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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参加新政协的范围，大家认为，新政协同旧政协根本不同，就此商定：“即在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派及反动分子必须除外，而由反美、反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的民主人士组成，也要邀请少数右派而不是公开反动的分子参加。”
这样，参加国大的民社党、青年党等就被排除在外。但是，对于中华职业教育社、民社党革新派等党派组织能否参加，就有争论。
谭平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胁从分子，如果能弃暗投明，可以免除同反动头子同归于尽，但不能参加新政协。
蔡廷锴、朱学范、李德全主张多团结一些国民党中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人，对于一些组织是否参加，得视形势发展审慎研究商议。
李济深从香港寄来信件建议：“应注意解除国际中间人士及国内多数人之疑虑，俾更易瓦解蒋政权”，对于蒋管区的各实力派、地方政权、部队或地方团队、党派、政团、人民团体、社会贤达、历史宿将，“策动其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反独裁、反戡乱、反内战之原则下，见之行动，允许其参加政协会议”。
李济深的建议——将参加新政协的范围扩大到国民党阵营的起义人员，一时引起争议。中共香港分局立即将李济深的意见报告了中央。
吸取新的意见，中共中央于11月3日提出：新政协“应多邀请一些尚能与我们合作的中间人士，甚至个别中间偏右者，乃至本来与反动统治阶级有瓜葛，而现在仍可能拥护联合政府的人，以扩大统一战线”。
经过多次电报往返，三地民主党派人士与中共达成共识：新政协筹备会由中共与赞同“五一口号”的各主要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二十三个单位的代表组成；新政协筹备会的任务为负责邀请各方代表、起草文件、召集正式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由中共起草，经各方同意后，俟开会时正式通过；筹备会会址设在哈尔滨。
其中有一条重要补充：“此外再有增加单位的提议，可随时协商，在筹备会中正式决定。”
这就为后来者留了门。
哈尔滨的民主人士还提出：出席团体应增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平津教授”应改为“全国教授”，目前主要由平津教授参加，待南方解放后邀请南方教授参加；“南洋华侨民主人士”应改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其代表可以响应“五一口号”最早的南洋华侨为主……
各方人士达成协议：新政协参加单位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区域、人民解放军各单位等共计三十八个单位组成，拟在1949年召开。
最后，大家还赋予新政协一个新的使命：制定共同纲领与建立中央人民政府。
原来，“五一口号”为新政协规定的任务是：“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就是说，新政协召集人大会议后，即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后再由人大建立政府。
目前的方案，则把建立政府的任务，由人大转交政协。
按照中共原来设计的民主进程，建国任务应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完成。但是，召开全国人大的前提是全民普选。显然，这是在战争状态中无法进行的工作。
国内战局正处于决战阶段，急需建立中央政权以打掉国民党的正统地位。出于现实考虑，东北的一些民主人士建议：由政协代行人大职责。
11月3日，周恩来起草中共中央致高岗、李富春电：“依据目前形势的发展，临时中央人民政府有很大可能不需经全国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径由新政协会议产生。”
这样，新政协就要代行人大职责——协商建国。
新政协被赋予至高无上的使命，当然，必须有各方头面人物参加。
解放区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士，又把目光集中到民革主席李济深身上。然而，李济深到底来不来呢？
7．李济深也有自己的战略判断
共产党要夺取全国胜利，国民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1948年秋季，中国大地从南到北展开了一场生死大决战。
就在这个时刻，却出现“和平”论调。
储安平主编的上海《观察》杂志鼓吹中立、客观立场，在知识界向有影响。国共武战，《观察》文战，每期发表文章评论政局，主张和谈者多。1948年10月，《观察》发表张申府的文章“呼吁和平”。
民盟华北总支部主任委员张申府曾是中共创始时的党员，他既是周恩来的入党介绍人，又是周恩来到黄埔军校任职的介绍人。张申府后来脱离共产党，参加了民盟。在国共和谈中，张申府总是与共产党合作，此时却发表如此文章，激起香港民盟总部的很大反感。联想起1947年国民党压迫民盟解散时，张申府曾在北平以个人名义登报声明解散民盟华北组织；1948年初还联名支持唐嗣尧竞选立法委员。民盟中央决定：开除张申府盟籍！
由此，张申府这位旧政协的风云人物，失去了参加新政协的机会，直到第五届政协才成为委员。人们奇怪，一向倾向共产党的张申府，怎么会在共产党得势的时候说反话？据说，张申府此文是较早写就，被别人放在这个时候发表，造成历史误会。但是，无论此说是否属实，1948年夏秋，第三方面人士中呼喊和谈的还是大有人在。
战场上枪炮声轰天震地，国统区和平呼号不绝于耳，新政协似乎还不是最强音……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书记处书记周恩来多次致电香港：一定要安排李济深在1948年冬天到达解放区。
可是，李济深此时正忙于接待客人。
此时，关注李济深的不止是民主阵营。
总裁独裁，蒋介石闹得一个执政党人怨沸腾，党内党外无不寻找替代人选。李济深本来在国民党中就有深厚的人脉，又在香港打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俨然众望所归。
“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宋子文因金融危机辞职后，调任广东省主席。贬职广东之后，宋子文立即把触角伸向毗邻的香港。1947年11月，宋子文派代表到香港联络李济深，提出组建一个“和平统一大同盟”，由李济深担任主席，而后联合民主党派与西南地方势力，请蒋介石“出国半年”，逐步接管中央政权。这次活动没有得到李济深的同意。1948年6月，宋子文又亲自到香港找李济深。
宋子文不但是蒋“总统”的妻兄，而且是国民党内最大的亲美派，国际背景深厚。李济深不但是广东派系之元老，而且可以与蒋介石分享“黄埔系”之军队资源，人事资本雄厚。宋子文自称有美国支持，希望与李济深合作，疏通广东的张发奎、余汉谋、薛岳和云南的龙云等，再联系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在广东另组政府，推翻蒋介石，直接与共产党谈判。
香港还来了一位美国贵客——前国民政府招商局局长蔡增基。
离职后的蔡增基多年侨居美国，不问国内政事。1948年秋，却有几位美国议员恳请蔡老出山。惯于操纵别国政局的美国政客，打算在中国换马。他们认为，李济深是一位具有号召力的领袖，足以取代声名狼藉的蒋介石。蔡增基与李济深素有交往，被选中作说客。他携带的信息是：美国政府将提供大量美援，支持国民党内部的自由派人士取代现领导。中国积贫积弱，从晚清到北洋，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图谋天下的集团从来都依靠外国援助。美国政界当然以为，美元，对于中国政治家，具有无穷的诱惑力……
无论是美国还是宋子文，合作的前提都是反共。这就引起民革内部的警惕。何香凝、蔡廷锴、谭平山、朱蕴山、梅龚彬等都主张不要理会，但李济深依然来者不拒。
香港开始流传对李济深的猜疑……
众所周知，李济深虽然是反蒋宿将，却并非一贯联共。
“本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老蒋把李济深剥夺殆尽，李济深当然要联合国内最大的反蒋力量——中共。但是，这种合作是否已经巩固，人们还要观察。
近来，李济深更频频派人与国民党地方军政要员联络。据说，李济深还要与李宗仁联合倒蒋……
人们担心：如果别的势力能实现李济深的反蒋宿愿，那么，他是否坚持与共产党合作呢？
李任公乃韬晦之人，平时不与他人轻言心事，就是老友相处，也正襟危坐。近来，李公馆宾客盈门，但是，谁也把不准李济深的脉搏。
民革中央候补委员张克明发现，近来，任公经常掏出随身佩带的玉佩，在大腿上一下一下地摩擦……
那是李济深犹豫不决时的习惯动作！
李公馆的政治动向，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港英警方政治部主任黄翠微频频到府拜访。公开理由是，关注任公的安全。
主持中共香港统战工作的潘汉年，更把李济深作为重中之重。
李济深是潘汉年的老相识。1933年福建事变时，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曾多次与李济深会谈。抗日战争期间，李济深在广西桂林主政，坚决主张抗日，与共产党合作愉快。后来，周恩来曾策划组织华南民主联军，由李济深担任司令。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反蒋力量加强联系，秘密筹组党内革命组织，共同开展斗争。但是，如何在派系丛生的国民党内部推举一位众望所归的人物主持大计，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946年3月，为了欢迎桂林行营主任李济深抵达重庆，在重庆广东酒家举办了一次盛大宴会。宴会的举办人居然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与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两位重量级人物。冯玉祥在欢迎词中还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