盟成了政治重心。这就使得民盟一些人头脑膨胀，自以为中间派可以主导政局。
民盟秘书长梁漱溟力劝中共代表周恩来不要退出和谈，并许诺加强民盟与共产党的合作：“第三方面今后有任何重要主张和行动，民盟必事先同共产党协商并征求同意。”
达成谅解之后，梁漱溟抛弃国共两个方案，自行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决心“用第三方面的力量压服不肯接受折衷方案的任何一方”。
民盟派出三批人马，分别将方案送交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调解人马歇尔。
梁漱溟把折衷方案送到梅园新村周恩来住地，当读到第三条“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脸色骤变！
周恩来伸手制止：“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国民党进攻我们，想不到你们第三方面也从背后捅我们一刀！蒋介石要把我们打倒在地，你们还要踩上一脚！我们共产党是不怕打的，我们可以打游击，但要考虑你们的前途。”
梁漱溟这才想到，自己的方案显然考虑不周。现地停战，岂非承认国民党主动侵略的现实？
周恩来声色俱厉：“我是相信你们的，你们为什么不事先关照一下？”
面对党内干部工作不负责任的现象，周恩来也有生气的时候；但是，周恩来对待民主人士总是另当别论，总是谦和有礼。像此时这样的大怒，在周恩来真是绝无仅有。
梁漱溟被周恩来的愤怒所震撼。尊崇儒学传统的梁漱溟自知失信理亏，赶忙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找来商议，一致决定：立即把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
国民党那里，已经讨论同意民盟方案，行政院长孙科还笑眯眯地夸奖民盟公正。黄炎培尽力保持镇定：“我们不细心，抄漏了一条。”
孙科马上问：“漏了什么样的一条，重要吗？”
黄炎培忙说：“重要，要紧极了！”
李璜帮腔：“有了那条就更周到了。”
孙科更感兴趣：“是什么样的一条？”
黄炎培忙说：“你拿文件来，我告诉你。”
孙科从衣袋里拿出文件交给黄炎培，黄炎培指着文件，“喏，喏，喏”地不知所云。
孙科见他为难就说：“你记不起来，就另外抄一条送来好了。”
罗隆基机敏地抢过文件：“我记得，你给我，我来说……”拿到文件，就立即揣到兜里，“这种正式文件怎能补抄一条呢，还是赶快回家另外誊写一份正式的送来吧！”
黄炎培、李磺、莫德惠三人同声响应：“对对对，还是重抄好！”
孙科被搞得莫名其妙，连问：“要重抄吗？要重抄吗？”
说话间，民盟四人匆匆告辞。
四人匆忙赶到梅园，把原件交给周恩来看。
罗隆基又乘车赶到马歇尔寓所，恰遇马歇尔外出未归，文件尚未启封，被罗隆基轻易取回。
这时，梅园新村方才转怒为安。
当晚，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打电话索要重抄的文件，罗隆基推脱要重新考虑。彭学沛笑道：“你们演得好一个《月宫盗宝》哇！”
罗隆基妙对：“要回自己的东西不算盗，我们演的是《完壁归赵》！”
和谈方案完璧归赵，朋友关系却留下裂痕……
中间派的地位，特别容易动摇。
蒋介石硬要开“国大”，在“围剿”共产党的同时，千方百计拉拢第三方面。“国大’代表位高禄重，国民党政客纷纷贿买选票，第三方面不免有人眼热。面对蒋介石奉送上门的代表名额，有些党派动摇了。青年党、民社党不好意思出头，推说与民盟共同行动。
“国民大会”能否具有相对的代表性，关键在民盟了！一时间，民盟动向为万众瞩目。
此时，民盟主席张澜在重庆，秘书长梁漱溟辞职去北平，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住在上海，南京的中常委只剩一个罗隆基。
国民党宣传部长彭学沛找到罗隆基：“你们也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大，国民党给你四十个代表名额。”
此时，郭沫若给罗隆基捎来礼物，罗隆基打开一看，全是书。罗隆基绝顶聪明，知道这是提醒自己：一招棋错，满盘皆输（书）！罗隆基对来人说：“请郭先生放心，放心，千万放心。”
一身关乎民主动向，罗隆基岂能让人放心？
青年党、民社党已经动摇，民盟如果再参加“国大”，共产党就相当孤立了。周恩来亲自赶到民盟总部，建议罗隆基电话请示张澜。
南京，重庆，相隔万里，电话难通，周恩来坐立不安……
终于，电话要通了，张澜反复叮嘱：“参加不得呀！参加不得呀！”
一锤定音，罗隆基心定，周恩来心安。
后来，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还是参加了“国大”，但民盟却与共产党同进退。
周恩来离开南京前，特地宴请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张申府。章伯钧、沈钧儒、黄炎培、张君劢等，还留下一张珍贵合影。
民盟在关键时刻的表现得罪了国民党，导致后来遭到被禁的命运。但是，民盟也因此成为共产党极其器重的友党。
如今，共产党倡议召开新政协，民盟当然是重要发起人。但是，昨日的记忆依然惊心动魄。又到关键时刻，上海诸位能否再次共进退呢？
人们的担心是有缘由的。
建盟以来，民盟就标榜中间派立场，主张在国共之间保持“超然独立”、“不偏不倚”的“中间立场”。一些民盟领导人认为，民盟不仅在抗战期间是中间派，就是在以后的建国时期也应该是中间派。民盟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流行主张是“英美的政治民主，苏联的经济民主”，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创造一种中国的民主”。由此，民盟的纲领被概括为“第三路线”。
中间派、第三路线，民盟的这种政治地位和政治设想又被理论化。
施复亮（施存统）是中间路线理论家，在《论中间路线兼论自由主义者的道路》一文中把中间派的路线概括为“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工业化”。看起来，这理论通盘符合现代民主政治规则，相当漂亮。
可惜，美好的理论难行其时。
国民党不肯给共产党政治民主，共产党也不肯把军队交给国民党的国家，外国资本更不给中国民族工商以工业化的机会。所谓“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经济工业化”都不为现实所接受。
右边有国民党，左边有共产党，左右逢源的中间派，常常是左右为难！
尽管左右为难，尚可左右逢源，中间派还是珍重自己的中间地位。
中间派人物个个精通中国历史通鉴，不乏经历清朝、民国。抗战的政坛耆宿。历史上，改朝换代的英雄豪杰尚能周公吐哺，礼贤下士；可是，一旦江山坐稳，无不人莫予毒，独裁专制。储安平在《观察》杂志发表文章：在今日中国的政争中，共产党高喊“民主”，无非要鼓励大家起来反对国民党的“党主”，但就共产党的真精神言，共产党所主张的也是“党主”而决非“民主”。
有了对共产党执政的担心，民盟现在会放弃中间立场投向新政协吗？
还有人说：什么政治理论、什么历史过节，都是次要的。关键时刻。一个政党的方向，决定于现实利益。
天下大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中国的现实还是强者天下，实力软弱的中间派更需谨慎图存。尽管天理民心都说共产党好，可是，国民党毕竟掌握全国政权，还有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支持，或许气数未尽？大局未定，谁会为几句口号披肝沥胆呢？
恐怕还是要再看看……
肝胆相照的友情，只能来自生死与共的经历。在1948年的政党关系中，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许多猜疑本是不必要的。
1947年国民党对民盟下手之后，民建中央决定转入地下，所有成员分成十几个小组，以聚餐会形式活动，中央不公开发表声明。年底，还派章乃器、孙起孟秘密抵达香港，筹划恢复公开活动。1948年5月香港民主党派联名通电拥护“五一口号”时，民建团总部和领导人不在香港，一时未能列名参加。上海的黄炎培、胡厥文得悉情况，于6月9日秘密举行常务理监事会议，决议赞同中共“五一口号”，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驻港代表，与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
得悉中共“五一口号”后，九三学社北平总社秘密会议也决定响应，但处于国民党威胁之下，一时难以公开发布宣言。（待到1949年1月，九三学社公开发布宣言响应中共召开新政协的号召。）
民盟内部，也并未出现左派与右派的对立。
香港的三中全会，也有上海代表参加。
民盟被禁后，所有的中央委员都被列入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受到严格监视。可是，惟有一个中央委员罗涵先没有落入特务视线。
罗涵先本名罗举贤，此时正在上海交通银行工作。国民党特务怎么也不会想到，大名鼎鼎的民盟中委罗涵先，就是年方二十的翩翩少年罗举贤。
民盟三中全会在香港召开，困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分别委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