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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潘汉年还是迟迟没有回答……
这不免引起西柏坡的忧虑：难道香港那边有复杂的情况？
其实，此时香港的民主党派也十分活跃。
继十二人联名通电后，各民主党派又各自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通电：
5月7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布告台湾同胞书。
5月，中国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分别发布宣言。
6月9日，中国致公党发布宣言。
6月14日，中国民主同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
6月2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声明。
7月7日抗日战争纪念日，中国人民救国会发布《七七宣言》。
……
夏日的香港十分炎热，新政协运动热情更高。
居高临风，楼顶天台正在举行演讲会，演讲者是名士郭沫若，听众是南方学院的大学生们。附近高楼林立，四周楼房的人们都从窗户伸头望着他们，形成一个楼顶群众聚会。
郭沫若演讲如诵诗：“新政协，是民主协商的论坛，新政协，是萌生人民政权的园地，那里寄托着全国人民的希望！同学们，北方，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那里没有法西斯细菌的位置，那里人人平等人人自由……
“新中国在东方喷薄欲出了，建设新中国的神圣职责，落在年轻人的肩上。同学们！希望你们爱祖国，爱学习，学知识，练本领，为伟大的祖国贡献力量。”
“冬天来了，难道春天还会远吗？”郭沫若激情爆发地号召：“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北上，让我们加入新政协的队伍，迎接新中国的春天的来临吧！”
天台上的同学们热情鼓掌，旁边几个监视的警察很尴尬。郭沫若边走边风度翩翩地朝警察点头致意：“感谢这些先生保护我的言论自由……”这下，更博得四周楼房里的人群的一片喝彩！
北方，南国香港遥望北方，人们迫切地期盼西柏坡的消息……
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急于部署，香港的民主党派等待召集，可是，南北两地，谁也不知对方在做什么！
这不免引起了猜疑……
是不是所有的民主党派都能拥护“五一口号”？
从报章上，人们没有找到中国民主建国会的态度。
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都来自上海。黄炎培是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始人，胡厥文是上海机器业公会主席，章乃器曾任上海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三人身份表明，民建是中国民族工商界及其知识分子的组织。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始终受到外国资本与国内官僚资本的双重挤压，为了从政治上保障自己的利益，他们从抗日战争期间开始创建自己的组织。1945年12月16日，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成立，后来，民建总部又迁到民族工商业集中的上海。
民建过去的立场是“不右倾，不左袒”，如今，能否站到共产党一边？
北平还有一个九三学社。
抗日战争中，一些科技文教界人士忧虑国家兴亡，经常聚集到许德珩家里讨论时事。在各党派参加的国民参政会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主张他们组织起来，于是，许德珩等成立“民主科学座谈会”，又称“民主科学社”。后来，为了纪念1945年9月3日日本签字投降，又改名“九三座谈会”。重庆谈判期间，许德珩与夫人劳君展看望毛泽东时谈到“九三座谈会”，毛泽东希望他们搞成一个永久性政治组织。1946年1月10日，九三学社筹备会向政治协商会议递交自己的意见书；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正式成立。后来，总社设在文教人士众多的北平。
令人奇怪的是，“五一口号”发布多日，九三学社怎么没有态度？
拥护“五一口号”的党派是不是就没有问题？
民革的响应声明发表于6月25日，明显比别人晚！
有人解释，这不过是工作程序问题。民革主席李济深把起草任务交给宣传部副部长梅龚彬和宣传部秘书张克明。这两人起草之后又要到处征求意见。
也有人问：征求意见的过程那么长，是否因为民革内部的意见不易统一？
就是积极开展新政协运动的民盟，也有疑问。沈钧儒、章伯钧不过是代主席，老主席张澜那里的态度呢？
民盟的不少中央委员在上海，可是上海没有传出他们的态度……
4．上海乃左右逢源之地
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武汉、广州、重庆、桂林、香港……中国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大多集中在几个大城市。
那时的人们，习惯把各种政治力量划分为左、中、右。有人更按住地划分民主党派的立场：香港左，南京右，上海是中派！
这种划分相当武断，却也有几分道理。民社党、青年党参加国大，当然要在首都南京分一杯羹。国民党在内地取缔反对党，逃亡者自然聚集香港。
可是，上海呢？
无论繁华年代还是战争时期，上海，始终是最重要的政治舞台——
第一座造船厂、第一间纺织厂、第一个书局、第一部电影、第—……上海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立现代文明的地方。即使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之时，上海也依旧歌舞升平，再愚蠢的军阀也不肯打碎这个聚宝盆。何况，上海还有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租界，这又使上海成为政治飞地。
蒋介石从上海交易所起家，中国共产党从上海创立，周恩来在上海起义，宋庆龄在上海隐居，上海是中国政治家的潜龙之地！
1948年5月，中国民主同盟的三位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都在上海。他们对中共“五一口号”是何态度？
提起这三位，许多民盟成员都会想起民盟总部宣布解散的历史……
1947年下半年，早已对共产党大打出手的国民党又开始向民盟下手。10月，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加取缔。
民盟主席张澜等正在上海，南京的民盟中委立即赶往上海出席“御前会议”。民盟中央常委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史良和中委叶笃义等紧急聚议，史良、张云川两人主张对抗，但多数人表示没有别的办法。会议最后决定派黄炎培和叶笃义去南京交涉。
黄炎培是个同各方面都能说得上话的人物。到南京后，他首先请美国大使出面斡旋。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任燕京大学校长，桃李满天下，经常表示支持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可是，此时却劝民盟“光荣解散”。黄炎培又找与张澜私交颇好的行政院长张群，张群也态度强硬：民盟总部如不号召解散，各地干部将有七百余人继续被捕，罗隆基有生命危险！
高压之下，黄炎培被迫寻求妥协。黄炎培提出：由民盟自己通告盟员停止活动，同时政府对各地盟员一律免除登记，使他们享有一切合法之自由。
黄炎培回到上海，民盟中央常委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宣布自行解散。6日，民盟主席张澜发布《中国民主同盟解散公告》。
由自己来宣布自己领导的民盟的消亡，张澜非常痛苦。当晚，张澜彻夜不眠，想到盟员可能的误解甚至斥责，想到维护盟员的身家性命……张澜决定：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第二天，张澜又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我个人对国家之和平民主统一团结之信念，及为此而努力之决心，绝不变更。”但是，除苏联办的《时代日报》以外，上海各报都不敢刊登。
民盟总部宣布解散，并未征求地方组织和广大盟员的意见，民盟内部很快出现分歧。
民盟南方总支部郑重声明：绝不因独裁政府之非法压迫而停止活动，同时号召海外盟员一致反对独裁制度！
民盟华北总支部负责人张申府则宣布解散民盟华北总支部、北平市支部、河北省支部。民盟北京临工会又采取反措施，并报告总部要求开除张申府盟籍。
民盟总部被迫解散后，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中央委员周新民等秘密到达香港，召开三中全会。
三中全会决议：否认南京反动独裁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无理狂妄举动。
三中全会更代表全体盟员表示：不能接受本盟总部在南京反动独裁政府的劫持与威胁之下，未经合法会议而发表的“辞职”、“解散总部”及“停止盟员活动”的声明。
三中全会还决定：由沈钧儒、章伯钧两人轮流担任代主席，领导全盟工作。
民盟三中全会之后，许多地方组织积极响应，秘密恢复活动。香港民盟总部还决定成立民盟上海区执行部，由辛志超任主任，后由史良任代主任。
三中全会在民盟历史上关系重大，有人说：过去宣布解散的是右派，现在夺权的是左派。
果然，与解散民盟有关的三位民盟领导人张澜、黄炎培、罗隆基都滞留上海，都没有公开表示对“五一口号”的态度。
过去，由于对人身安全的考虑，曾经使民盟出现政治上的动摇。现在，国共大战炽烈，民盟能否立场坚定？
还有人想到：民盟与中共之间，历史上曾有过节——
民盟曾经是个相当庞杂的组织。1941年3月，十七个中国政坛的著名人物在重庆秘密签名组织政治集团——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推定黄炎培为常委会主任。发起人认为救国会太左暂不约请，而半年以后才邀请沈钧儒参加。
民盟的发起人来自三党三派（青年党、国社党、第三党，救国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但又都是以个人身份入盟，因此，民主政团同盟的基础不稳，约束力很弱。
民盟最年长的成员张澜始终没有党派隶属，因为他善于调和党派间的关系，被大家公推为主席。后来，无党派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