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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另一个“民主促进会”，194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多是上海文化教育出版界知识分子。民进领导人马叙伦曾率领上海和平请愿团，在下关事件中首当其冲。1947年冬，中共地下组织帮助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徐伯听等到达香港。
戴黑框眼镜的马叙伦庄重地说：“我们的想法老蒋不听。现在的中国，还是靠共产党把舵。”
民进的另一位领导人王绍鏊提醒：“我们现在召开的政协不是过去那个旧政协，新政协不准反动分子参加！”
当年，多少民主人士怀着对和平民主的期望，热诚参加国民党提议的政治协商会议。不承想，国民党连自己举起的民主招牌都要丢弃，没多久就发动全国内战。绝大多数民主人士从此得到教训D，再也不受国民党假民主的愚弄！
与会者还有一个特殊人物，门口的警卫都是他的手下。中国致公党主席陈其尤出言豪爽：“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救国，海外华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我们不能容忍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蒋朝！”
致公党是历史最久的政党之一，1925年成立于美国旧金山。其前身，是美洲旧金山致公堂，历史悠久的洪门团体。致公堂虽然是带有封建色彩的帮会组织，却很早就支持祖国的辛亥革命。孙中山曾加入致公堂，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整顿组织，制定章程。1946年初，致公党总部在香港恢复活动，这个最早支持国民党的党派也投入反蒋阵营。致公党组织不乏武林中人，在间谍横行的香港，主动充任民主党派活动的护卫工作。
李章达发言出口成章：“封建独裁势力，纵使改头换面，必须拒绝！帝国主义侵略，无论日本美国，必须铲除！中华民族该翻身了！”
李章达代表的中国人民救国会，发起的初衷是动员人民抗日。但是，蒋介石就是不准人民抗日，悍然逮捕救国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仆、史良、王造时、沙千里七人。举国激愤，救国会“七君子”闻名海内外。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中国最早成立的民主党派之一。1927年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愿发动清共，遭到国民党左派的强烈反对。1928年，在宋庆龄、陈友仁的支持下，邓演达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布《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反对假托国民党旗号的新军阀，号召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从此，国民党内部的爱国民主人士先后组织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等党派，1947年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消瘦的彭泽民是国民党左派元老，他动情地说：“中国的农工平民大众陷于死亡线上，蒋政权已经面临全面崩溃，解救民族危亡，此其时矣！”
发言态度一致，与会人士把目光转向在座的一位老者。
个子不高的沈钧儒，高额头、长胡须，活脱脱一个寿星老！
沈钧儒在晚清时代就请愿召开国会，中华民国成立时是浙江省议员，又加入同盟会。沈钧儒反对袁世凯、反对曹琨、反对孙传芳，沈钧儒参加北伐、参加中华民权保障同盟、发起救国会。参加国民参政会、参加政治协商会议……民盟总部被迫宣布解散之后，沈钧儒潜赴香港，与章伯钧组织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公开谴责南京反动政府，决定恢复民盟组织和领导机构……沈钧儒堪称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帜！
沈钧儒认为：“中共‘五一口号’一呼而天下应，足见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以解决国是，非一党一派之主张，而是一切民主党派和民主团体乃至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
章伯钧随即建议：“应该在海内外立即发动新政协运动，号召人民起来拥护新政协。”
这时，在座的共产党人潘汉年发言了。
提起英勇奋战的共产党人，香港人往往带有几分畏惧。可是，这个潘汉年却有“富有魅力的共产党人”之誉。人们听说，高级间谍潘汉年曾在日军控制之下的香港抢救许多文化名人；人们听说，绰号“小开”的潘汉年娶了香港道亨银行董事长的女儿；人们听说，潘汉年既文雅风趣又豪侠仗义，既见识卓越又谦恭和气，他到哪里哪里就满堂春风……毛泽东在给李济深、沈钧儒的信中写道：“兹托潘汉年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潘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从事秘密工作的潘汉年较少出席公众场合，参加双周座谈会也不多言。中共中央规定：共产党员在双周座谈会上只能以朋友身份出席，多听少谈，绝不能给人以领导之感。潘汉年谦恭地说：“本党主席毛泽东先生提议：政协会议地点设在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会议时间以今年秋天为宜，不知各位有何意见？”
在座的惟一女性何香凝十分爽快：“政协会议及早召开为好！我们要高举义旗，不给蒋介石喘息之机！”
何香凝与夫君廖仲恺，自创立兴中会起，就是孙中山倚重的肱骨同志。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之后，何香凝与孙夫人宋庆龄一起，始终坚持联合共产党，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左派。内战爆发后，何香凝又支持李济深在香港创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何香凝的政见，在民革内部极受尊重。
现在就看李济深的态度了。
民革主席李济深是个深沉稳重的人。李济深原本军人出身。黄埔军校创立时，孙中山本来选中粤军名将李济深负责，后来又改由蒋介石担任校长，李济深则任教育长。北伐军中，蒋介石任总司令，李济深任总参谋长。从北伐到抗战，李济深数次担任蒋介石的副手，也数次举旗反蒋。国民党内，公认李济深是屈指可数的谋略家。可是，在政界，李济深留给人们的印象是，反蒋派的色彩似乎比民主派的色彩更重。
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教训，他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与会十二人当即商定，立即联名响应中共“五一口号”，共同策进完成大业！
但是，关于政协会议的地点、时间，李济深则表示，尚须从长计议……
1948年5月5日，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等十二人响应中共“五一号召”，致毛泽东电与向全国的通电，同时发表。
一呼百应！
一时间，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
陈嘉庚动作更早，5月4日就代表新加坡华侨致电毛泽东。
5月5日致电的还有马来亚霹雳州侨团。
华侨不愧为革命之母，海外侨团相继发表通电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马来亚吉灵丹州侨团（5月7日）、逞罗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月16日）、马来亚摈榔屿七十一个侨团“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大会”（5月18日）、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5月19日）、旅法参战华工总会（5月）、加拿大云高华华侨民众社（5月）、古巴华侨拥护民主大同盟总干部执委会（5月）、中国民主同盟缅甸支部（5月）……
在港的人民团体也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
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理事郭沫若、马叙伦等声明（5月）、在港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沈雁冰等一百二十五人声明（6月4日）、留港妇女界何香凝、刘王立明等二百三十二人宣言（6月）……
任何独裁者总有权力不及的地方。蒋介石把反对派统统赶出国统区，却使香港形成反蒋的民主大本营。
国内解放区，中共登高一呼——
海外华人、民主人士齐声响应！
“五一口号”能够顺利推行了？
3．猜疑
北来南往，“五一口号”在海内外引起轰动。大家都要开政协，然而具体步骤呢？
5月，6月，7月，三个月过去，中共中央令人不解地迟迟没有正式回答各民主党派的响应……
其实，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此时比谁都急：
4月30日发出“五一口号”。
5月1日毛泽东给李济深、沈钧儒写信。
5月2日，中共中央电示上海局，明确指出：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同时还强调：必须由参加会议的每一个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周恩来开出二十九人名单：“拟邀请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沈雁冰）、马叙伦、章乃器、张炯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复亮、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荪、许德珩、吴晗、曾昭抡、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前来解放区参加协商。”
5月7日，中共中央又电示华南分局，布置筹备政协会议。
经过中共中央的一再催促，5月14日，潘汉年从香港向西柏坡发报，简要汇报香港各民主党派5月5日对“五一口号”的反应。
周恩来嫌情况简单，立即派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电告香港分局：应将各地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电文内容和署名全衔电告中央，尤其是致毛泽东电，更应全文电告中央。
可是，香港分局迟迟没有落实周恩来这一指示。
等待一个月，到了6月13日，毛泽东又起草电报，请上海局、香港分局并告潘汉年：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征询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有关问题，如开会时间、地点，何人召集，到会代表，应当讨论的问题，人民代表会议何时召集以及如何召集等项的意见。
潘汉年还是迟迟没有回答……
这不免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