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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他们面临的局面令人恐惧。
1948年6月军费占预算总额47％，赤字高达三百万亿元！1948年1月至8月上海物价竟然上涨五十六倍！
文质彬彬的贤达拿出霹雳手段。
正当冯玉祥在大西洋航行的时候，8月19日，一个由蒋介石、翁文灏、王云五联名签发的《财政紧急处分令》出台了。
这次“币制改革”规定：自8月19日起发行新币“金圆券”，以一元金圆券兑换三百万元法币；以金圆券兑换人民手中的黄金、白银及外汇，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金圆券限期于10月20日以前兑换完毕，逾期者严办。同时还规定加强管制经济，实行限价政策。
年轻时搞过交易投机的蒋介石知道，用缺乏信用的纸币收缴人民手中的硬通货并不容易。蒋介石特任长子蒋经国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率领“经济勘建大队”到中国黄金最多的城市上海督战。
太子出马，声势非常。
蒋经国到任两天，出动六万军警在全市搜查；到任十天，成立十万人的“上海青年服务队”。
蒋经国在万人大会上动员，表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发誓“只打老虎，不打苍蝇”。
多年留学苏联的蒋经国比别的国民党员多了些政治招数，很快掀起一场运动。青年服务队号称“打虎队”，上街游行，入户搜查，挖地三尺……
不久，蒋经国又抓了几个典型：
财政部秘书陶启明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股票投机，被逮捕判刑；
上海警务部科长与上海警备部第六稽查大队队长两人因勒索被处决；
华侨王春生因把存款汇往纽约被处死。
太子动真，上海的富商大贾平民百姓谁敢不从？
一个月后，中央银行收讫黄金、白银、外汇价值三亿七千万美元，物价也稳住了。
蒋经国被国际舆论誉为“中国经济沙皇”。“蒋沙皇”满怀信心地宣称：“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要同样的打！”
尽管蒋经国打出为人民服务的旗号，还是有人看出所谓币制改革的实质。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员多为上海的民族工商业者，在这次币制改革中受害最重。大批货物被限价出售，存期超过三个月的货物一律没收，纸业、杂粮业、糖业公会理事长被扣押当作人质，全市工商业损失相当于金圆券两亿元！物质利益的被剥夺使他们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政治实质，他们纷纷以关厂、关店、转移资金等方法暗中对抗。深通经济的胡厥文在“星五聚餐会”上指出：中国的经济已经病入膏肓，不是采用军事管制方法所能解决的。所谓币制改革，不过是官僚资本运用军事政治力量对人民群众包括民族资本的又一次赤裸裸的大掠夺！胡厥文预言：所谓限价政策，也会使得郊区粮农不到市区卖粮，引起抢购风潮。
初战告胜，蒋经国气势如虹。
从苏联回国后，蒋经国一直谦虚谨慎，惨淡经营，营造公正贤能的个人形象。如今，这形象得到机遇，在打虎中凸现出来。有人鼓噪：蒋经国才是国民党的希望！
没想到，打虎英雄的形象很快贬值。
打虎队捉拿了两个违法外商，立即引起英国、法国大使抗议，蒋介石哪敢得罪外国人，急忙下令放人。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中国人里面蒋经国怕谁！连上海帮会老太爷杜月笙的公子也被太子抓起来了。杜月笙无奈，咬出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孔公子囤积的违禁物资堆积如山，蒋经国又把表弟也抓起来。这下可惊动了总统夫人，宋美龄亲自飞到上海，私自把孔令侃接走，送往国外避难。
太子不敌皇后，打虎英雄惟有抱头痛哭……
太子出马，也依然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上海人全明白了：国民党的币制改革，原来是把人民的财富集中到权贵手中！
手中的金圆券眼看贬值，就拿到工厂订货，工厂也不敢滞留现金，又赶紧购买原材料，原材料商乘机涨价……上海限价反而引起汉口、重庆、广州等城市的物价飞涨。
9月24日济南失守，上海人心浮动。10月1日，上海市宣布烟、酒等七类商品税额增加七十一倍，立即引发抢购风。抢购粮食，抢购布料，抢购日用百货，抢购油盐酱醋，连棺材都抢购一空！
形势比人强。11月1日，政府宣布取消限价，蒋经国向上海市民道歉。11日，政府修订金圆券发行办法，不再限制人民拥有黄金、外汇，取消金圆券的含金量保证……
战场尚能挣扎，经济已经溃败。
币制改革的失败，也是“社会贤达”的失败，“太子”的失败。
黑暗政治中的一点点儿火花都熄灭了，蒋介石还能指望谁呢？
4．水泊梁山聚义旗
共产党这边却是风生水起，众星汇聚。
毛泽东、周恩来正忙着争取人心。
从抗日民族战争转入国内阶级战争，共产党的政策也有转变，从团结各阶级抗日转入对官僚地主阶级开展斗争。有些地方党组织对统战政策把握不住，出现一些“左”的偏向。转折期间，中共中央屡次指示，着力纠正党内“左”倾，尽力团结党外民主人士。
1948年，根据土改需要，中共中央要重新颁布关于划阶级成份的文件。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共曾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农村，不但打击地主富农，还剥夺中农；在城市，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四面出击，反而导致自己的战线越来越窄。1933年的文件为知识分子划成份时，地主出身就是地主，富农出身就是富农。
现在，着力纠正左倾的毛泽东认为：划分知识分子成份，着重点不应放在社会出身方面，而应放在社会职业方面。这样，就使大批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职业确定成份，成为军人、职员、教师、工程师……
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因而成为革命队伍的成员而不是革命的对象。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的地方政权实行“三三制”政策，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工农分子、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对比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三三制”传为国内民主佳话。进入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些地方组织以为“三三制”过时了，有的甚至在土改中打击民主人士。中共中央及时发现这种倾向，坚持维护“三三制”，还责成各地将党外人士列出名单，注明简历、现状及对其待遇意见，电告中央。中央统战部还统计全国各界有影响的人物，统筹安排新政协名单。
过去，中共长期在农村经营根据地，对城市执行的是破坏政策，有些干部惯于认为城市是国民党的。直到解放战争，有些干部进城后还动不动开展斗争，吓得资本家不敢投资生产。中共中央向全党强调，现在准备夺取全国政权，城市和工厂就是自己的了，必须严格执行城市政策。
注意研究经济的朱德提出四句话：“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泽东将其概括为“四面八方政策”。
周恩来认为：私人资本虽然压迫剥削工人，但他们自己也受官僚资本的压迫，工人应联合他们为推翻蒋政权而斗争。周恩来说：剥削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愿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是欢迎的。周恩来还在1948年6月草拟《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完整方针，规划未来的经济成分有公营、私营、合作社三种。
攻克开封时，中共中央指示，对敌方党政机关、经济机关与文化机关的人员、警察及豪绅地主等均不要俘虏和逮捕，而应令他们负责维持城市秩序。对知识分子应尽量招收。除持枪抵抗者以外，不杀一人。这样，先解放的城市，就成为中共城市政策的示范区。许多被解放军围困的城市，无论平民、知识分子还是国民党军政人员，都不反对中共接管。
权力分配，是一切民主口号的实际检验。许多民主党派在讨论新政协事项时，都提出自己的地位问题，主张成立联合政权。但也有人担心：天下是共产党打下的，岂能让民主人士分一杯羹？
中共筹备召开全国工代会《后称第六次全国劳动大会》，周恩来特别布置：要安排民革的朱学范担任全国总工会的副主席。会议前夕，周恩来又具体要求大会的中共党组，应表现出党的代表与非党代表的合作精神，不要只有党的活动而看不见与非党人士的共同活动。
东北解放区成立政务委员会，中共中央特意提出要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和原东北军干部高崇民担任副主席。
在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的人事名单中，周恩来提出增加前议长成仿吾、历史学家范文澜，政府副主席除原“三三制”政权的蓝公武外，还要增加杨秀峰。
提前邀请非中共人士参与政事，使民主人士看到中共的诚意。显然，即将召开的新政协，不会是独家天下。
除了新政协代表外，周恩来还着手延揽各方人才。
周恩来布置国统区共产党组织转告三联书店负责人，将三联工作人员及编辑人员逐渐转到解放区。
周恩来布置香港分局及夏衍，将散在上海、南京、重庆、香港等地的电影、戏剧人才动员来东北、华北。
周恩来布置统战部，通过各种关系接近掌握国有资产的资源委员会、香港招商局、中国航空公司、中华航空公司的负责人。
周恩来布置，要设法把国外的华罗庚、李四光等科技人才接回祖国。
解放区的大门对所有新中国的建设者敞开！
中共中央统战部在石家庄设立招待所，专门接应各地前来的民主人士。工作人员笑谈：我们在梁山竖起聚义大旗，欢迎全国的英雄好汉！
5．千古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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